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期《108課綱》爭議說起
近期，教育部《108課綱》的高中國文科，特別是授課大綱及建議選文的部分，被某位現正服務於北一女的國文老師，以「去中國化」、「不再教導完整《四書》、擷取片段成一課，讓學生喪失學習民族最珍貴品格的機會」，及「刪掉顧炎武的《廉恥》讓學生不再有機會思考『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等理由強力痛批，並稱該課綱既缺德又無恥。
由於台灣距離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只剩30幾天，涉及國族認同及文化認同等重大爭點的社會議題，很容易在選前延燒開來的緣故，不僅該名老師的該般言論，旋即在台灣社會（特別是網路社群）引發熱議，該名老師過去參與香港國學營隊、藉參加感言表述其國家認同等政治傾向的言論，以及授課時的表現，也陸續遭到網友一一起底，熱議一時間難以止息。
從該老師的說詞，併同她前往香港參加所謂國學營隊時的種種言行參酌，該名老師很有可能既是一名政治意義上的中華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文化中國概念的擁護者。但，該名老師為捍衛其理想中的課程選文辯護、並批判其眼中20多年來課綱持續去中國化的舉措，究竟屬於合理的辯駁，抑或是想要在社會及意識型態的意義上，在中國國民黨尋求於2024年大選後復辟的此時，重新召喚出中華民族主意或儒教的幽靈，使其徘徊縈繞於台灣社會，那就很有商榷的必要了。
在該老師的眼中，台灣人並不是國族位階的概念、只能從屬於中國人的框架下，而在台灣人仍然是中國人的前提下，中國人—包含台灣學力平均素質最高的一群高中女生，都有將該老師所認為的經典，例如作為儒家經典代表的《四書》，以及選自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筆記《日知錄》中的《廉恥》一文，將之熟讀、甚至背誦到足以倒背如流的程度，藉以使她眼中所謂的民族精神，能夠得到傳承的機會，並進而使整個社會能夠充滿相當程度的道德感，以減少各種非行的發生。而為了達到以上的目標，讓這些內容常駐在高中的國文課本、以及其補充輔助教材當中，也就因此成為必要之舉。
不過，依筆者淺見，該老師的言論，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恕筆者直言，以目前與可預見未來的內外政經環境、以及台灣人的整體公共福祉角度來說，台灣人毋寧應該就是台灣人，而不應該被成為中國人；而台灣也不應該被單純定義為中華文化為主的社會，而應重視其多元的面向，而這樣的主張，很明顯與該老師的立場與認同南轅北轍。
2.以文化的意義而言，包含官方儒學在內的中華文化，雖然在1945年後，一度依靠入主台灣的中華民國軍事佔領當局、以及其後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政治力，成為官方自我標榜的核心、主要的文化內容，並在1960年代末期～1980年代達到高潮；但，這樣的文化，很明顯地，不僅與台灣在地社會揉合受官方壓制的在地既有文化，以及美國及日本等各主要外國影響而成的當代文化，有著相當程度的距離，而且也不具有在地的與自我的生命力，於是，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化逐步開展以後，此般官製儒學的中華文化，也就從台灣社會的主導地位逐漸退場，使台灣重新回到多元文化社會的樣貌，而這樣的時代潮流，很明顯不是該老師痛批108課綱、召喚儒家文化的幽靈，就可以將之逆轉的。
順帶一提，以晚近的狀況而言，中國當局雖然在21世紀的最初10～20年，透過內外宣傳系統、以及廣設「孔子學院」等機構，嘗試向外部世界輸出一套揉合中文及官方儒學/國學在內的文化體系，以作為中國所謂「軟實力」的表徵，但很明顯並未成功；雖然中國當局在近幾年，還是透過該國科技業者所研發的抖音（與其國際版Tik Tok）、以及小紅書等中製APP，向世界推廣以短促感官滿足與情緒撩撥為要素的現代網路流行文化，但這樣的文化在逐漸將各國的年輕世代庸俗化與愚化的同時，卻也早已與儒學天南地北。
3.以儒家或儒學的角度來講，以西漢帝國武帝一朝獨尊儒術為分水嶺，姑且先不論這之前的情況，但這之後的儒學，則日益像是官方的國定意識形態，而在科舉制在趙宋帝國北宋時代逐漸定型、並以儒家典籍作為考試的標準，歷經元帝國科舉的一度中斷與恢復、以及明帝國官方儒學重新成為國定的意識形態以後，直到清帝國末年廢除科舉、以新式學校教育取代為止，儒家典籍如同黑洞般，吸走一代又一代士子的精力與可能性，使他們埋沒在故紙陳堆中、只為了在科考上獲得主考官的青睞而讀書，這無疑是東亞大陸漢地的社會，為什麼從學術、經濟到科學技術等領域，都逐漸喪失其生命力與創造力的一大主因，作為國定價值觀所繫與官方選考官員標準之所出的官方儒學，其存在利弊如何，也就不難作出評價了。
4.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從長時間的歷史角度來說，官方儒學可以說在社會道德與事功的意義上，不僅無成、反而還招致雙重意義的失敗。
由於官方儒學作為國定意識形態，加上「以儒學為唯一標準的科考，壟斷多數任官管道」的緣故，因此逐漸使東亞大陸上的各個帝國，在政治上出現一種泛道德化的傾向，甚至連原本極有可能是「必須按照各領域的專門技術標準，才能妥善處理的問題」，也都成為泛道德化的目標或對象，以致於不僅許多技術面的問題，未能在專業面就事論事，未決問題的不斷積壓與交互影響，更使得社會問題整體積重難返，終至啟動帝國興亡治亂輪迴、甚至發生大規模人口消滅及社會積累消失的悲劇，以致於文明的保存與積累，較其他文明淺薄得多。
另一方面，儒家經典成為科考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標準以後，儒家經典逐漸成為一種應付考試的存在，而無法使其內容及價值觀，以一種更貼近生活的方式，內化到東亞大陸不同時代各個帝國與其社會的每個方面，從西漢帝國武帝朝開始，直到儒家已經形骸化、被中國的共產黨吸納進其意識形態體系為止的現在，大量熟讀儒家典籍、以此出世的官員或仕紳，講一套、做一套的情況何其明顯，讀聖賢書並沒有成為他們在道德意義上的煞車皮，他們貪污、瀆職、姦淫、侵占，甚至於通敵叛國樣，樣樣都來，甚至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還經常遠遠大於那些沒有讀過儒家經典的常民。
就連台灣也是如此。自1945年中華民國以光復之名開始佔領台灣後，中華民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教育體系，就以使台灣人重新中國化，作為其首要任務，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因國共第二次戰爭全面敗退而遷台以後，此般趨勢更是明顯，在政壇、官界及其他社會領域當中有頭有臉的人，受過中華民國包含古文在內的國文、以及充滿儒家派生意識形態的生活與倫理等等教育的比例，更是隨著時代演進而增加，但這些教育並沒有使得他們比較知恥明禮，不只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充滿中國人的諸多劣根性，各種權力犯罪的情況，也持續層出不窮，難道那些通敵叛國的現役或退役中華民國國軍將校，是因為沒有讀古文，所以才沒有軍人操守的嗎？而李朝卿、葉世文或林益世之類的官員貪污，以及中國國民黨多如過江之鯽的賄選等犯罪者，難道也是因為沒有讀古文，所以才把持不住自己，進而犯下大錯的嗎？很明顯都不是如此吧？
恕筆者直言，儒家典籍連東亞大陸上的各個帝國的具體實務問題都無法解決，以為台灣學子熟讀這些典籍，就能讓台灣社會自動「『儒』喜充滿」、成為一個人人「道德真超能」的社會，很明顯是搞錯了什麼吧？類似該名老師般，無論如何就是要為文言文/古文在國文教育的存在繼續護航的人，難道還要無視於現代社會國民，應該透過語文教育，優先培養邏輯思辨、說理及文本識讀等等的能力，執意繼續將特定文種與特定價值觀，做機械式的連結，讓一代又一代的學子繼續誤入歧途嗎？
最後順帶一提的是，配合此般食古不化、抱殘守缺的國文老師起舞的政治勢力，又何嘗不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藉由批判國文教育，發洩對台灣人愈來愈不願意認同中國的不滿？希望這些政客跟老師們，不妨捫心自問一下。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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