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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藍白合徹底破局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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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相關人物與論議為台灣社會帶來的教訓

眼看距離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選舉開始登記的日期—11月20日,只剩下大約2個禮拜的時間,也差不多到主要政黨要開始確定副總統搭檔人選、以及不分區立委提名名單的時候了,但,在野各方,特別是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之間,卻像是卡在時空裂縫似的,依然無法妥結藍白2黨整合的問題,原因無他,由於「雙方的共通點,只有對民進黨的恨意,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實質共識可言,不管作文比賽再多都一樣」,加上「各有自認利基、以及因此而生的各種算計」,因此,2黨在第一關—「如何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以整合出最強的總統候選人」就卡關了,後面「不分區立委如何整合」、以及「透過聯合競選之類的方式,將在野立委席次最大化」等等的關卡,縱使雙方有什麼樣的共同願景,也通通被總統整合的關卡擋住,而無法化為現實。

經過10月30日的藍白2黨主席級政黨協商,10月31日朱、侯、柯3人在台北市景美的夜間密會,以及之後幾天的雙方幕僚作業,終於到了侯辦原本設定,但朱立倫那邊似乎並不認帳、仍然在試圖緩頰的11月3日大限,但,與其說雙方在這天是要解決歧見、營造共識,不如說是為了破局後的責任歸屬,而為後續的交鋒,進行各式各樣的準備作業。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大約從2013年白衫軍、以及其後的2014年太陽花學運開始,致力於打造人設、產出言論,經營從批踢踢到抖音國際版Tik Tok的網路社群,並因此一度在年輕族群之間,享有壓倒性人氣的台灣民眾黨主席兼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在實力與資源無法在短時間之內,建立遍布全台的基層組織,而「來者不拒的態度,所招收到的又經常是地方黑金勢力,結果反而砸掉號稱清廉的自我人設等形象」的情況下,柯文哲只能將自身政治生命與支持度的維繫,都更加依賴於網路聲量及議題的操作上。

這樣的作法,不僅導致柯文哲在首度當選台北市長以後、直到已經進入總統大選選戰中後期的現在,無法以地方基層組織為後盾、只能更加依賴空氣票,以及伴隨維繫空氣票之所需,從養死忠粉絲來為他自畫自贊,到運用各種政治語言來炒作議題或話題,手法可以說已經是相當熟練;更使得柯文哲在選戰當中,逐漸突顯出實體動員能力的薄弱,以致於他必須盡可能在選戰活動中,以大量的廟口開講式活動,掩蓋無法進行大規模造勢的缺陷,同時在「藍白合如何整合出最強總統人選」的起始、卻也是最核心且關鍵的議題上,必須堅守全民調的防線,只能在全民調的框架下,進行技術性的讓步。

這也難怪,柯文哲會在11月3日先聲奪人,表示他依然堅持必須以全民調的方式,產生藍白2黨的共同總統候選人,但他也罕見地在判定標準上作出讓步,宣稱「如果他贏、但還在誤差範圍內,那就一樣讓侯友宜成為總統候選人、由他來擔任副手」,這對於柯文哲、以及民眾黨的主戰派而言,已經算是莫大讓步。

但,民眾黨的重大讓步,看在中國國民黨,特別是朱立倫主席及總統被提名人侯友宜的眼中,還是不是重大讓步,從他們所提出的發言或對案來看,明顯相當值得玩味。

朱侯2人雖然過去在面對柯文哲時,一度出現某種程度的意見及利益著眼不合,而讓民眾黨有見縫插針空間,不過,在逼近登記日的時間壓力下,這2人又似乎形成某種型態的暫時性共識。

於是,大家可以發現,在11月3日與其後幾天,與柯文哲所展開的攻防當中,朱侯2人為了防止「柯文哲把藍白整合失敗的問題,歸咎到中國國民黨、特別是他們2人的身上」,又形成了新的暫時性攻守同盟:

—針對柯文哲堅持全民調,朱立倫提出他的2種新方案,第1種是仿效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所謂「日本模式」,侯柯及柯侯對民進黨賴蕭配的對比式民調,與藍白2黨區域立委被提名人(藍軍69名、民眾黨11名)的內部投票,各佔50%的比例;第2種則是所謂德國模式,在侯柯2人支持度交纏持續約3個月之久,而且差距還不時落在誤差範圍的情況下,原本2黨立委被提名人的內部投票部份,由2黨政黨民調來取代,以提供更多的參考數據;同時也對柯文哲喊話,希望柯文哲能夠放眼未來、不要停留在過去的全民調與民主初選之爭。

—但,高度依賴空氣票、無法放棄全民調底線的柯文哲,對朱立倫所提出的2種方案,當然是各種反唇相譏,對日本模式,他批評說「中國國民黨的區域立委提名人數,遠遠多於民眾黨,還沒有投票就可以看到結果」,對德國模式,他則提出異議,表示「無法掌握支持藍白以外其他選民的意向」,甚至不惜講出「(中國國民黨)把恁爸當作瘋子,我沒有那麼笨」的重話,顯然不以朱立倫的2種方案為然,並且開始為破局後的卸責鋪梗。

—為了因應柯文哲的反擊,朱侯2人則展開接力再反擊,朱立倫先宣稱「柯文哲在與他的電話中,表示他可以接受日本模式,並希望他去說服侯友宜」,侯友宜隨後接力,表示「朱立倫有很清楚轉達『柯文哲願意接受日本模式,並希望說服侯友宜同意』的訴求,而他只說一句話『完全尊重黨中央的決定』」,試圖把預期整合即將失敗的責任,再回推到柯文哲與民眾黨一邊。

雖然朱侯2人在進行接力再反擊的過程中,一向寄期望於藍白合的紅(被)統藍媒體人趙少康,也跳出來加蔥說「國民黨應該接受全民調,但柯文哲若在全民調中贏5%之內,都還是要讓侯友宜選正的總統」,差點讓柯文哲又能夠取得被害者的角色、破壞朱侯2人引柯文哲承擔責任的陷阱,但卻也很快引來台灣民眾黨的相關人士,特別是對柯文哲來說具有相當份量,同時也被認為是民眾黨內主戰派、主張拒絕藍白合的柯營競選總幹事—台北市前副市長.黃珊珊,也陸續加入戰局,黃珊珊為了幫柯文哲助攻,在受訪時表示「雙方幕僚會談那時候只是答應考慮,並沒有說是答應」,並宣稱「讓分全民調就是最後防線」、「下禮拜會安排副總統候選人與柯文哲合拍宣傳照片」,而黃珊珊的參戰與發言,雖然事後有稍稍改口、退回到「願意接受全民調結果」的立場,但確實也讓朱立倫飆出「我是跟你們主席柯文哲談,不是你,現在是主席級政黨協商」之類的話,一時間成功激怒朱立倫。

只是,柯文哲這位網路輿論界的弄潮好手,終究還是因為這段時間以來,試圖撩撥藍軍內部矛盾的種種暴言,加上出於政黨所屬親疏遠近之類的因素,朱立倫與侯友宜的接力攻擊,看起來似乎比他與黃珊珊的反擊,更能夠取得泛藍選民信任的緣故吧,而走向「業力引爆」的階段,在已經有「讓給你(侯友宜)選也不會贏」、以及「就算是韓國瑜或柯志恩,也都比你侯友宜好」的發言,緩緩燒掉柯文哲在泛藍選民之間原先累積的陰德值/信任度的背景下,朱立倫與侯友宜的卸責,成功激起泛藍至少一部份選民對柯文哲的反感,以致於3日公佈的某長期密集民調,柯文哲不僅退居3或4名主要候選人中的第3名,支持率跌破20%防線不說,差距還跟侯友宜愈拉愈大,而泛藍選民群起激憤之餘,也致電各地中國國民黨民代及黨公職的服務處,要求中央黨部硬起來、不要再跟柯文哲歹戲拖棚。

這樣的局勢繼續發展下去,對於柯文哲在與中國國民黨分道揚鑣以後,如何繼續從藍軍的方向,挖總統及不分區立委的票源,顯然將會是不利的發展,甚至已經有傳聞指稱「不只柯文哲已經找到女性副手,侯友宜也已經開始尋找副手人選,一樣是女性、來自學界」,但具體會如何繼續發展、藍白2黨什麼時候會正式全面翻臉,仍然需要觀察後續11月5日以後的發展而定。

恕筆者直言:

1.中國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失利,淪為中央層級的在野黨、首度喪失立院多數,乃至於2020年在總統及立委選舉中再嘗敗績至今,並沒有從頭到尾徹底檢討,遑論改正自身的過錯,無論是江啟臣也好、朱立倫也罷,中國國民黨不僅無視於這7年多以來,美國從對中綏靖,到在軍事上重新展開對中圍堵、在經濟上發動美中貿易戰及各種商品出口管制,加上由日本故前首相安倍晉三所提出的印太戰略的實現等事態,所共同構成的國際對中戰略根本性變化,仍然基於其曖昧的「一中=中華民國,與中國之間存在一中各表關係」的立場,認為台灣可以同時「親美、友日、和『陸』」,更依然將所謂兩岸關係的重要性,置於台灣、台灣社會與台灣人的整體公共福祉之上,長期與中國當局明通款曲,在武漢肺炎防疫等事態當中,自甘為中國當局在台灣的第五縱隊及馬前卒。

2018年及2022年的2次地方多合一選舉,中國國民黨的大勝,也都有趁民進黨從選戰大戰略到具體戰術操盤的迷走、加上中國的明暗支持,而僥倖獲得勝利的色彩,說到底根本不是因為該黨黨籍縣市長及直轄市長,在在地治理方面有什麼出色的政績,或者候選人的才智及能力,有什麼明顯優於民進黨的地方;甚至中國國民黨還有多名立委,在台灣安全保障局勢,因為中國當局的持續挑釁而升高緊張的這幾年間,不是配合中國當局操弄和戰恐懼,就是在立院院會中沒有根據或正當理由地,提案凍結或刪除國防預算,甚至還有立委涉犯刑法外患罪罪章中的「收集及洩漏國防機密」等重罪,種種惡行惡狀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中國國民黨在本次大選中所打出,並獲得台灣民眾黨響應的所謂「下架民進黨」主張,根本是徹頭徹尾的鬧劇,按照一般正常國家的標準,中國國民黨這樣的通敵政黨,早就應該被轟出台灣政界,但至今該黨政客依然囂張跋扈、甚至公然仰中國鼻息而行,讓該黨在台灣政界中徹底消失、並讓那些通敵的政客遭到司法的懲治,不能不說是台灣人未盡的使命。

2.而柯文哲在台北市長2任8年任期期間,施政成績可以說就算沒有敬陪全台各直轄市及縣市末座,也長期落在後段班,為了他不知所云的所謂財政紀律,不僅台北市在他任內沒有新開工任何一條捷運線,市府所屬基金更有多個遭到柯市府挪用,甚至影響到蔣萬安市府施政。

柯文哲任內的北市府,不僅公務員涉犯貪污案件多於先前的郝龍斌市長8年時代,市府更是同時兼具小圈子團隊,以及人事傾軋劇烈、無法維持穩定的小內閣等問題,柯文哲並把整個北市府當作是他所迷戀的中國歷史連續劇「雍正王朝」,將小圈子核心團隊命名為軍機處,將局處首長視為臣僕,若無法配合他的人事鬥爭、或者製造事端鬥爭中央政府等需求,就必須掛冠求去;而公開透明及所謂的五大案,更成為笑話一則,大巨蛋也在他的市長任內逐漸長大,終於到了現在即將進行測試、距離全面開幕不遠的階段。更不用提柯文哲在對中關係方面,不僅力保台北上海雙城會談繼續舉行,更從他自稱的墨綠逐漸向深紅靠攏,成為又一個親中政客。

只是,柯文哲相較於他內在智識的乏善可陳,卻也喜歡「未博假博、硬充專業」,以致於直到最近還為了「我吃飯都沒有廚餘」之類的暴言,引發關於「台北市為什麼沒有廚餘處理廠」之類的政策論議、以及這樣那樣的笑料,這10年來,他致力經營網路社群,卻也養出一定比例的年輕忠實支持者,這些年輕柯粉的政治認同,或多或少都有銘刻效應,未來這些柯粉的政治認同會如何漂移、為台灣帶來什麼影響,恐怕是必須長期追蹤的課題。

而他在操弄輿論帶風向的過程中,所施展的鯊魚理論及鬥爭手法,雖然已經逐漸出現更大幅度的破綻,眼看有在泛藍選民間也成為過街老鼠的危險,但他挑撥台灣社會不同世代、學歷及職業等等面向的對立,依然是與中國共產黨當局的階級鬥爭手法若合符節,對於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反智、拉低道德及公共論議水準等等傷害,也恐怕不是短時間內能夠立即導正的問題。

除非台灣社會對於柯文哲這樣專業水準低落,只希望能夠靠炒作網路議等末端手法,來維持聲量及支持度的網紅式政治人物,以及其他滋生出網紅式政治人物的背景環境(例如網路行銷技法、政治公關公司的轉型與再興,還有抖音等行動應用程式),能夠有「這些惡害應該到此為止」、「台灣社會不需要看起來講話有梗、但一開口就幾乎都是在說謊或鬥爭的親中政客」等等的覺悟,否則即使柯文哲與他的台灣民眾黨,在未來的某一天徹底泡沫化、消失於台灣政壇,未來也一定還會有走類似路線的其他政治人物崛起,並據此繼續考驗台灣社會的忍耐度與韌性。這無疑是柯文哲現象為台灣帶來的最大教訓之一。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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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7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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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然而,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理念,而在於能否真正發揮實質效果。從目前規劃來看,市府編列的試辦預算有限,可補助的企業家數與勞工人數相當稀少。相較於臺北市龐大的就業人口與企業數量,受惠比例極低。當政策覆蓋率僅止於極小樣本時,它較像是一項示範計畫,而難以對整體勞動環境產生結構性改變。對多數家長而言,這項措施仍然是「看得到、用不到」。 更現實的困境來自企業端。雖然市府補助部分薪資差額,但企業仍需承擔排班調整、人力重分配與行政申請成本。對人力本就緊繃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來說,一人每天少一小時,累積下來就是實質產能減損。若沒有配套協助,例如更彈性的勞動規範、稅務負擔誘因或即時補貼機制,企業未必有足夠動機參與。當政策設計過於理想化,而忽略產業實況,最終可能讓企業選擇觀望,家長也難以真正受惠。 此外,育兒困境並非單一工時問題。家長之所以需要彈性時間,是因為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長期脫節。公共托育延時服務不足、寒暑假照顧缺口明顯、臨時托育彈性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因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而自然消失。如果孩子下午四點放學,但父母五點才能下班,即便減少一小時,仍可能面臨照顧斷層。換言之,減工時只是「止痛藥」,卻還談不上根治方案。 再者,政策的公平性也值得討論。公部門或大型企業較有餘裕配合彈性工時安排,但基層勞工、輪班工作者、時薪族群,往往最需要育兒彈性,卻最難適用這類制度。若政策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反而可能擴大職場階層差距,讓「友善育兒」成為部分職業的專利。 當然,這並不代表育兒減工時政策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至少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政府願意正視「時間」本身就是育兒資源。長期以來,育兒政策多半著重補貼金額與津貼發放,但真正困住父母的,往往不是金錢,而是工時與家庭責任的拉扯。若市府能在試辦過程中誠實檢討執行困難,擴大預算規模,簡化行政流程,並與托育體系改革同步推進,這項政策仍有成為制度創新的可能。 少子化時代,家庭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可持續的制度支持。育兒不應是個別家庭自行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整體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蔣萬安市府這一步,走出了方向,但距離真正改變家長日常生活,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提出政策,而在於如何讓每一位需要的人,都能實際用得到。 作者:林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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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宣布對伊朗發動先制打擊,理由是伊朗核計畫與飛彈能力已構成迫切威脅;路透與美聯社同日報導也指出,美國已加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隨後對以色列發射飛彈與無人機報復,使中東局勢從高張對峙正式跨入新一輪熱戰。 這場以色列與伊朗戰爭的核心,不只是單一空襲行動,而是核談判失敗後,威懾邏輯徹底崩解。就在開戰前兩天,美伊在日內瓦的間接談判仍未達成協議,美國持續集結軍機與艦隊,伊朗則拒絕在飛彈與核能力上作出讓步。這代表外交並非突然中斷,而是一路滑向軍事解決。 從戰略角度看,以色列此次押注的是「先打再談」:先破壞伊朗核設施、軍事節點與指揮中樞,再把伊朗逼回談判桌。問題在於,這種模式若無法在短期內瓦解伊朗的反擊能力,反而可能把衝突推向更大規模。美聯社報導顯示,伊朗的報復已不只針對以色列,也涉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若伊朗把攻擊範圍擴大到海灣美軍基地、紅海航線或更多代理人武裝,中東就可能從雙邊戰事升高為多線區域戰爭。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戰爭的外溢效應將遠超過軍事層面。路透已整理伊朗能源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顯示一旦衝突波及油氣生產、出口港口或周邊航運保險,全球油價與供應鏈成本都將迅速上升。對亞洲進口能源國家而言,這不是遙遠戰事,而是直接反映在通膨、航運與市場波動上的現實風險。 因此,今天討論「以色列與伊朗戰爭」不能只問誰先開火,而要問三個更關鍵的問題:第一,伊朗是否會把報復擴大到美軍與代理人戰線;第二,以色列與美國能否把軍事行動控制在有限目標內;第三,核議題在開戰後是否仍存在重回談判桌的可能。若這三點都失控,現在看到的就不會只是一次空襲與反擊,而可能是中東新一輪長期戰爭的起點。從最新局勢判斷,最危險的不是衝突已經開始,而是各方都還相信自己能「有限升級、精準控場」,但中東歷史一再證明,戰爭最常失控的時刻,正是決策者自認最有把握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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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以色列真正對伊朗動手了,目前最新進展是川普發文表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已經在空襲中身亡。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談談世界情勢,希望能讓更多人看懂目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以及它的前因後果。 先說一個看似很矛盾的結論: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避免台海發生戰爭,以及導正這個世界過去30年來累積的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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