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2023年12月的新北市國中命案，因「校園安全」與「少年犯罪」問題再度引爆社會關注。案情指向林姓女學生涉教唆其乾哥郭男持刀殺害楊姓國中生，起因為被害者曾阻止其擾亂班上秩序。此案震驚社會，也成為外界檢視《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少年司法制度的焦點。日前高院裁定郭男12年有期徒刑、林女11年有期徒刑定讞，受害家屬不滿判決而召開記者會，被害者父母公開控訴《少年事件處理法》過度偏向加害者，並質疑審理過程讓家屬遭受「司法二度傷害」，甚至指責部分司法作為形同幫兇。 被害者父母指出，審理期間法官多次以《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名採取對加害者較寬容的態度，對於加害者缺乏反省的表現未見有效約束，亦疑似縱容辯護律師於法庭上以刺激性言論擴大衝突。家屬更表示，面對加害者揚言出獄後將尋找秘密證人或對被害者家屬報復的言語威脅，加上未來可能假釋、甚至可能不留案底等制度安排，使他們長期處於憤怒、恐懼與無奈之中；記者會內容迅速引發公眾強烈憤慨。其後，司法圈亦出現匿名「澄清」聲音，將焦點導向《少年事件處理法》對加害者過度寬容，並主張法官僅是依法律精神行事，進一步把責任指向國會未從嚴修法，甚至提及社會輿論壓力與民粹情緒打擊法官士氣等問題。 然而，若制度缺陷與司法實務同時被質疑，社會真正關切的核心仍是：少年司法是否在保障加害者權益的同時，忽視了被害者家屬的安全、尊嚴與基本正義？ 回顧被害者父母召開的記者會，家屬控訴二審受命法官汪怡君曾在庭上表示「有沒有機會讓他們孝順你們？」此語被家屬解讀為要求被害者家屬配合「原諒」毫無反省的加害者，形同為輕判提供理由與台階；而一審審判長劉麗君的程序安排亦遭嚴厲批評，家屬指出其讓秘密證人與加害者證人在走廊「不期而遇」，甚至出現當庭對質的情況，疑似未充分顧及證人安全與保護機制。家屬因而反問：若真要談「孝順」與和解，為何不讓加害者去「孝順」法官？此番控訴再次讓公眾將焦點集中在「司法體制是否偏袒加害者」「證人保護是否失靈」「被害者權益是否被邊緣化」等關鍵議題。 面對新北市國中生命案遺屬的悲痛控訴，社會各界不能只停留在口頭譴責的程度，而是該採取行動的時候，筆者認為有數個方向可以施力： 一、敦促有關部門、國會朝野政黨盡快修改《少年事件處理法》，針對兇殘、惡性重大之未成年加害人，建立更嚴格的處分與審理機制，例如研議比照成年犯審理、提高刑責上限與從重從嚴處罰標準，並明確限制重大案件之案底撤銷，以回應社會對「重大少年犯罪量刑」與「制度嚇阻力」的要求。 二、面對此案承審法官與辯護策略引發的爭議，包括疑似袒護加害者、程序安排可能危及秘密證人安全、以及被害者家屬隱私權與人身安全疑慮，司法院乃至監察院應啟動調查與監督機制，釐清審理與保護措施是否符合法定標準；除追究個案責任外，更應推動司法實務改革，建立更透明、可檢證的證人保護與被害者權益保障流程，以降低「制度性二度傷害」的風險。 這起命案不僅奪去一條無辜少年的生命，更讓被害者父母在少年司法制度與審理實務中承受長期的二度傷害。社會公眾若要真正回應遺屬的沉痛心聲，必須聚焦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大少年犯罪的量刑與假釋門檻、秘密證人與被害者家屬的安全保護、以及司法程序對被害者權益的制度化保障。唯有以具體制度改革與外部監督促成改正，才能降低類似悲劇與冤屈再度上演的機率。 作者：洄瀾客

2026年2月8日，高市早苗率領自民黨在日本眾議院改選中狂掃316席，不僅跨越修憲門檻，更確立日本戰後和平主義的徹底轉向。這是日本國民面對極權不再低頭的集體決斷。 首先，這場選舉傳遞了一個震耳欲聾的訊號，「台灣有事，就是民主有事」。最震撼的指標莫過於前外相、立憲民主黨大老岡田克也的落選。這位連續當選12屆、曾任副總理的重量級「鴿派」人物，過去在國會強烈質詢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對策」，不斷販賣「日本將被捲入戰爭」的恐懼。結果卻是，他被日本選民無情淘汰。除了岡田，那些長期主張「對中友好」、反對修憲、對強化國防持保留態度的在野黨候選人，幾乎遭遇毀滅性打擊。日本民意已定調，軟弱不是選項，備戰才能止戰；任何對侵略者的幻想，都是對國家安全的背叛。 其次，看看馬英九、鄭麗文、賴士葆等人的言論，完全複製了那些被日本民意唾棄的邏輯。馬英九前總統對高市早苗提及「台灣有事」感到不滿，批評這是「躁進干預」，主張回歸「兩岸內政」。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將日本對台海的關切扭曲為「軍事正常化的藉口」，認為這會「刺激北京」。即便選舉結果出爐後，鄭麗文依舊胡扯現在的情況是「日本有事、台灣有事」。賴士葆立委則在國會質詢時質疑日本是否真會出兵，警告不要寄望他國，試圖散播恐懼、瓦解民心。 這些言論的共通點只有一個，不去譴責製造威脅的北京，卻忙著質疑盟友的誠意。這種「未戰先降」、替敵人長威風的心態，正是台灣國防最大的破口。 最後，高市早苗面對國會掣肘，勇敢解散國會，直接訴諸民意，最終獲得了推動國家前進的強大引擎。反觀台灣，本應監督制衡的國會卻在「白藍合流」的惡性杯葛下，兩年來不斷地出現毀滅性的扯後腿作為。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被狂刪、凍結，115年度總預算索性不審查，美國對台軍售案與關稅案在立法院屢遭無理杯葛，連「討論」的機會都被沒收。這不是為人民看緊荷包，而是為敵國看緊台灣的咽喉，替北京解除台灣的武裝！ 台灣雖無法像日本一樣即刻解散國會，但年底的縣市長大選，人民應拒絕地方樁腳的紅包帖與人情小利的收買攻勢，在國家存亡的斷崖前，展現出最具震撼力的怒吼，締造壓倒性的勝利，才能讓那些媚中的藍白政客真正體認「台灣有事」的終極重量。請用手中的選票告訴全世界，台灣人選擇像日本一樣，昂首挺胸面對極權，將出賣國家的政客掃進歷史的灰燼裡！ 作者：秦靖

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壇取得壓倒性勝利，這不僅是個人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象徵日本政治風向的轉折。她長期主張強化國防、自主科技、經濟安全保障，以及對中國採取更審慎甚至強硬的立場。若這樣的政治路線獲得日本選民高度支持，意味著東亞地緣政治已進入一個更明確的價值對抗與安全競逐階段。 首先，可見的是「價值同盟」的深化可能。高市早苗屬於自民黨內保守派核心人物，強調民主國家間的戰略合作。在美日同盟穩固的架構下，若日本更積極投入印太安全布局，台日之間在安全對話、經濟安全合作及科技供應鏈整合上，勢必會更加緊密。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台積電赴日設廠已不僅是投資案，而是區域戰略分工的一環。這對台灣既是機會，也是壓力——如何在合作中維持技術主體性與戰略自主，將是關鍵課題。 其次，高市早苗強調「經濟安全保障」，這反映出全球化已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過去講求最低成本與最大市場，如今更重視供應鏈韌性與戰略可控性。日本若進一步強化關鍵產業本土化與技術保護政策，台灣同樣需要思考：在全球供應鏈重組過程中，我們是被動配合，還是主動布局？這將考驗台灣產業政策的前瞻性與政府的戰略整合能力。 再者，高市早苗若以保守而鮮明的立場勝出，也說明當前選民對於「清晰路線」的需求高於模糊妥協。這對台灣政治文化亦是一種提醒。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環境下，國家定位與安全戰略無法長期維持曖昧。清楚的國家戰略敘事，比短期選舉算計更為重要。 然而，也必須保持理性。日本對台友好並不等於無條件支持。日本的所有政策最終仍以國家利益為核心。若區域緊張升高，日本強化軍備與戰略布局，台灣既可能獲得更多合作空間，也可能承受更高的地緣壓力。因此，與其單純期待外部力量的支持，不如強化自身國防能力、產業實力與社會韌性。 綜上所述，高市早苗大勝，象徵東亞政治正在進入「價值政治明確化」與「經濟安全優先化」的新階段。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啟示不在於誰勝選，而在於我們是否已準備好面對一個更競爭、更戰略化的區域秩序。機會永遠存在，但只有具備清晰定位與實力基礎的國家，才能在變局中站穩腳步。 作者：立雪

自幼親歷「文革」，彭麗媛於「黑五類」家庭環境中長大。18歲那年（1980）她第一次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20歲時（1982），彭麗媛首度在第一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登台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這首歌原本是歌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變化，充滿了樂觀、向上、豐收的意象。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此曲又被用來歌頌中國發展的成就。由於習近平曾在農村插隊（梁家河經歷），這類帶有泥土氣息且兼具宏大敘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習近平「從群眾中來」的親民形象，以及中共帶領人民脫貧致富的政治績效。 彭麗媛的許多名曲，諸如〈父老鄉親〉、〈白髮親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詞往往從微觀的「家」、「母親」、「土地」、「村莊」切入。這些歌曲將對親人、對故鄉的自然情感，無縫轉化為對抽象「祖國」和具體「黨」的忠誠。在她的演唱中，「母親」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國母親」；「父老鄉親」既是鄰居，也是「人民群眾」。這種情感連結毋寧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礎：黨是家鄉的守護者，愛家即愛國，愛國即擁黨。彭麗媛溫婉、大器的形象，強化了國家機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並傳播了剛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共宣傳系統極其擅長利用這種「家國同構」（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結構。 彭麗媛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 圖片來源：作者收藏翻拍 除此之外，彭麗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曲（如〈珠穆朗瑪〉、〈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這些歌曲中，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旋律、樂器）被保留，但經過了「學院派」的改良與標準化。歌詞內容強調邊疆地區乃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過漢族歌唱家（或代表國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演繹藏族或維吾爾族風格的歌曲，象徵著中央政權對邊疆文化的「包容」與「統合」。這在政治上強化了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敘事，消解了分離主義的潛在認同。 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出身的藝術家，彭麗媛的身份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紅色血統」色彩。她演繹過大量經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英雄讚歌〉）。這些歌曲不僅承載著中共建政的歷史合法性（革命敘事），同時也隱喻日後的習近平政權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繼承，並且連接了過去的「革命勝利」與現今的「強國復興」。 簡言之，彭麗媛的「中國民族聲樂」風格（宏亮、圓潤、華麗），本身就對應著中國極力宣揚所謂「盛世」的美學。整個歌聲聽起來富足、和諧、沒有雜音，彷彿在聽覺上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的烏托邦想像，這正是官方宣傳所需要的社會氛圍。 聆聽世界各國領袖「第一夫人」的聲音政治 自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後，身為中共政權近年備受矚目的「第一夫人」，彭麗媛的演唱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她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她的藝術形象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政治光譜上是高度重合且互為表裡的。 相較於此，同為亞洲共產國家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韓著名的「銀河水管弦樂團」歌手。她出身於藝術世家，受過專業聲樂訓練，這與彭麗媛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與金正日時代隱秘的正宮角色不同，李雪主頻繁公開亮相。她的時尚打扮和藝術氣質，經常被用來展示金正恩體制的「開放」與「現代化」，試圖以此對內軟化獨裁形象，對外營造「正常國家」的氛圍。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韓宣傳機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親」或「文藝指導者」，這與社會主義國家重視文藝宣傳的傳統一脈相承。 類似「同中求異」的事例，則是見諸2019年美國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拍攝紀錄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作為統治菲律賓長達二十年的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遺孀，鏡頭前她總是一身華服、作風豪奢。雖然不是職業歌手，但她年輕時是選美冠軍，擁有一副好歌喉，且極度熱衷於在政治集會上唱歌，甚至灌錄過專輯。 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伊美黛經常在公眾場合和外交活動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賓情歌《Dahil Sa Iyo》）。這種行為將嚴肅的政治場域轉化為娛樂秀，利用個人的魅力（Charisma）來麻痺民眾對戒嚴令的不滿。她的歌聲與美麗毋寧也是馬可仕政權「美麗與強大」敘事的一部分，用來粉飾太平，掩蓋獨裁政權背後的貪腐與暴力。 在1986年馬可仕政權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數年之後，斐迪南逝世，高齡九十歲的伊美黛帶領家族成員一步步重返菲律賓政壇。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 對照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體制，則又是另一番景況。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