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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還能夠走多遠?—從柯文哲與黃國昌各自的問題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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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於年初的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當中,各拿下超過300萬票的台灣民眾黨,雖然正副總統得票屈居3組候選人之末、區域立委也悉數鎩羽而歸,但該黨的立委不分區政黨票,仍然受益於與總統大選之間的連動效應等因素,因此使得該黨的立委總席次,由上屆2020年的5席,成長到本屆的8席,復以該黨在年輕族群之間看似聲勢不惡,被該黨支持者期待未來什麼樣的可能性,該黨因此在大選結束後的最初,被視為是已經小有基礎的第三勢力新興政黨,甚至該黨上起最高層權力核心、下至基層小草,也開始對2026年的多合一地方選舉、乃至於2028年的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產生這樣那樣的新的期待。

但,之後的事態發展,很快地讓該黨原本樂觀的氣氛,開始抹上一層暗影。

首先是該黨主席柯文哲,雖然在2024年總統大選落選後,柯文哲能夠表現的舞台一下子少掉不少,即使柯文哲再次寄生立院黨團、以黨主席監軍的角色繼續發揮影響力,並且繼續找尋曝光機會,也無以挽救迅速消風的網路聲量;而原本以為柯文哲能夠以黨紀及黨籍為武器,牽制重回政壇、與民眾黨合流,位列該黨不分區安全名單的該黨立院黨團總召—黃國昌,使其不致於過份囂張跋扈的預期,也在黃國昌逐漸確立實質主導立院黨團運作,驅使另外7名黨籍立委,與其在議題攻防同進退的態勢逐漸確立,並且引同屬在野陣營的中國國民黨黨團總召—傅崐萁為其奧援以後,開始變得投鼠忌器起來,甚至可以說現在的黃國昌之於柯文哲,已經很有脫韁野馬的架勢。

對柯文哲而言,更雪上加霜的是,也許是為了報先前大選藍白合談判拖延到登記截止前最後一天,談判結果依然徒勞無功,因此導致藍白合破局的冤仇,並且出於翦除2028年大選有力敵手的考量,中國國民黨以其執政的台北市府會、以及因此可得掌握的柯市府8年各種公文資料為基礎,開始執行打柯計畫,而民進黨在柯文哲最後依然叛離非國民黨陣營的夙怨在先,復以上次大選年輕選票被柯文哲瓜分、導致年輕選票優勢嚴重褪色在後,若再不出手削減柯文哲的氣燄,恐怕2028年將受創更深、甚至危及延續執政的盤算下,當然也很樂意跟進追擊,於是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的各種弊案,才有一一遭到摘發的空間,由台智光、北士科、京華城的三大案開始,加上南港轉運站、以及萬大蔬果農產批發市場改建工程後,成為所謂新.五大案。這樣的新.五大案,不僅是對柯文哲本人在首次競選台北市長期間,聲言要查辦五大案的最大反諷與業力引爆,同時也是中華民國政界,權力魔戒的又一次永劫回歸,更徹底拆破柯文哲原先所謂新政治與清廉自持等自我人設的假面具,經過這新.五大案的摘發後,相信應該不會再有多少人,還認為「阿伯(柯文哲)是清廉的」,實際上阿伯的吃相並沒有比舊政治的政客優雅到哪裡去,加上柯文哲的領導統御風格、以及因此所產生出來的種種恩怨,這也難怪:柯文哲在台北市府的舊部,除了現在還在民眾黨任職的少數人以外,雖然沒有出來落井下石,但也冷眼旁觀,沒有多少人願意出面為他辯護。

面對其個人從政以來最大規模超完美風暴的形成在即,以及顯然已經非常難以避免的司法追訴,現在的柯文哲大概也心裡有數,也許柯夫人陳佩琪提前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退休,除了能夠到私立醫院任職、賺取更高的薪資以外,還有為柯文哲將來因為官司纏身、遭到他所一手創立的台灣民眾黨停權後,所可能產生的黨權真空,進行事前布局的意味。但,如果對柯文哲而言最壞的事態—有案件在一審被起訴,導致柯文哲不僅黨權被停、連黨主席也被迫解職—真的發生,陳佩琪能否及時代夫出征、撐過黨內其他挑戰者的衝擊,順利承接黨的領導權,則依然是未定之天。

而這一系列的發展,相信作為該黨立院黨團總召、而且也頗有「有為者亦若是」之志的黃大立委,在看在眼裡的同時,大概也已經開始在為將來可能的各種發展,進行這樣那樣的推演了吧?只是黃大立委在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之餘,除了應該深思如何處理與柯文哲的關係、避免被多數人認為有過河拆橋(要知道,去年如果不是柯文哲求人孔急,願意讓黃國昌名列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安全名單,恐怕黃大立委將不會有東山再起的機會)的嫌疑以外,可能還是要好好琢磨「追二兔者不得一兔」這則日本諺語的深意,雖然中國國民黨黨內,現在已經在為2026年新北市長選舉,展開檯面下的角力,而黃大立委也看似已經得到侯友宜市長的暗中屬意,黃大立委並且為了討中國國民黨人的歡心,而自甘為中國國民黨傅大總召的跟班、即使被冠上「萁意博士」之類的新謔稱也甘之如飴,但黃大立委能不能在人設急轉彎的過程當中,掩蓋從器量、正當性到政治判斷力在內的一切缺點,進而唬過多數民主小草,使民主小草能夠聽其號令,受其驅使,並在將來不無可能發生的柯文哲失卻黨權後,成為新一代白蠊教主,甚至帶領民眾黨在2026、乃至於2028年的選戰中取得更多勝利,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依然是變數遠大於利基,能否成事?還有非常多的疑問。

因此,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台灣民眾黨這個第三勢力新興政黨,到底還能夠走多遠,實在沒有多少令人樂觀的理由,如果台灣民眾黨真的能夠如同1990年代以來,一度被部份選民視為新希望的第三勢力政黨般,最後也步上泡沫化的命運,那對台灣而言,當然是再好不過的發展,但,長遠來看,如何將這種宛如新興宗教般,存有諸多非理性因素、甚至有害於台灣整體最適公共利益的政黨,特別是他們所賴以發跡的諸多社會背景條件,例如抖音之類煽動力、渲染力極為快速,便於中國當局所支持的特定政治力展開洗腦的科技工具,在未來透過民智民德的重新提昇、以及台灣本位立場的社會共識化等諸般改革,予以一一排除或滌清,則是台灣社會未來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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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2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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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之獅與史詩怒火:以伊新衝突將重塑中東新秩序或動搖全球政經格局?

       當2026年2月28日凌晨的火光照亮德黑蘭上空,這場被以色列稱為「咆哮之獅」(Operation Lion’s Roar)、美國稱為「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聯合軍事行動,正式宣告了中東維持數十年的「影子戰爭」走入終結,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正面衝突。這不僅是一次局部的軍事突擊,更是國際體系中現實主義與權力平衡邏輯的極致展現。該衝突反映以、美兩國試圖先發制人,與大國在多極化趨勢下如何利用區域衝突重塑勢力範圍。 劍指德黑蘭:以色列「先發制人」的戰略         該衝突源於2026年初中東核談判決裂,儘管阿曼等國極力斡旋,但伊朗在核濃縮技術上的突破已觸及以色列的戰略紅線。對於以色列而言,一個擁有核威懾能力的伊朗等同於對猶太國家的生存威脅。以色列必須在威脅尚未完全成形前,利用技術優勢發動預防性打擊。此次攻擊目標不僅限於核設施,更精確鎖定了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官邸及革命衛隊的高層,旨在透過「斬首行動」癱瘓敵方的指揮中樞,瓦解其遠程導彈的發射鏈條。       此外,以色列選擇此時動手,亦是看準美國川普政府重返白宮後對伊朗採取高壓政策。相較於前任政府的克制,川普政府展現了更強烈的軍事介入意圖,為以色列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安全傘」。以色列深知,單憑自身力量難以應對伊朗的全面報復,但若能與美國同步行動,則可將原本的雙邊衝突升級為區域秩序的重整,藉此一舉削弱伊朗在黎巴嫩、敘利亞及葉門的代理人布署。 戰火蔓延:伊朗的絕地反擊與區域擴張        惟伊朗迅速與超乎預期的回應,竟對以美陣營開火。在革命衛隊指揮體系受損的情況下,伊朗立即啟動「對稱報復」與「不對稱戰爭」策略,企圖維持區域霸權。從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總部到科威特、卡達及阿聯酋的軍事基地,伊朗的彈道飛彈與自爆無人機多點開花。伊朗試圖透過打擊駐中東美軍,迫使阿拉伯鄰國撤回對美軍的支持,並以此要挾全球能源供應安全,故該攻擊不能純粹解讀成一場報復。        從「攻勢現實主義」來看,伊朗目前展戰略擴張跡象,係為確保自身生存而採取的「邊緣政策」。透過攻擊荷姆茲海峽周邊的美軍資產,伊朗試圖將這場戰爭成本全球化。當波斯灣的油輪航道受威脅時,國際油價的飆升將成為伊朗手中最強大的外交籌碼,試圖藉此換取國際社會對美以施壓,迫使其停止軍事進攻。 大國博弈:權力真空下的利用與盤算 在這場震驚世界的衝突中,全球各大國恐各懷鬼胎地利用此次危機。對美國而言,川普政府顯然希望透過軍事手段達成「政權更迭」或至少徹底去核化,試圖藉此重振美國在中東威望,並對國內選民展示強硬姿態。然而,這也讓美國陷入了長期消耗戰的風險。       […]

善意與現實之間:檢視蔣萬安育兒減工時政策的挑戰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然而,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理念,而在於能否真正發揮實質效果。從目前規劃來看,市府編列的試辦預算有限,可補助的企業家數與勞工人數相當稀少。相較於臺北市龐大的就業人口與企業數量,受惠比例極低。當政策覆蓋率僅止於極小樣本時,它較像是一項示範計畫,而難以對整體勞動環境產生結構性改變。對多數家長而言,這項措施仍然是「看得到、用不到」。 更現實的困境來自企業端。雖然市府補助部分薪資差額,但企業仍需承擔排班調整、人力重分配與行政申請成本。對人力本就緊繃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來說,一人每天少一小時,累積下來就是實質產能減損。若沒有配套協助,例如更彈性的勞動規範、稅務負擔誘因或即時補貼機制,企業未必有足夠動機參與。當政策設計過於理想化,而忽略產業實況,最終可能讓企業選擇觀望,家長也難以真正受惠。 此外,育兒困境並非單一工時問題。家長之所以需要彈性時間,是因為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長期脫節。公共托育延時服務不足、寒暑假照顧缺口明顯、臨時托育彈性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因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而自然消失。如果孩子下午四點放學,但父母五點才能下班,即便減少一小時,仍可能面臨照顧斷層。換言之,減工時只是「止痛藥」,卻還談不上根治方案。 再者,政策的公平性也值得討論。公部門或大型企業較有餘裕配合彈性工時安排,但基層勞工、輪班工作者、時薪族群,往往最需要育兒彈性,卻最難適用這類制度。若政策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反而可能擴大職場階層差距,讓「友善育兒」成為部分職業的專利。 當然,這並不代表育兒減工時政策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至少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政府願意正視「時間」本身就是育兒資源。長期以來,育兒政策多半著重補貼金額與津貼發放,但真正困住父母的,往往不是金錢,而是工時與家庭責任的拉扯。若市府能在試辦過程中誠實檢討執行困難,擴大預算規模,簡化行政流程,並與托育體系改革同步推進,這項政策仍有成為制度創新的可能。 少子化時代,家庭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可持續的制度支持。育兒不應是個別家庭自行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整體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蔣萬安市府這一步,走出了方向,但距離真正改變家長日常生活,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提出政策,而在於如何讓每一位需要的人,都能實際用得到。 作者:林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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