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於中國對台灣的軍事侵擾及威脅加劇，並成為中國與其在台第五縱隊及協力政客，以台灣社會為對象，進行和戰恐懼等認知操作的其中一種手段，愈來愈多的台灣人開始關注國防安保的議題，筆者認為這是再好不過的事情。
但，由於軍隊跟國防是涉及「科學—技術—社會」STS領域的事務，軍隊是人、武器裝備與組織共構出來的社會有機體，觀察國防及安全保障事務的時候，筆者認為，有志者不僅應該關注武器裝備性能等等的技術層面，同時也應該對軍隊內部的組織文化、精神傳承及國家認同等精神層面的事務，抱持至少同等程度的關心。這點對於台灣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自1648年「西發利亞和約」初步確立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概念起，很少有政治實體是像現在的台灣一樣，處於「由一個喪失其絕大多數主權領土的流亡政府，與大戰戰後主權歸屬尚待最後確定的領土嵌合於一，卻也不受任何國家直接統屬，而保有自治權限及類似主權國家外觀」的狀態，連帶導致「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軍事及民間社會的關係，處在一個相當微妙的狀態。
特別是近期的幾起事件，雖然乍看之下可能稀鬆平常，但稍加探究以後，卻潛藏「當前直接負責保衛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國軍，在國家認同的本位、以及歷史的史觀上，與台灣社會產生相當程度扞格及錯位」的重大問題，值得重視台灣國防安保問題的各位，一起思考主事者的作法、以及護航者的說法是否妥切。
其一，明年適逢中華民國廣州國民政府創辦陸軍軍官學校（以其校址而被稱為「黃埔軍校」）100週年，黃埔軍校是當時廣州國府領袖孫文在「聯俄容共」政策的基調下，收受蘇聯經費及武器彈藥等援助後，所創辦的軍官學校，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黃埔軍校在早年中國，同時是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以及中國工農紅軍與其後身—中國人民解放軍，多位日後的高級將領接受軍事教育的場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政當局，以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側、與黃埔軍校有關的人士，想要透過各種活動，來爭奪黃埔軍校歷史論述的主導權，也是不令人意外的發展。
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方，所舉行的相關活動，敘事立場卻依然是大中國的本位，更有在台灣現代史中具有高度爭議性的人物，在活動主辦者及策展者的眼中，被認為是黃埔的傑出校友，令人不禁懷疑，到底中華民國這邊的黃埔校友，對台灣現代史及台灣社會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例如，在「中華民國在台灣」一側、以「中華民國中央軍事院校校友總會」為名的黃埔校友團體，於6月中下旬期間，在台北市政府大樓的1樓中庭，舉辦「黃埔建軍建校迎百年」的展覽，但，不僅該場展覽的敘事立場是完全的中國本位，在228事件及其後的清鄉行動當中，以高雄要塞司令身份，指揮逮捕多位市參議會參議員等在地頭人、以及血腥鎮壓高雄中學及市中心火車站等地，並因此累積「鎮壓有功」的資歷，從而能夠在日後扶搖直上，官至陸軍一級上將、出任陸軍總司令及參謀總長等要職的「高雄屠夫」—彭孟緝，竟然名列於該展覽「傑出校友」的展區中，內容也滿是正面表列，現場照片經臉書用戶公布於網路後，在台灣的網路社群引發相當程度的論議。
其二，曾任陸軍軍團指揮官、以陸軍中將軍階退役，退役後曾經前往中國、參加該國黨政當局統戰活動，在該國首都北京「人民大會堂」，以畢恭畢敬態度聆聽該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演說，因此引發台灣人撻伐，卻仍然在2019年時，獲得中國國民黨時任黨主席—吳敦義的青睞，因此忝列於該黨本屆不分區立委之中的退將—吳斯懷，上任後積極推動所謂「泰北孤軍入祀大直忠烈祠」一案，近期該案開花結果，6月30日，這些泰北孤軍陣亡將士的靈位，以「中華民國雲南反共救國軍」的名義，入祀於大直忠烈祠，新聞媒體不分藍綠台華統獨光譜，報導本次入祀儀式，對此多持正面態度，甚至連自由時報，在報導中也將雲南反共救國軍譽為反共典範。
本次入祀由於涉及到中華民國國軍的國家認同、以及其自我定位等課題，而在台灣社會引起相當程度的論議。
認同中華民國、光譜介於所謂華獨或華統之間的論客或網友，對本次入祀多半抱持正面的態度，一些相對有歷史知識的論客，甚至會用「在中國雲南及泰緬邊境一帶活動的的反共救國軍／孤軍，從事長達20多年的武裝行動，有助於引開中『共』當局的注意力，減輕台灣所收到的中國軍事威脅壓力」之類的理由，來為此次的入祀事件護航。
但，對台灣人來說，對入祀事件的評價，則明顯有異於認同中華民國的一派，理由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這些所謂的泰北孤軍或雲南反共救國軍，是1945~1949年中國國共戰爭的後續衍生事案，除了名義上受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指揮節制，以及部分人員家屬撤退來台、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安置以外，跟台灣並沒有其他交集。
2.再者，這隻軍隊到底幫台灣人分散掉多少中國當局的注意力，有沒有減輕中國當局對台灣軍事威脅、甚或降低中國當局對台局部武裝衝突的強烈程度，由於這些陳述經常流於感覺，難以核對中國當局內部資料檢證、並量化為具體數據等因素，在台灣人的眼中，很明顯會得到與民國派南轅北轍的結論。
3.更嚴重的問題是：這隻部隊出於維持自身開支、甚或試圖擴大規模等因素，在其實控區內種植罌粟、收集提煉其汁液，並提煉成鴉片及海洛英，出售牟利，讓毒品流竄於台灣、英屬香港及東南亞泰緬等國等處，毒害各國，也是確實存在的事實。
因此，爭點逐漸浮現後，台灣社會陸續出現「為什麼要拿台灣人所繳的稅金，去泰北緬北奉迎所謂的孤軍陣亡官兵靈位，來台入祀於大直忠烈祠」、「毒梟軍閥的同夥為什麼能夠入祀忠烈祠」，以及「這跟台灣到底有什麼關係」等等的質疑聲浪，甚至因此延伸出媒體及網路的激烈論戰。
恕筆者直言，這2起事件的發生，在相當程度上象徵中華民國國軍在國家認同、以及其意識形態方面，與台灣社會所存在的錯位與歧異。
中華民國國軍在1949年前後，隨著國共戰爭的敗退潮撤退來台時，步槍喪失約7成(12萬把步槍，相對於約40萬名兵員而言)，其他輕重裝備喪失過半到9成不等，之所以能夠重新整軍，始於1950年6月底韓戰爆發、美國政府重新確立「協防台澎、巡弋台灣海峽以防止台灣遭侵略」的政策後，美國政府動用美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武器、裝備、補給及彈藥等物資，協同派往台灣的美軍軍事顧問團，援助中華民國政府整軍。經過1950年代初期的整軍後，中華民國陸軍至少在裝備上，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步兵師所應有的基本標準，中華民國海軍則獲取更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封存艦艇，作為重建海軍、維持台海防衛最基本需求之用；中華民國空軍更是一舉從螺旋槳戰鬥機進入噴射戰鬥機時代，戰力與敗逃來台初期不可同日而語。
之後，在1950到1960年代期間，一方面美援繼續為中華民國國軍的裝備維持、甚或是部分軍種作戰單位的擴張，提供相當的助力；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自台灣所徵收的稅賦，對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其國軍的薪俸及實物支給，角色也越來越吃重，甚至還多次出現「軍費佔中華民國政府年度總預算80%以上」的情況。
因此，可以這麼說：
1.最晚從1950年年中開始，中華民國國軍從武器裝備、彈藥到補給物資及技令，業已成為一隻美國化的軍隊，除了法製「幻象2000」戰鬥機及「拉法葉」級巡防艦，以及德國製的掃雷艦等少數案例以外，要找到完全跟美國裝備或技術沒有淵源的武器裝備，對中華民國國軍而言，難度應該不會低到哪裡。
2.最晚從台灣經濟明顯起飛、美援完全結束後，中華民國國軍的裝備採購、作業維持及人員薪俸等一切開支，都來自於中華民國政府自台灣所徵收的稅賦，甚至說台灣人承擔這支軍隊的開支也不過分。
3.也相當重要的是，中華民國國軍基層軍士官兵，在中華民國的兵役制度在台灣全面開始實行以後，台灣籍的比例逐漸上升，1949年前後來台的中國籍人員比例，隨著人員老化及退役而住在降低。但，1949年前後來台的中國人，依然近乎完全壟斷中華民國國軍的將領人事，台灣人晉升為將軍、甚至躋身(總)司令及參謀總長等要職的情況，至今為止依然是少數。
4.中華民國國軍的實際機能，除了作為防範中國侵略台灣的第一線部隊以外，同時也是美軍太平洋方面的側翼部隊，與西太平洋美軍、日本自衛隊及大韓民國國軍，共同作為西太平洋防範蘇聯/俄羅斯、北朝鮮及中國等不逞國家蠢動的武力。
正常狀況是這樣的，一支軍隊的國家認同、保護對象—著眼本位，以及其財政與人力之所出，必須盡可能的保持一致，才能夠在構成精神戰力基盤的「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等大哉問方面，獲得不算太離譜的答案。
如果現在台灣已經是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台灣的國軍/國防軍，如同其他正常主權國家的國軍/國防軍般，為『保護台灣國家的長久存續、與台灣人生命財產安全，不受到外敵武力侵犯傷害』而戰」，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情。但，問題的癥結點，正是出於台灣特殊的「自治的政治實體」樣態，1949年年底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明知自身並無台澎主權的情況下，仍對外宣稱台灣為其一省，並基於其「反攻大陸」(或者蔣經國時代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類信條)的主張，而將台灣的大量資源投注於維持中華民國國軍之用，而中華民國國軍在這樣的主張或使命下，也就沒有如同當初西方世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期望般，自我「土斷」轉型為只為保護台灣而存在的軍隊，而是繼續以空洞的大中國，作為歷史傳承之所出及認同的對象。
更嚴重的是：以上的問題，並沒有隨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化，而一併獲得治癒。由於美國自1970年代初期起推行「聯中制蘇」戰略、試圖將中國導入國際社會的緣故，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各國)，至今為止仍然為了與中國之間的各種利益或關係，而變相要求台灣吞忍，不能驟爾變更台海現狀，導致台灣不能單純基於自身的公民總意，推進建構主權國家的進程，台灣與中華民國嵌合的狀態未能獲得治癒，導致台灣社會的國家及國族認同持續錯亂，使得中華民國國軍與台灣之間的認同、以及歷史傳承的錯位，也一併延續至今，「軍歌之中仍存在大量的中國或中華元素」、「國防部長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表明自己不會為台灣獨立(其實精確的說應該是台灣建國)而戰」，以及這次的「泰北孤軍入祀忠烈祠」等怪象，都是此番錯位問題的冰山一角。
當前的這些問題，在國際社會還沒有從舊有的對中綏靖體制，轉換為新的對中冷戰格局，並容認「台灣也有自主啟動建國程序的權利」、形成新的台海和平共識以前，台灣在非親中勢力的執政下，有心者也只能夠緩步推進、為台灣建國打好基礎，而不能在短時間內做出根本性、全面性的改變，更何況我們已經在主張「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的總統的主政下，又渡過除了部分裝備有所更新、國防預算增加以外，在軍隊的國家認同問題方面，反而不進反退的7年多？合理且悲觀的預期是：我們恐怕還必須跟這些問題與怪象再共處一段時間，至少直到中國對台灣發動最後的跳梁式侵略戰爭、台灣的烏克蘭式國族建構時刻來臨為止。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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