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郭台銘正式參戰後的總統選情、以及宋濤的諷刺郭台銘「背信忘義」

8月28日，郭台銘終於結束為時3個月的曖昧狀態，正式宣佈將出馬角逐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不管郭台銘此舉較他的原訂計畫是早或晚，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從郭台銘宣佈出馬開始，在野2黨3方之間整合與否的亂局，在藍白兩黨可能存在的暗盤等既有情況以外，終於進入新的階段。

綜合目前各方的公開資訊，可以合理推斷的是，郭陣營的目標是：

1.最理想的目標，應係在連署過程中逐漸增加話題、曝光度與聲量，突破當前「四腳督」民調中墊底的現狀，以50萬份以上、甚至破100萬份的連署書為後盾，以小吃大、以戰逼和，與中國國民黨與其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以及台灣民眾黨與其總統候選人—柯文哲的至少其中一方，完成整合後，再將不接受整合的另外一方，至少在總統選情的意義上將其邊緣化，甚至在選戰後期逐漸加溫棄保操作，以期在選戰最後衝刺階段一舉超越民進黨與其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所以實際上係因曾有操作全台公投連署實務經驗而獲重用，目前領有高薪、以郭辦發言人名義行走政界的黃士修，才會有「整合不成，郭董一定送出連署書參選」的發言，反向解讀黃某人的發言，可以得出「不管是重返國民黨掌握大權、抑或將台灣民眾黨『盤』下來，只要郭董成功整合至少一方，獲得政黨門票、成為該黨的正式總統候選人，那連署書就可以不送」的結論。

但以郭、柯、侯每個人都想當總統，「沒有人想要以副總統身份屈居對方之下，立法院院長或行政院院長的名位，對他們來說大概也興致缺缺」的情況而言，加上中國國民黨朱立倫主席自身的利益著眼（再發生一次換柱式的事態，不僅他自己要為此負責、辭職走人，黨權也會就此旁落，不論旁落給郭台銘、韓國瑜或甚至其他紅統派，朱立倫的政治生命都差不多到此為止了），以及柯文哲與其台灣民眾黨，很難對「若被郭陣營整合，台灣民眾黨這個柯文哲的一人黨會不會就此分崩離析」的考量視而不見的情況來看，要藍白2黨至少1黨願意被郭台銘整合，可以說有相當的困難。

2.若到11月2日—也就是連署書必須送交中央選舉委員會進行查驗的期限以前，郭陣營仍然無法與中國國民黨或（和）台灣民眾黨，完成所謂的在野整合，在野2黨3方依然各行其是，那郭台銘就會將連署書送出，在11月底成為正式的總統候選人，與中國國民黨和台灣民眾黨玉石俱焚。

3.雖然以目前的狀況而言，發生機率並不高，但還有一種可能性是這樣的：

如果中國國民黨的黨最高層，不惜得罪黃復興、韓系及紅統派等其他各方人馬，也要透過將「泛藍挺郭地方派系的代表人物，放進立委不分區安全名單」之類，使這些地方派系回心轉意，進而使他們在連署還在進行中的時候，撤回對郭台銘的支持；抑或有什麼爆炸性的事件，徹底暴露出郭台銘的紅統本質，導致郭台銘的連署書份數最後不太好看、或甚至一舉擊沈其選情，這些都有可能使郭台銘最後索性知難而退。

而從郭台銘正式宣佈出馬後，中國國民黨一轉過去主打「執政大聯盟」議題時，連帶對郭陣營所採取的善意曖昧姿態，轉而採取堅壁清野模式，由該黨考績會發文、嚴禁黨公職民代及候選人為郭台銘站台；以及台灣民眾黨在先前已有不甚愉快互動經驗的情況下，又與郭陣營之間，因為29日台北市計程車工會普渡宴的出席順序、以及致詞時間等問題，導致柯文哲不僅枯等25分鐘，柯郭互動氣氛也相當冷淡的情況下，就算柯候目前仍呈現支持度同時衰退、雙方進入短兵相接的狀態，要他們願意就此被郭台銘併購，也有相當的困難。因此，筆者認為，在野2黨3方整合與否的亂局，至少會持續到11月初郭陣營就「是否將連署書送出」一案，做出最後的決定，甚至餘波還會一路持續到明年大選結束、與其選後檢討以後。

而自「中華民國在台灣」1996年舉行首次正副總統公民直選以來，從來沒有放棄影響或干涉台灣的此般4年一度大選，干涉時也總是站在具有親中色彩候選人一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黨政當局，面對台灣即將到來的2024年大選，至少有以下幾個驅力，會促使中國黨政當局，展現「這回不論如何也一定要干涉其中」的態勢：

其一，3年的武漢肺炎（或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使得中國經濟體系的房地產產業肥大化等弊病，處於一個緩緩持續惡化的傾向，而去年2022年中國當局由極端的「社會面清零」，到完全撤廢防疫管制、進入爛田準路狀態的防疫政策急轉彎，更為中國經濟補上最後一擊，結果導致中國經濟的各個方面，在一度迴光返照後迅速急凍，並成為1979年施行所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系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內需、外銷出口、投資、房地產及金融體系無一倖免，而且這還很有可能只是開始，未來會多慘？難以想像。

在此般經濟因素助推下，武漢肺炎疫情期間經濟表現不惡、政府財政狀況明顯改善，但國本也尚未終局確定，以致於中國當局還有上下其手空間的台灣，就很容易成為中國眼中的救命稻草，若能夠有馬英九式的親中政權作為其內應，中國當局將能夠獲得台灣經濟發展所累積的各種成果，為中國現體制延長壽命，並以台灣的就業市場與各產業，作為緩解中國就業等社會壓力的閥門。

其二，中國一方面為了緩解該國境內的各種社會壓力，而加大極端且非理性的中華帝國主義宣傳，不僅尋找口實、發動仇恨他國的運動（例如最近因為排放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的ALPS處理水，而成為中國當局目標的日本，就是中國當局此番操作的苦主），更以西太平洋的台灣與日本為首要目標，展開以軍機及軍艦擾襲他國海空域的活動。

不只如此，即使中國國內景況已經相當慘淡，但習近平為首的中國黨政最高層，依然沒有放棄以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名、不折不扣的中華帝國主義野心，而台灣則是中國向外擴張、最終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首要目標。只是，中國現在不僅沒有發動大規模戰爭所需的軍費，軍事實力也很難與以美國為首、目前正在逐漸成形中的印太區域防衛體系相匹敵，因此中國當局毋寧還是以「使台灣心防崩壞、不攻自潰」的無血奪台，作為其對台目標的最理想型態。

關於中國當局想要如何使台灣不戰自潰，這裡請容筆者先把焦點從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問題拉開，簡單回顧一下「20世紀以來，共產黨如何在一個國家成功篡奪權力、樹立共產主義政權」的過程。

以第2次世界大戰後的東歐及北歐的芬蘭為例，雖然戰爭還在進行時，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之間，曾經就戰後歐洲的東西兩方勢力範圍有所論議，東歐被畫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不過在戰後的混亂時期，蘇聯在其勢力範圍—例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與各該國的協力者所共同樹立的共產黨，由於空降或新創之初根基不穩的緣故，一開始會先將自己偽裝成單純走議會路線的民主政黨、與其他中間派或左派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並徐圖控制內政部及國防部等關鍵的內閣部會，最後再以掌握國家軍警情特機器為後盾，達成對政府的完全控制、變更為共產主義極權黨國體制。但在芬蘭，這一套則因為芬蘭共黨未能控制國防軍和警察，以及當時的總統巴錫基維等人，對展現篡奪國家權力意圖的芬蘭共黨，展開及時且有力的反擊，而使芬共的陰謀失敗，只是芬蘭卻也在陸上毗鄰蘇聯、蘇聯隨時可能揮軍侵略的陰影下，不得已採取名為「芬蘭化」的中立與等距外交國策，直到冷戰結束為止。

約莫同時，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一邊與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虛與委蛇，以看似願意合作推動改革為偽裝，實則以第2次世界大戰時發展出的解放區與共軍為基礎，在戰爭結束後旋即與中華民國軍隊，為了爭奪日本佔領區、擴大勢力範圍而展開戰鬥；但同時中國共產黨卻也以民主、開明、進步的偽裝色，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吸引從中間派政治人物到一般大學生的廣泛認同，並在國府統治區及各大學內建立地下黨組織，結合具有容共或甚至親共傾向的政治人物、學者及社會名流，從事有利中共的宣傳，為共軍於國共戰爭逐漸取得勝利，發揮側翼的效果。但這些容共或親共的各方人士、甚至是中共在國府統治區內安插的地下黨組織要員，卻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反右及文革等政治運動，遭逢相當慘烈的打擊。

回顧以上的歷史，筆者想要說的是，共產主義者率皆詭計多端，而且為了達成特定的政治目標，還會針對他們當下所處的環境，擬定計畫、在不同階段展現不同的面貌，以眩惑當時輿論及民心；面對他們突如其來的舉動，想要知道「他們這麼做，到底存在什麼樣的目的」，尤應不受表見外觀所惑、多往下想一些。

就拿從8月28日郭台銘正式宣佈出馬角逐中華民國總統開始，中國當局、及其宣傳與涉台系統的反應來講，中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所屬的小報「環球時報」，在29日的實體報紙中，以頭版加內頁的大篇幅報導規格，指斥郭台銘此舉「親痛仇快」「讓民進黨坐收漁翁之利」，斥責之情溢於言表；8月30日，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與訪中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前往位於關公出生地—中國山西省運城解州鎮的關聖帝君廟參拜時，在該廟「結義圖石碑」中，突如其來地朗誦碑上「桃園三結義」誓詞的「背義忘信，天人共戮」一段，由於郭台銘長期自稱是關公信徒，通說認為，宋濤是在譏諷郭台銘與其宣佈獨立參選總統之舉。

先不論作為無神論者的共產黨人，運用宗教與其設施作為統戰工具，是多麼無恥的舉措；以上這些來自於中國當局，大小不等、明暗不一的反應，加上郭台銘在宣佈出馬當天的公開記者會，被記者問到「如果中國當局以沒收鴻海跟富士康在中國的財產，作為您參選的回應，請問您將如何看待此舉」時，郭台銘回答稱”Yes, please do it!”，一副願意欣然接受的樣子，先不提郭台銘此般回答事後引起什麼樣的爭議，兩相結合參照後，很容易讓有一點基本敏感度的人，得到一個看法：郭台銘正式參戰後，想要盡快洗刷長期累積的親中親共色彩、樹立起「我也會對抗中國」的形象，而中國當局也似乎是配合演出似的，多少對郭台銘有所批判，儼然在世人面前上演一場「周瑜打黃蓋」式的苦肉計戲碼。

或許思維比較簡單，或者對包含中國共產黨在內，各種共產主義政黨所具有的壞與邪惡的本質，以及這些共產主義政黨過往至今曾經犯下的惡行、暴行及犯罪行為所知不多的一般人，會被近期的此般事態發展所眩惑，甚至得到「郭台銘是不是已經跟中國當局鬧翻了？不簡單喔，要『掃羅變保羅』改邪歸正了嗎？」之類充滿過剩善意、具有自我滿足傾向的結論；但，請恕筆者直言，自郭台銘在本屆大選角逐中國國民黨徵召提名以來，他所提出的各種所謂政見，扣除他好說大話，如2020年韓國瑜「OO發大財」「太平島挖石油」般，濫開「我會讓台灣成為亞洲首富」「人均GDP翻倍」等支票的部份，他關於台灣—中國之間關係的主張，例如所謂「台海兵兇戰危」，在金門提出兩岸和平宣言、上任後將兩岸會談常設化，並在金門設立協商處所，以及宣稱要斥資2000萬美元成立所謂兩岸和平研究院、創辦新媒體宣傳所謂兩岸和平理念等等的內容，有哪一項不是有利於中國將台灣拉離國際、將台灣鎖入一個中國框架？更別提「我會給台灣帶來50年的和平」這樣的論調，很難不讓人與「1980年代當時的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向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就香港前程所做出的『1997年交接後，香港50年不變』承諾，但2019年反送中運動、以及中國當局在其間與之後的一連串彈壓等暴政，就讓一切通通變調的經過」聯想在一起，進而產生「郭台銘是不是想為中國將台灣也香港化」的大哉問。

因此，郭台銘宣佈出馬加入戰局後，近期想要樹立的「我也會對中國強硬」的形象，是不是他真正的本心？筆者認為，很有斟酌跟思考的餘地。

說了這麼多，其實筆者想要表達的是，在短期可預見的未來，台灣國本還無法自力終局確定，而中國因素也還沒有徹底消失以前，每一次中華民國總統大選，都會是生活方式的保衛戰，特別是這次的總統大選，對未來至少1~2個世代的發展特別關鍵，在中國頹勢與疲態已經明顯展露在世界面前、未來負面效應更是難以估計的情況下，台灣要選擇繼續待在以美國與日本為首的民主政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體系中、成為世界經濟及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存在，還是要被鎖進一個中國的框架，用台灣的經濟發展成果，來填補中國改革開放所製造出的債務無底洞，並犧牲我們雖然不完美、但仍然有未來自主優化可能性的生活方式？郭台銘與中國當局的這番表演，正是我們開展此般思考、做出適切決斷的契機。

作者/吳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