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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白合還有多少勝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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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期雙方整合論議,以及「Linbay好油遭恐嚇」與「潛艦國造洩密」2案說起

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倒數計時只剩不到100天,相較於在確保基本盤的同時,也已經透過更多政策擬議,開始向爭取中間選票推進,並且正在為維持立院多數黨地位綢繆中的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以及未能精準把握時機、出馬時可以說為時已晚,距離成為總統候選人,至少還有副手是否能夠及時放棄美國國籍、還有確保足夠數量連署書這2個關卡,近期更有明顯被邊緣化趨勢,民調聲勢持續低迷的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在野是否整合、如何整合」的大哉問,焦點逐漸集中到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2黨,以及2黨包含侯友宜、柯文哲、朱立倫及金溥聰在內的要角們身上。

原本,中國國民黨打的如意算盤,是想要透過侯友宜的訪美,在侯友宜返回台灣後,營造民調上超越柯文哲、位居在野3名候選人之首的有利氣勢,藉以趁機逼柯文哲接受由該黨主導的整合;不過說起來簡單,實際運作卻難免有其困難,在「侯友宜本人的才智及認知有限,連金溥聰團隊備妥的講稿,都能夠背得離離落落」的不利基本盤勢下。侯友宜沒有因為行程中所鬧出的種種笑話而失分,就已經算是萬幸之幸。

只是中國國民黨在「已經上賭桌叫牌了,這時候退縮將會被看穿手腳」的情況下,仍然必須要把戲演下去,於是大家可以看到,9月侯友宜結束訪美後,中國國民黨、以及部份親近該黨的媒體,仍然要大肆宣稱侯友宜此行成功,並進而據此宣稱「侯友宜民調已穩居第二、持續領先柯文哲」,開出「不需要再一次進行在野民調」、以及「侯友宜既不可能退選、也不可能屈居副手」的條件,以試圖讓柯文哲就範。而該黨的部份政治人物,也像是勝券在握似的,配合其中央黨部及侯陣營的操盤基調,將「中華民國台灣」國家機器下的各種政務官及國營事業等種種名位,視為是已經可以聽任己方分配的禁臠,從「侯友宜只當4年(總統)、4年後柯文哲接棒」,到「可以將幾個內閣部會—例如財政部—分配給民眾黨,由民眾黨來決定這些部會的首長等人事」,再到從該黨某位資深台北市區域立委,配合該黨朱立倫主席「先求勝選」基調,語不驚人死不休地講出「藍白勝選後,有6千個位子可以分」一類的話,都充分展現該黨預期勝選後,會怎樣進行權力分贓的輪廓。

只是,這樣的條件及權力分配藍圖,是不是柯文哲能夠接受的,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柯文哲的視角與立場來說,雖然他目前的支持度,相較於7月中旬之前的最高峰,已經衰退至少10%以上,甚至在長期進行的多份民調中,還有砍半的徵兆,但,直到10月初為止,侯柯2人的支持度,仍然在幾份主要民調中,呈現如童軍繩或麻花般交纏的情況,「侯友宜在在野3名候選人當中,已經處於穩定領先的地位、並逐漸與柯文哲拉開距離」的情況,只存在於中國國民黨親侯人士的口頭當中,在侯友宜沒有透過具相當公信力的民調,確立在在野3人中居首的態勢的情況下,又有什麼資格逕行以勝利者的姿態,強要柯文哲屈服、並接受中國國民黨的安排及名位分配?

另一方面,如果真如中國國民黨所開出的條件般,由「侯正柯副」的搭檔出馬角逐,並且也如中國國民黨某些人臆想般,真的讓侯柯配當選,副總統在「中華民國台灣」的現行憲政體制下,最重要的機能就是備位,是否有其他的權力,更是要聽任總統差遣發落,要柯文哲安居於什麼都做不了的閒職之上,當一個沒有聲音的備位元首,無疑跟柯文哲坐不住且好發議論的本性嚴重相悖。

至於行政院長,在現行憲政體制下,更有朝不保夕的感覺,畢竟,柯文哲不可能不知道在修憲之後,立法院已經沒有行政院長的人事同意權,行政院長的任免是單純的總統職權,如果柯文哲接受中國國民黨的安排,在勝選後出任所謂藍白聯合政府的行政院長,不啻於是將自己的政治前途,交給那時已經貴為總統的侯友宜來決定,更是會讓「以清帝國雍正皇帝之類專制帝王,作為其個人政治意義理想型,而且也不願久居他人之下」的柯文哲,更加有如坐針氈之感。

在沒有經過民調定勝負的情況下,柯文哲直接接受中國國民黨安排,雖然能夠出任副總統或行政院長,但,未來4年,他不僅必須放棄繼續掛民眾黨招牌所可能獲得的不分區席次、以及與之掛勾的關鍵少數黨地位,更不會有總統及立委不分區得票下的選票補助款,作為自身政治資金的一大來源,假設「中華民國台灣」體制能夠持續延續下去,面對2028年大選,柯文哲能否更上一層樓,更是要取決於中國國民黨是否守信,屆時被某些人視為是中興少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否加入大選戰局,將會成為新的變數。因此,以上的種種發展,無論如何對柯文哲而言都不是好主意。

於是,在一度左右橫跳於「藍白最後必然合作」、與「暫停(或終止)藍白談判」的光譜兩端立場後,柯文哲在出發訪美與其後所提出的各種對案,明顯有針對中國國民黨所提出的條件或誘餌而來的架勢。

柯文哲最初的主張,係「藍白候選人在公正第三方的主辦下,進行最後的民調,以決定誰能夠代表藍白2黨成為總統候選人,落敗者必須退選」,針對先前中國國民黨在侯友宜訪美結束後的膨風攻勢的意味相當濃厚;但,近日柯文哲在二度訪美期間,關於民調落敗者處遇的條件又有所緩和,先是改口主張「民調落敗者出任副手」,最新主張又變成「如果他在民調中落敗,民眾黨將會負責推薦副總統候選人」,似乎有「到時他不必然出任副手、甚至成為行政院長也無妨」的最新本音隱藏於其內。

不過,柯文哲在最新條件的本音似有緩和的情況下,卻也埋藏什麼樣的心機。

柯文哲在接獲中國國民黨最初開出的條件後,先是在職位分配的問題上擺高姿態,看似具有相當理想性地,宣稱「不能只是為了勝選而分位子」,而後針對中國國民黨對他放出、以「侯友宜勝選並就職以後,將任命柯文哲為行政院長」為內容的誘餌,提出「恢復立院閣揆同意權」的對案,以試圖降低「未來若藍白合真的勝選、而他也獲任命為行政院長以後,政治生命相當程度上必須操之於侯友宜之手」的危險性。

不過,柯文哲應該不會完全不知道,依據「中華民國台灣」的現行法制,修憲不僅需要立院1/4以上委員提案,3/4以上委員出席、其中3/4以上出席者贊成,公民複決門檻更是高到「即使7成選民投票、其中有7成選民支持,但修憲案還是沒有達到『過半台澎金馬全體公民支持』,因此還是無法過關」的程度,即使藍白整合後真的勝選,侯友宜就職後也信守承諾、任命柯文哲為行政院長,要將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重新改回傾向內閣制的態樣,也是非常艱鉅的挑戰,修憲成功的可能性,更是無法讓人樂觀以對。

因此,走到這個地步後,與其說「柯文哲真的願意談成藍白合」,不如說柯文哲正在透過「拋出可預見的未來所難以達成、但卻又很難單純歸咎於他這邊的條件」之類的方式,為藍白合失敗後的責任歸屬,打好卸責的預防針。

只是,中國國民黨一側,在接到柯文哲開出的最初版本民調對案後,並沒有從「公正第三方民調機構」這個點開始大作文章,反而從該黨不明高層處傳出「既然柯文哲要比民調,不如從藍白重疊提名的區域立委部份開始比起」的論調,柯文哲知悉傳聞後,在透過「如果要從雙方重疊提名的區域立委開始民調,那我每個選區都提名(區域立委候選人),看你(中國國民黨)要掉幾%選票」的放話,展現對「對案的對案」的不滿的同時,卻也有前言不對後語的問題,柯文哲大概是貴人多忘事,所以才會忘記8月所放出的「區域立委的提名人數,以滿足不分區立委提名所需即為已足」的風向,至於人選及經費?那應該也不是柯文哲放話前有仔細思考的問題吧?

而在雙方持續交涉,但在中國國民黨一邊培養善意的氣氛時,卻也沒有碰觸到真正的難題,眼看這齣較兩蔣時代更加劣化的宮廷戲碼,仍然處於僵局狀態,在部份長期密集進行的民調中,已經顯現出「在野3人基本盤相加,仍然無法與賴清德的基本盤相匹敵」、以及「就算在野整合,也會因為原有基本盤之間的相互扞格,而無法達到『1加1等於2』的效果,就算現在真的整合,也不能夠確保勝選」的明顯傾向的此時,2起突發事件的發生、以及隨後的政治效應,更足以讓先前依然做著「藍白如果能夠整合,勝選機率將會大大提昇」的美夢的各方人馬,都從美夢中逐漸驚醒,並面對冷酷無情的現實。

其一,9月28日,中華民國海軍首艘國造潛艦「海鯤」軍艦舉行公開命名式典後,由於實質主事的國安局諮委黃曙光、以及一度參與本案的前顧問郭鑫等人,不再繼續忍受試圖上下其手,或甚至透過提案刪除預算等方式,試圖封殺國造潛艦案的部份立委,或罕見公開談話指責、或乾脆展開爆料,致使被指控的中國國民黨特定立委,在久居立院國防外交委員會、審議潛艦相關預算時,從祕密會議開始前不願簽署保密協議,到抄錄資料夾帶出場、再到將相關資料洩漏給他國情治當局等等的離譜行徑,一一展現在台灣人面前,所涉及的蒐集並洩漏國防機密、甚或是外患等罪嫌,更已引來檢方分案偵辦。

在該名涉案立委反駁指控之餘,已自承確有洩密予他國情報機關,且已有原先同夥跳船、公開證言肯認其洩密為真的情況下,若案情繼續延燒,在「台灣面臨中國軍事威脅、敵情壓力加劇,而中國國民黨過去20多年來,卻持續阻礙台灣籌獲潛艦,損害國防、變相利敵」的記憶,被該名立委的洩密等案喚醒,重新在台灣社會發酵開來的情況下,其後續效應將可能重創中國國民黨立委選情,值得持續追蹤後續發展。

其二,在野藍白2黨政治人物大舉出動,並結合親中媒體、以及包含農業等領域的網紅/意見領袖式人物都各方人馬,以今年年初台灣發生蛋荒時,農委會主導、結合民間廠商的緊急雞蛋進口措施為對象,所展開的栽贓污衊式攻勢,直到陳吉仲自農業部部長去職為止,可以說是藍白2黨的一次戰術性勝利,並對民進黨及賴清德的選情,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但,作為其間在野打手中的健將,同時也是泛藍特定地方派系壟斷農業利權助手的臉書粉絲專頁「Linbay好油」,其主事者林裕紘竟為乘勝追擊等理由,在9月下旬夥同中國國民黨黨工友人許哲賓,炮製遭人恐嚇一案,以期加深民眾「民進黨政府為逃避監督,不惜恐嚇爆料者並打壓言論自由」的錯誤印象,加深進口蛋事件對民進黨與賴清德選情的傷害,一時間聲援聲浪不絕於耳,也確實讓在野一側氣焰更盛。只是,在檢警偵辦本案,以逮捕許哲賓,查扣其手機與電腦、進行搜索及分析為破口後,才發現全案根本是林許2人自導自演,於是輿論風向對在野陣營而言可謂急轉直下,雖然還是有少數政治人物打死不退,但多數在野政治人物仍然乖乖跳船,釀成近年台灣政治史上最大的一次輿論翻船事故。

而這樣的翻船事故,也使得台灣社會,進一步開始檢視「林裕紘等人是怎樣變成農業方面的輿論領袖的」等等問題,並開始探究背後有什麼樣的勢力、基於什麼樣的目的,長期從事輿論的操弄,可以合理預期的是:經此一役,中國為首、並有在野勢力協同操作的輿論造謠產業鏈,在台灣的效用,將會出現緩緩消退的態勢,並將對在野陣營的立委及總統選情,產生慢性失血的影響,後續效應同樣值得持續觀察。

在在野整合與否、如何整合等方面,陷入難解的結構性困局,眼看距離總統大選的登記時間越來越近的情況下,這時候又相繼發生「在野立委涉嫌洩漏潛艦國造機密」、以及「Linbay好油炮製遭恐嚇事件」等案,一方面使台灣人重新正視泛藍勢力長期附和中國主張、削弱台灣國防能力的種種惡行惡狀,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夥同在台協力者,對民進黨所發動的不實污衊等指控,在公信力上出現破口,而以上的這些重創,又會回頭減損藍白2黨的選情利基,若各自案情持續發展延燒,合理預期,將會導致藍白2黨,走向「即使整合也難以取勝」的末路。而這樣的形勢變化,也將會在未來的台灣政界與現代史中,成為人們難以忘記的教訓。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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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9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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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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