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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藍白合徹底破局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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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相關人物與論議為台灣社會帶來的教訓

眼看距離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選舉開始登記的日期—11月20日,只剩下大約2個禮拜的時間,也差不多到主要政黨要開始確定副總統搭檔人選、以及不分區立委提名名單的時候了,但,在野各方,特別是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之間,卻像是卡在時空裂縫似的,依然無法妥結藍白2黨整合的問題,原因無他,由於「雙方的共通點,只有對民進黨的恨意,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實質共識可言,不管作文比賽再多都一樣」,加上「各有自認利基、以及因此而生的各種算計」,因此,2黨在第一關—「如何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以整合出最強的總統候選人」就卡關了,後面「不分區立委如何整合」、以及「透過聯合競選之類的方式,將在野立委席次最大化」等等的關卡,縱使雙方有什麼樣的共同願景,也通通被總統整合的關卡擋住,而無法化為現實。

經過10月30日的藍白2黨主席級政黨協商,10月31日朱、侯、柯3人在台北市景美的夜間密會,以及之後幾天的雙方幕僚作業,終於到了侯辦原本設定,但朱立倫那邊似乎並不認帳、仍然在試圖緩頰的11月3日大限,但,與其說雙方在這天是要解決歧見、營造共識,不如說是為了破局後的責任歸屬,而為後續的交鋒,進行各式各樣的準備作業。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大約從2013年白衫軍、以及其後的2014年太陽花學運開始,致力於打造人設、產出言論,經營從批踢踢到抖音國際版Tik Tok的網路社群,並因此一度在年輕族群之間,享有壓倒性人氣的台灣民眾黨主席兼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在實力與資源無法在短時間之內,建立遍布全台的基層組織,而「來者不拒的態度,所招收到的又經常是地方黑金勢力,結果反而砸掉號稱清廉的自我人設等形象」的情況下,柯文哲只能將自身政治生命與支持度的維繫,都更加依賴於網路聲量及議題的操作上。

這樣的作法,不僅導致柯文哲在首度當選台北市長以後、直到已經進入總統大選選戰中後期的現在,無法以地方基層組織為後盾、只能更加依賴空氣票,以及伴隨維繫空氣票之所需,從養死忠粉絲來為他自畫自贊,到運用各種政治語言來炒作議題或話題,手法可以說已經是相當熟練;更使得柯文哲在選戰當中,逐漸突顯出實體動員能力的薄弱,以致於他必須盡可能在選戰活動中,以大量的廟口開講式活動,掩蓋無法進行大規模造勢的缺陷,同時在「藍白合如何整合出最強總統人選」的起始、卻也是最核心且關鍵的議題上,必須堅守全民調的防線,只能在全民調的框架下,進行技術性的讓步。

這也難怪,柯文哲會在11月3日先聲奪人,表示他依然堅持必須以全民調的方式,產生藍白2黨的共同總統候選人,但他也罕見地在判定標準上作出讓步,宣稱「如果他贏、但還在誤差範圍內,那就一樣讓侯友宜成為總統候選人、由他來擔任副手」,這對於柯文哲、以及民眾黨的主戰派而言,已經算是莫大讓步。

但,民眾黨的重大讓步,看在中國國民黨,特別是朱立倫主席及總統被提名人侯友宜的眼中,還是不是重大讓步,從他們所提出的發言或對案來看,明顯相當值得玩味。

朱侯2人雖然過去在面對柯文哲時,一度出現某種程度的意見及利益著眼不合,而讓民眾黨有見縫插針空間,不過,在逼近登記日的時間壓力下,這2人又似乎形成某種型態的暫時性共識。

於是,大家可以發現,在11月3日與其後幾天,與柯文哲所展開的攻防當中,朱侯2人為了防止「柯文哲把藍白整合失敗的問題,歸咎到中國國民黨、特別是他們2人的身上」,又形成了新的暫時性攻守同盟:

—針對柯文哲堅持全民調,朱立倫提出他的2種新方案,第1種是仿效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所謂「日本模式」,侯柯及柯侯對民進黨賴蕭配的對比式民調,與藍白2黨區域立委被提名人(藍軍69名、民眾黨11名)的內部投票,各佔50%的比例;第2種則是所謂德國模式,在侯柯2人支持度交纏持續約3個月之久,而且差距還不時落在誤差範圍的情況下,原本2黨立委被提名人的內部投票部份,由2黨政黨民調來取代,以提供更多的參考數據;同時也對柯文哲喊話,希望柯文哲能夠放眼未來、不要停留在過去的全民調與民主初選之爭。

—但,高度依賴空氣票、無法放棄全民調底線的柯文哲,對朱立倫所提出的2種方案,當然是各種反唇相譏,對日本模式,他批評說「中國國民黨的區域立委提名人數,遠遠多於民眾黨,還沒有投票就可以看到結果」,對德國模式,他則提出異議,表示「無法掌握支持藍白以外其他選民的意向」,甚至不惜講出「(中國國民黨)把恁爸當作瘋子,我沒有那麼笨」的重話,顯然不以朱立倫的2種方案為然,並且開始為破局後的卸責鋪梗。

—為了因應柯文哲的反擊,朱侯2人則展開接力再反擊,朱立倫先宣稱「柯文哲在與他的電話中,表示他可以接受日本模式,並希望他去說服侯友宜」,侯友宜隨後接力,表示「朱立倫有很清楚轉達『柯文哲願意接受日本模式,並希望說服侯友宜同意』的訴求,而他只說一句話『完全尊重黨中央的決定』」,試圖把預期整合即將失敗的責任,再回推到柯文哲與民眾黨一邊。

雖然朱侯2人在進行接力再反擊的過程中,一向寄期望於藍白合的紅(被)統藍媒體人趙少康,也跳出來加蔥說「國民黨應該接受全民調,但柯文哲若在全民調中贏5%之內,都還是要讓侯友宜選正的總統」,差點讓柯文哲又能夠取得被害者的角色、破壞朱侯2人引柯文哲承擔責任的陷阱,但卻也很快引來台灣民眾黨的相關人士,特別是對柯文哲來說具有相當份量,同時也被認為是民眾黨內主戰派、主張拒絕藍白合的柯營競選總幹事—台北市前副市長.黃珊珊,也陸續加入戰局,黃珊珊為了幫柯文哲助攻,在受訪時表示「雙方幕僚會談那時候只是答應考慮,並沒有說是答應」,並宣稱「讓分全民調就是最後防線」、「下禮拜會安排副總統候選人與柯文哲合拍宣傳照片」,而黃珊珊的參戰與發言,雖然事後有稍稍改口、退回到「願意接受全民調結果」的立場,但確實也讓朱立倫飆出「我是跟你們主席柯文哲談,不是你,現在是主席級政黨協商」之類的話,一時間成功激怒朱立倫。

只是,柯文哲這位網路輿論界的弄潮好手,終究還是因為這段時間以來,試圖撩撥藍軍內部矛盾的種種暴言,加上出於政黨所屬親疏遠近之類的因素,朱立倫與侯友宜的接力攻擊,看起來似乎比他與黃珊珊的反擊,更能夠取得泛藍選民信任的緣故吧,而走向「業力引爆」的階段,在已經有「讓給你(侯友宜)選也不會贏」、以及「就算是韓國瑜或柯志恩,也都比你侯友宜好」的發言,緩緩燒掉柯文哲在泛藍選民之間原先累積的陰德值/信任度的背景下,朱立倫與侯友宜的卸責,成功激起泛藍至少一部份選民對柯文哲的反感,以致於3日公佈的某長期密集民調,柯文哲不僅退居3或4名主要候選人中的第3名,支持率跌破20%防線不說,差距還跟侯友宜愈拉愈大,而泛藍選民群起激憤之餘,也致電各地中國國民黨民代及黨公職的服務處,要求中央黨部硬起來、不要再跟柯文哲歹戲拖棚。

這樣的局勢繼續發展下去,對於柯文哲在與中國國民黨分道揚鑣以後,如何繼續從藍軍的方向,挖總統及不分區立委的票源,顯然將會是不利的發展,甚至已經有傳聞指稱「不只柯文哲已經找到女性副手,侯友宜也已經開始尋找副手人選,一樣是女性、來自學界」,但具體會如何繼續發展、藍白2黨什麼時候會正式全面翻臉,仍然需要觀察後續11月5日以後的發展而定。

恕筆者直言:

1.中國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失利,淪為中央層級的在野黨、首度喪失立院多數,乃至於2020年在總統及立委選舉中再嘗敗績至今,並沒有從頭到尾徹底檢討,遑論改正自身的過錯,無論是江啟臣也好、朱立倫也罷,中國國民黨不僅無視於這7年多以來,美國從對中綏靖,到在軍事上重新展開對中圍堵、在經濟上發動美中貿易戰及各種商品出口管制,加上由日本故前首相安倍晉三所提出的印太戰略的實現等事態,所共同構成的國際對中戰略根本性變化,仍然基於其曖昧的「一中=中華民國,與中國之間存在一中各表關係」的立場,認為台灣可以同時「親美、友日、和『陸』」,更依然將所謂兩岸關係的重要性,置於台灣、台灣社會與台灣人的整體公共福祉之上,長期與中國當局明通款曲,在武漢肺炎防疫等事態當中,自甘為中國當局在台灣的第五縱隊及馬前卒。

2018年及2022年的2次地方多合一選舉,中國國民黨的大勝,也都有趁民進黨從選戰大戰略到具體戰術操盤的迷走、加上中國的明暗支持,而僥倖獲得勝利的色彩,說到底根本不是因為該黨黨籍縣市長及直轄市長,在在地治理方面有什麼出色的政績,或者候選人的才智及能力,有什麼明顯優於民進黨的地方;甚至中國國民黨還有多名立委,在台灣安全保障局勢,因為中國當局的持續挑釁而升高緊張的這幾年間,不是配合中國當局操弄和戰恐懼,就是在立院院會中沒有根據或正當理由地,提案凍結或刪除國防預算,甚至還有立委涉犯刑法外患罪罪章中的「收集及洩漏國防機密」等重罪,種種惡行惡狀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中國國民黨在本次大選中所打出,並獲得台灣民眾黨響應的所謂「下架民進黨」主張,根本是徹頭徹尾的鬧劇,按照一般正常國家的標準,中國國民黨這樣的通敵政黨,早就應該被轟出台灣政界,但至今該黨政客依然囂張跋扈、甚至公然仰中國鼻息而行,讓該黨在台灣政界中徹底消失、並讓那些通敵的政客遭到司法的懲治,不能不說是台灣人未盡的使命。

2.而柯文哲在台北市長2任8年任期期間,施政成績可以說就算沒有敬陪全台各直轄市及縣市末座,也長期落在後段班,為了他不知所云的所謂財政紀律,不僅台北市在他任內沒有新開工任何一條捷運線,市府所屬基金更有多個遭到柯市府挪用,甚至影響到蔣萬安市府施政。

柯文哲任內的北市府,不僅公務員涉犯貪污案件多於先前的郝龍斌市長8年時代,市府更是同時兼具小圈子團隊,以及人事傾軋劇烈、無法維持穩定的小內閣等問題,柯文哲並把整個北市府當作是他所迷戀的中國歷史連續劇「雍正王朝」,將小圈子核心團隊命名為軍機處,將局處首長視為臣僕,若無法配合他的人事鬥爭、或者製造事端鬥爭中央政府等需求,就必須掛冠求去;而公開透明及所謂的五大案,更成為笑話一則,大巨蛋也在他的市長任內逐漸長大,終於到了現在即將進行測試、距離全面開幕不遠的階段。更不用提柯文哲在對中關係方面,不僅力保台北上海雙城會談繼續舉行,更從他自稱的墨綠逐漸向深紅靠攏,成為又一個親中政客。

只是,柯文哲相較於他內在智識的乏善可陳,卻也喜歡「未博假博、硬充專業」,以致於直到最近還為了「我吃飯都沒有廚餘」之類的暴言,引發關於「台北市為什麼沒有廚餘處理廠」之類的政策論議、以及這樣那樣的笑料,這10年來,他致力經營網路社群,卻也養出一定比例的年輕忠實支持者,這些年輕柯粉的政治認同,或多或少都有銘刻效應,未來這些柯粉的政治認同會如何漂移、為台灣帶來什麼影響,恐怕是必須長期追蹤的課題。

而他在操弄輿論帶風向的過程中,所施展的鯊魚理論及鬥爭手法,雖然已經逐漸出現更大幅度的破綻,眼看有在泛藍選民間也成為過街老鼠的危險,但他挑撥台灣社會不同世代、學歷及職業等等面向的對立,依然是與中國共產黨當局的階級鬥爭手法若合符節,對於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反智、拉低道德及公共論議水準等等傷害,也恐怕不是短時間內能夠立即導正的問題。

除非台灣社會對於柯文哲這樣專業水準低落,只希望能夠靠炒作網路議等末端手法,來維持聲量及支持度的網紅式政治人物,以及其他滋生出網紅式政治人物的背景環境(例如網路行銷技法、政治公關公司的轉型與再興,還有抖音等行動應用程式),能夠有「這些惡害應該到此為止」、「台灣社會不需要看起來講話有梗、但一開口就幾乎都是在說謊或鬥爭的親中政客」等等的覺悟,否則即使柯文哲與他的台灣民眾黨,在未來的某一天徹底泡沫化、消失於台灣政壇,未來也一定還會有走類似路線的其他政治人物崛起,並據此繼續考驗台灣社會的忍耐度與韌性。這無疑是柯文哲現象為台灣帶來的最大教訓之一。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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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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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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