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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大選將至,台灣要親近加速被世界離棄的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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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只剩大約5個月的時間,民進黨提名的賴清德副總統,目前雖然在多份民調中,呈現穩定領先的態勢,但大概是還在進行「鴨子划水」式深耕布局的緣故,所以還沒有展現出爆發力;而在野2黨侯柯郭之間的三角關係,在侯與郭合作已然無望、雙方關係逼近全面破局狀態的此際,整合的焦點也逐漸轉移到「朱立倫與柯文哲可能存在的藍白暗盤」、以及最受人矚目的郭柯關係上,特別是在柯文哲的民調支持度,正在因為台北市長時代所留下的種種問題遭到揭發,以及台灣民眾黨一連串堪稱拙劣的選戰策略操作等因素,而進入逐漸消風的狀態;而郭台銘距離正式宣佈「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出馬角逐總統大位」,經過聯絡多方泛藍地方派系等準備以後,也進入蓄勢待發階段的情況下,喧騰超過半年的在野整合問題,眉目也逐漸清晰起來,到底最後會有幾組人馬正式參戰,答案的正式揭曉,應該也只是早晚的問題。

但,在在野整合紛擾超過半年,至今事態尚未完全收束的背後,這次大選的本質—亦即「基於台灣的本位,認同『自由開放的印太』等概念,並與具有共同價值觀,願意與基於此般共識、以及共同遵守國際規範確信的友邦,建構具有可持續性的穩固關係,讓台灣成為世界不可或缺的部份」的開放路線,與「如同2008~2016年般,將台灣重新鎖進所謂兩岸一中的框架之內,依賴中國的施捨與所謂善意而活」的親中路線,這2組南轅北轍的國家認同之間的再度對決,並沒有因為這些喧騰與雜音而有所差異。

以賴侯柯郭這4人長期的言行軌跡及政策主張來看,只有賴清德是「向世界開放」路線的忠實守護者與延續者,其他3人的本質,都是親中路線的不同化身,差別只在於這3人的各自關注所在、以及話術與手法是否高明這2點而已。

侯友宜用曖昧不明的中華民國認同,包裹想要重返馬英九路線、帶領台灣再度走向中國的本音;柯文哲則是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傾慕、並私淑其鬥爭心法」、以及「將自己與中國電視劇中的清.雍正帝形象疊合於一」的基礎上,展現他身為權力動物的本質,在他變色龍式的言行下,所隱藏的也是為中國利益而服務的心向;至於郭台銘那更不用講,在「他仍然透過股份持有的方式,對鴻海-富士康集團保有間接的實質控制力,而鴻海-富士康集團從最初發跡坐大以來,不僅始終難以擺脫接受中國中央以降各級黨政當局,對該集團多所優禮與扶植的陰影,更別提鴻海-富士康集團至今仍未從中國完全撤退」的情況下,郭台銘宣稱「要為台灣人打造新的黃金30年」,並主張台灣應該早日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簽署所謂兩岸和平協議,但,這些言論在自認為重視自身利益、但實際上卻也與近年來的國際動態與趨勢逐漸脫節,號稱「經濟藍」或「知識藍」的選民層中,卻也有相當程度的渲染力,與傳聞中他為本次大選所準備的銀彈結合在一起以後,對台灣的危險性,可以說是在野3人當中最高的一位。

在野幾位已知或潛在的角逐者,特別是柯郭2人,不是用聳動但經常毫無根據的言詞,來吸引選民的注目,就是用看似華美的詞表,以及自以為利益的誘引,試圖吸引選民的認同;但,筆者認為,台灣人這時候所需要的,應該是將自身心智從這些詞語當中抽離出來、恢復冷靜與清明,並且更為週延的關注當前的世局,特別是關於中國的部份。各方跡象表明,無論是中國之於世界、抑或西方各國之於中國,中國都有加速被世界離棄或隔離開來的態勢,而台灣要不要被重新鎖進由這樣的中國所主導的兩「岸」架構,若被鎖進這樣的架構中,又會為台灣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更是需要台灣人審慎思考的巨大問題。

首先,先談「中國逐漸被世界離棄」的部份。

經過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世界大流行以後,半導體作為一種戰略物資的價值,其重要性較疫情前更加獲得各國重視,而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在去年(2022年)的全面爆發,更突顯半導體在軍事用途上的重要性,以致於在半導體明顯落後於世界尖端標準的中國,無論如何,就是要「想孔想縫」臨頭趕上、或者實現他們口中的「彎道超車」效果,以致於該國不僅不時有所謂的學者,認為可以透過攻佔台灣、攫取台積電在台灣本土的工廠之類的方式,獲取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突破西方各國對中國的經濟封鎖;而中國當局也試圖從「千人計畫」等等技術間諜式的管道,東拼西湊地獲取相關技術,或試圖強令在中國設廠的各國相關業者,將其技術轉移給中國,並一度提供大量資金,嘗試扶植起其本國的半導體產業。

但,這些動作卻也強化了自美中貿易戰開打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對中國在經濟領域所升起的種種戒心,並進而引起美國帶領盟邦、對中國從多個方面展開半導體相關技術及原料的封鎖。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光是近半年多以來,美國為首的各國,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展開以下的管制與封鎖措施:

1.在美國敦促及立法下,荷蘭政府對該國的世界最大半導體設備製造供應商—ASML,就ASML與中國的諸般交易行為,例如為受到管控的半導體製造設備提供維修及備料服務,以及在未經許可下,向特定的中國業者交付浸潤式深紫外光(DUV)晶片製造機具,施以更高強度的法律及行政規制。

2.日本在今年5月也正式施行更高強度的半導體設備出口管制措施,有23種與製造半導體有關的設備被納入規制範圍,除了經濟產業省(相當於中華民國經濟部或美國聯邦商務部)的進出口白名單國家(例如美國、台灣,以及新近復歸的韓國)以外,其他國家若欲進口這些設備,都必須要向經濟產業省逐一個別申請。此舉被視為是主要針對中國而來,而且還是針對中國14奈米以下的半導體製程。

3.由於中國仍然繼續在擴充其半導體在7奈米以上、特別是28奈米方面的成熟製程,意圖在成熟製程的半導體方面,獲得世界性的主導地位,以致於美國與歐盟最近在研議將對中的半導體管制範圍,由先進製程向成熟製程擴張,並擬限制三星電子及SK海力士等韓國半導體業者,擴大在中國的成熟製程產能。

而中國在經濟方面逐漸被世界離棄的情況,從整體的進出口數據來看也相當明顯。

由於中國去年雲霄飛車式、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武漢肺炎防疫政策,對經濟生產秩序的嚴重負面影響,自美中貿易戰爆發後持續至今的多國加工出口產業鏈脫中大勢,以及俄羅斯侵烏全面戰爭爆發後進一步惡化的世界性通膨等因素所影響,不僅反應在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金額的驟減(2023年第1季僅200億美元,相較於去年同期衰退約8成),也導致各國對中國的加工出口產品需求,自今年年初一度短暫復甦後,呈現明顯衰退的態勢。以6月為例,以美元計價的出口,相較於去年同期衰退達12.4%,比市場預期的衰退10%更慘烈,預期中國海關即將公佈的7月份數據也無法擺脫低迷的態勢;而進口部份則受到內需及出口雙重不振的影響,也較去年出現明顯下滑,6月較去年同期衰退達6.8%、也比市場預期的衰退4.1%更糟。更別提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的衰退態勢較平均更甚,光是中國6月的對美出口額,就出現24%的劇烈跌幅,顯示美國減少對中進口的態勢正在逐漸益加明確化。

另外,也相當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方因素(例如下文會提到的中國新修訂反間諜法)交會之下,今年外國人赴中的觀光人數,相較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前最後一年—2019年的數據,暴跌的幅度更加慘烈,今年第1季前往中國觀光、由旅行社接待的外國人人數,只有5萬2千人,其中更有將近一半是台灣人或中國港澳居民,相較於2019年第1季370萬人的程度,暴跌將近99%,這也是中國逐漸被世界離棄的又一明確象徵。

而中國逐漸展現自我與世界隔離的情況,則大致反應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中國當局的行政措施方面,中國政府正在逐漸減少關於該國經濟各個方面的數據公開揭露,而且還經常不對外說明「為什麼停止公開此一數據」的理由,導致各國觀察/研究中國經濟的相關人士,在研究中國經濟的困擾漸增的同時,也升高對中國當局何以如此的質疑;而且中國當局更立法要求「跨國企業必須提供在中國營業部份的相關數據」,也為跨國企業的在中國分支增加負擔與風險;更不用說中國當局對於那些幾經困難、終於做出對中國經濟最新負面評價的外國企業(或投資)顧問業者,以及外資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動輒以「查水表」的方式相脅,或減少這些業者在中國的商業機會。

而中國當局在行政措施之外,也基於其病態的仇外防衛心理,修訂既有的反間諜法,於7月1日生效的反間諜法,大幅擴張中國當局可得認定為間諜行為的範圍,舉凡蒐集或在網路上查詢中國的地圖等地理資訊、前往中國旅遊時與當地民眾合影,或者在中國旅遊期間參加現地宗教活動,都有可能成為遭到入罪的理由,以致於美國國務院對中國調昇其旅遊警示,到達第三級「審慎考慮是否前往」的程度,韓國等國政府更是發出電子郵件,提醒各該國家在中僑民,切勿從事可能遭中國依新修反間諜法羅織入罪的行為。中國當局新修訂的反間諜法,也因此成為讓大量的潛在外國觀光客打消訪中念頭的一大動力。

另外,中國無論官民的對外行為,也都在持續激發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反感,並反饋到中國自身,刺激中國社會引發更多排外行為。

就官方而言,即使中國國內近期天災人禍頻傳,一個杜蘇芮颱風、以及其殘餘的溫帶低氣壓,可以從南到北影響上億人,並且使得「華北平原(特別是京津冀首都圈)欠缺良好排水系統」的長期缺陷,在犧牲涿州等地、作為北京市中心及雄安新區疏洪池的過程中暴露無遺,連東北各省都遭到洪水與暴雨侵襲、農產面臨減收歉收,怪颱卡努更即將撲向華北及東北地區、造成第二度颱風災情的時候,中國當局依然不放棄以其解放軍及海警機艦四出擾襲各國,就在杜蘇芮遠離之後,中國恢復對台灣鮮少間斷的機艦擾襲,以海警船隻阻礙菲律賓補給其南海實控島嶼,並與俄羅斯合作,派出中俄海軍聯合船隊,先擾襲日本近海、後將巡弋範圍延展到美國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島,張牙舞爪的態勢令人憤怒。

就民間而言,近期最具標誌性、讓多個國家對中國反感更上一層樓的事件,當屬近日一群中國留學生在英國倫敦東部的一處塗鴉牆,以白漆強行塗去牆上的原有畫作,並漆上中國所謂的12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旋即引發英國民眾在該處漆上各種反中抗議文字、以示反擊,最後該牆又被重新漆回白底。由於此舉不啻於是中國破壞他國文化設施的變相文革,引發反彈實屬必然。

綜上,在中國正陷入自改革開放施行以來,前所未見的經濟衰退,房地產、金融、內需及出口無處能夠倖免,而中國與西方正進入相互離棄與斷絕關係的新常態,對對方反感也正在逐漸加深的同時,「台灣要站在哪一邊」的大哉問,對於冷靜且明智的台灣人來說,答案簡直再簡單不過,只要中國繼續與世界相互離棄、逐漸與世界經濟體系等各方面切割,台灣也能堅定地站在以美國與日本為首的西方世界一側的話,那麼台灣未來的持續繁榮,將會是可以預期的事情,甚至可以開啟第二次經濟奇蹟,奠定台灣向先進經濟體中段班、或甚至前段班躍升的基礎。

但,如果台灣多數民眾這時候還無法看清國際局勢,在能夠自主選擇的情況下,竟然將選票奉送給「用過時的認知圖景,包藏親中及將台灣鎖入中國框架等禍心」、或者是嘩眾取寵等等的親中總統候選人,則到時台灣不僅將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新圍堵目標、喪失西方體系下可得獲取的更多經濟機會,而且更將被拖進中國的經濟漩渦,用台灣經濟發展的積累及有限的市場,去背負中國積重難返的經濟命運,請問這會是各位想要的結果嗎?希望大家可以捫心自問,冷靜思考,做出不讓自己後悔的選擇。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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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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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台灣詐騙如此猖獗:從產業鏈、制度漏洞到人性弱點的結構性解析

台灣詐騙之所以長期猖獗,原因不是「民眾太笨」或「警方不做事」,而是詐騙已經進化成跨境、分工、數據驅動的黑色產業鏈,並且精準卡住台灣的高流量金融環境、通訊平台生態與法律執行落差。當犯罪可以低成本大量嘗試、被抓成本相對可控、而且資金回收速度極快,詐騙自然會變成最「划算」的犯罪型態。 第一個核心原因是詐騙產業鏈完整,從「引流—洗腦—收款—洗錢—分潤」高度分工。台灣常見的投資詐騙、假檢警、解除分期、交友詐騙或假網購,本質上都不是單一人行騙,而是由不同角色接力:前端用廣告、假老師、群組、釣魚簡訊或社群私訊引流;中段用話術腳本與心理控制建立信任;末端由車手、收水、第三方支付、虛擬貨幣或境外帳戶完成收款與轉移;最後由洗錢節點把金流切碎、分散、跨境匯出。這種分工讓每個環節都像可替換的零件,個案被破也能迅速補位,整體效率不會崩。 第二個原因是台灣金融與支付環境便利,提供了詐騙需要的「高頻轉帳能力」。快速轉帳、即時入帳、多帳戶管理、第三方支付與便利的ATM提領,使得詐騙得手後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多段轉移,拉高追金難度。更重要的是,詐騙不需要每次都成功,只要大量發送訊息與廣告,靠極低的邊際成本換取少量高額成功案,就能覆蓋失敗率。 第三個原因是通訊與社群平台成為詐騙的「最佳投放渠道」。詐騙集團不必自建技術系統,只要依賴通訊軟體、社群平台、短影音與搜尋廣告,就能用演算法找到目標受眾。假投資常透過「名人代言」假圖、假新聞連結、投放到中高齡族群的內容版位,再把人導入封閉群組,利用群體壓力與假獲利截圖完成洗腦。平台治理與下架速度如果跟不上,詐騙就能像病毒一樣複製擴散。 第四個原因是跨境化讓偵辦成本上升。大量詐騙機房、金流節點與話務中心不在台灣境內,甚至在多個司法管轄區分散。警方即使掌握線索,也常只能先抓到「車手」或末端節點;而幕後主嫌、機房與資金終點在境外,使得刑事司法需要跨國協作、證據調取與引渡,時間與成功率都不理想。詐騙集團因此能把高風險環節外包到海外,降低被一網打盡的機率。 第五個原因是法律與執行存在「不對稱」:詐騙更新太快,制度反應太慢。詐騙劇本、平台與金流工具迭代速度以週為單位,但立法修法、跨機關協調與數位證據程序常以月或年為單位。刑責設計若無法有效提高「主犯與組織者」成本,而末端又不斷有人補上,整體威嚇效果就有限。民眾在新聞中看到「抓了很多車手」,但體感仍是詐騙不斷,正反映打擊點未能長期壓住產業鏈上游。 第六個原因是台灣的社會心理與生活壓力,提供了詐騙特別好用的切入點。投資詐騙利用的是對通膨與退休焦慮的恐懼;交友詐騙利用孤獨與情感需求;假檢警利用對司法與權威的畏懼;解除分期利用怕麻煩與資訊不對稱。詐騙話術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不攻擊理性,而是攻擊情緒:緊迫、羞恥、恐懼、貪念與面子。只要把受害者推進「時間壓力」與「私密對話」場景,判斷力就會下降。 結論是:台灣詐騙猖獗不是單點失敗,而是「高報酬、低摩擦、可規模化」的犯罪模型遇上「支付便利、平台擴散、跨境阻力、制度慢反應」的結構環境。要有效降低詐騙,關鍵不是加強宣導一句「不要貪」,而是把成本結構反過來:提高上游組織者的風險、壓縮金流轉移速度、讓平台的下架與驗證變成標配、並讓被害人能更快止付與追金。沒有改變成本結構,就只會看到詐騙以新包裝持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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