中央研究院近日公布第34屆院士名單,新科院士28人創下近年新高。以學科背景而言,新科院士柯志明是社會學者,但他以歷史社會學切入台灣史研究,代表作包括2001年《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2021年《熟番與奸民:清代台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等書,備受台灣史學界肯定。值得一提的是,柯志明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柯旗化的兒子。
這三十餘年來,台灣史研究領域的蓬勃發展,尤其去(2023)年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甫慶祝成立三十年,也有許多年輕新秀投入台灣史研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從1998年選出曹永和為首位台灣史院士之後,中研院已經超過二十年沒有誕生第二位台灣史院士,幕後的原因值得仔細玩味。
![](https://newcongress.tw/wp-content/uploads/2024/07/中研院需要選出更多台灣史院士.jpeg)
難以否認的是,能夠當選中研院院士的學者,都是學界公認的頂尖人才。另一方面,也有學界公認的一流學者與院士榮譽失之交臂,例如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終生都未成為院士,卻無損於他們的新儒學宗師地位。
也有學者直到晚年才獲得這項遲來的桂冠,例如史學大師錢穆,有資格入列1948 年的中研院第一屆院士並不為過,然而他遲至 1968 年才獲得院士。根據史家翟志成2019年發表的論文〈錢穆的院士之路〉可知,關鍵因素是當時屬於中研院主流的北京大學派學者,抱持反傳統主義立場,雖然承認錢穆是學術巨擘,卻認為他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因此在當初的院士選舉並未力挺他。
由此可見院士選舉的性質,是學術金字塔最上層的封閉小圈圈選舉,誰能在院士選舉勝出,涉及一個隱微而敏感的問題,也就是「學術品味」。這背後與主觀的價值判斷有關,就像錢穆身處的時代,因為北大派的反傳統主義盛行,讓他在院士選舉吃了大虧。
檢視中研院官網,本屆之前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共55人,國外26人,國內22人,大陸及港澳地區7人,國外院士多於國內院士。更具體地說,中研院院士現在的學術品味是「外國月亮比較圓」,這些國外院士結合留學歐美名校的國內院士,佔有人數上的絕對優勢,使得「國際漢學」成為中研院的人文學術主流。於是,在學術金字塔最頂端的中研院院士群體,與近三十餘年來緊跟著台灣社會脈動發展的台灣史研究陣營逐漸脫鉤。
曹永和在1998年成為首位台灣史院士,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首先,他僅有中學學歷,卻能通曉古荷蘭文等多種外文,成為稀有的荷治時期台灣史專家,被尊為「自學典範」。其次,他在台大圖書館長年任職,與台大為主的史學界建立起密切關係。在當時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浪潮之下,曹永和當選院士頗能振奮人心,也引起新聞媒體的大幅報導。
我們呼籲,中研院不該忽視這三十餘年台灣史學術化之後的豐碩研究成果,需要鼓勵選出更多優秀的台灣史院士,呼應台灣社會的這股浪潮。
作者: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