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院在本月1日開議後，重回立院最大黨的中國國民黨，加上2席黨友後，雖然距過半還差3席，但，國民黨黨團的新任傅姓總召，竟宣稱「為了促進國會改革，將立法成立國會特偵組，並賦予該組聽證權及調查權、同時禁止藐視國會」，可謂志得意滿兼磨刀霍霍。
先不論「中華民國憲法對於台灣而言應如何定性」的大問題，實務上，筆者對於中國國民黨人，一方面儼然自任憲法守護者，揮舞著中華民國憲法—特別是能往所謂92共識甚或兩岸一中解釋的部份，作為壓逼台灣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取得權力後，卻也搬弄法律與其解釋、極盡擴權之能事，可以說是極度反感，因此想要就這次的所謂國會特偵組事件，與中國國民黨人商榷相關憲法議題。
「中華民國在台灣」經過1991年至2005年的7次修憲活動後，監察院雖然不再具有考司二院的人事同意權，也不再有正副總統的彈劾發動、及言論免責與不受逮捕等權，也變為非民意機關、必須超出黨派行使職權，但最核心的糾彈與審計權，以及相配套的文件調閱權（憲法本文第95條）和調查權（同前第96條）依然是監察權所屬。
在1993年年初，立院為擴權向大法官聲請釋憲，但該年年中的釋字325號解釋，以憲法並未更動五權架構、也未修訂憲法本文第95~96條為由，將立院文件調閱權限縮在：
1.政院施政方針報告（同前第57條第1款）
2.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相關人士備詢（同前第67條第2款）
3.為議案涉及事項，須要求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必要時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
4.與監察院同就以下獨立行使職權之部份，在文件調閱方面受有限制：
(1).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
(2).考試機關評定應考人成績
(3).監察委員判斷是否糾彈或糾正
(4).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
在2004年的釋字585號解釋中，大法官就立院319槍擊案真調會特別條例，認為只要在有特別法明白規定委任目的、調查範圍等事項，並在各該項目不違反權力分立及制衡等原則的前提下，經院會決議，可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及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課以一定罰鍰；但，大法官在2015年5月，針對2013年11月，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以審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等法律案為由，向最高檢察署聲請調閱特定案件，最高檢察署不服，上報法務部轉請行政院提出釋憲案，作成的釋字729號解釋中，明言立監2院的文件調閱權，其性質、功能及作用均不同，但卻將系爭爭議—亦即「立院是否有權向檢方，以行使立法職權所需為由，請求調閱特定案件卷宗」，打回給當事機關，要求當事機關循協商合理解決、或立法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並要求當事機關儘速建立解決爭議的法律機制。
綜觀司法院以上3號有關「立院是否能夠由文件調閱權，發展出國會調查權」的憲法解釋，可以發現，司法院大法官深知「立監2院的文件調閱權無法混為一談」，但對系爭釋憲案的處理標準較浮動，有謂必須制定特別法，嚴謹控制調查權的每一個環節，有謂應由系爭當事機關協商解決，大法官過去對系爭釋憲案具體處理的浮動標準，或許是中國國民黨傅姓黨團總召，能夠逾越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大膽推進其立院國會特偵組構想的主因。
至於立院是否具有聽證權的問題，傅總召更無視於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透過憲政慣例、或憲法以降的明文規定，發展出聽證權（以及派生的誠實證言等義務、藐視國會等罪）的概念，這部份是否僅憑立院自我擴權式的立法，就能發展出台灣版的聽證權，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
筆者想說的是，不管國本確定與否，憲法議題不能偷吃步，機關如果想要享有特定權限、涉及到憲法權力分立等領域時，最好還是透過修憲作正本清源的解決，如果藍白2黨執意立法設置國會特偵組、作為恣意擴權的工具，則憲政風暴恐不可避。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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