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台語是榮譽的標誌 日前輝達老闆黃仁勳，在台大畢業典禮的開場白使用台灣話演說，而且是道地的台南腔（khionn），很值得大家肯定。他出國長達50年，台語還能說得這麼道地，實在很不簡單。 曾聽過有家長說，由於怕影響孩子的智力發展，所以捨棄母語台語；也曾聽過怕影響孩子的學校成績，捨棄母語台語；更多的人認為講台語的人，是沒有水準社經地位低落的人。 這都是從台灣過去的語言單一教育來看世界，殊不知這世界的真實狀況是豐富的多語文化，如歐洲許多國家就是多語言教育，尤其是瑞士，主要語言有德語、法語與義大利語。 然而為何還是有人認為台語不入流？揆其因，乃中國國民黨黨長期黨國教育所造成的，因為獨尊一種語言，讓大家認為中國人比較高貴，台灣人就比他們低一等，方便他們統治。 2018年，《國家語言發展法》三讀通過，明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使用應不受限制或歧視。台大員生消費合作社理事孫博萮與台教會指出，當年7月底的理事會，遭主席遏止講台語，農經系官教授還以二手菸比喻台語、侮辱台語，認為這樣的作為是剝奪使用母語權利。 這幾年台文界花了無數的時間與說詞，要來打破語言的單一主義和不平等狀況。有時候真的覺得很煩，台灣人被過去的黨國教育與意識束縛太久了，都不知道這世界的多元狀況。 兩蔣時代，國府的教育部強迫大家說北京話，若有人說台語要被划錢，只為了方便統治，其實他們國語也不標準，文明素養更低劣，不配領導台灣。 以後若有人在問你為何講台語，那就回說：連美國的AI創業大師黃仁勳，最近在對台大畢業生演講時都講台語，是很高貴的語言，有何不入流？ 台灣人應該不忘本，以說台語為榮，否則會被中國黨統戰不自知，也會傻傻的漠視威權銅像與中正廟對台灣人的霸凌。  作者/鄧鴻源 

1998年，陳水扁挾高達89%的執政滿意度競選台北市長連任失利，面對落選，他僅一句「對進步團隊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的話語，接著展開三天三夜的謝票行程，最後在2000年當選總統。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新北市長侯友宜於五月二十日的周末夜晚在新北市三重小巨蛋參加網路直播節目，與前台南市議員謝龍介唱起雙簧、一搭一唱。面對謝龍介自嘲落選台南市長，侯友宜突然回應「台南人沒眼睛啦！」，謝龍介接著說是「沒福氣啦！」。 身為台南市民，謝龍介在筆者的眼中就是一個藉由韓流崛起的候選人，更是一位造謠政客！ 早在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時，謝龍介議員常以流利的台語搭配俗諺質詢市府官員，聲稱「一生只監督賴清德一人」。當時的賴清德曾戲謔謝龍介是「被布袋戲耽誤的政治人物」，覺得他的台語都在罵人，沒有表達出台灣人善良謙虛的一面，比較可惜。 爾後韓流崛起，謝龍介在2019年3月投入台南市第二選區立法委員補選時引爆「文旦之亂」，找來助選的果農聲稱「兩百萬噸的文旦被倒在曾文水庫」。後來因為說法太誇張而又改口「兩百萬斤文旦倒在曾文溪畔」。以正統中華民國的身分痛批民進黨搞台獨，謝龍介卻在當年競選立委補選的晚會舞台上，刻意用手擋住太太手上的中華民國國旗。 2019年8月，參選2020年總統的前高雄市長韓國瑜聲稱座車可能遭安裝追蹤器，謝龍介更在政論節目證實他有看過，爾後又改口看過「疑似」追蹤器的電線。 搭配特定的媒體信口造謠，博得韓粉的認同，言之鑿鑿卻屢屢遭到事實打臉，從不道歉、笑罵由人，造謠政客謝龍介的全國聲量就是這樣來的。台南市民拒絕買單謝龍介其來有自，這與「沒眼睛」、「沒福氣」有何相關？ 侯友宜說「台南人沒眼睛啦！」，難道是指台南市民看不到兩百萬噸的文旦還是追蹤器嗎？謝龍介說「台南人沒福氣啦」，是否也在為韓國瑜2020年總統大選慘敗抱屈，認為全台灣人都沒福氣讓韓國瑜當上台灣總統呢？當侯友宜決定擁抱韓粉，不再模稜兩可，不再說些言不及義的跳針話語，可是韓粉願意接受侯友宜在2020年總統大選對韓國瑜的冷漠對待嗎？ 作者/秦靖

4月29日台中一中舉辦園遊會，某班級以「烯環鈉」為主題在社群宣傳，因為涉及以諧音歧視原住民，在網路引發軒然大波。雖然校方察覺後立刻下架，該主題未在園遊會上展出，事後校長也開記者會道歉。但立委伍麗華揭露，園遊會事件後中一中有原住民孩子被同學加進Line群組嘲諷，退出後又被強邀加入，害得孩子不敢上學。 我是生理男性，高中曾就讀位於山區的學校，也認識不少原住民同學，看到這種事情心裡很難過，看見網路社群之間的罵戰更是感到無奈。 我相信大部分一中學生其實具備族群意識，只有少部分的學生會把「低級當有趣」，但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雙方造成的衝突愈演愈烈，這反映了台灣社會與原住民之間的裂痕尚未彌補完全。 設身處地從一名台中一中學生的角度來看，心裡會是滿滿的受害者情節，大概會覺得歧視文宣已及時下架，該攤位也未在園遊會展出，卻還是見到外界高聲量的撻伐聲，心裡難免委屈。也會心想過去這類玩笑後果並不嚴重，為什麼年紀輕輕就要受到社會鐵拳的洗禮?而這種不平衡的想法，最終有可能衍生到拉原民生至群組嘲諷的過激行為。 但從原住民來看，文宣背後暴露的價值觀，不知輕重的言論無疑令人痛心，不管有沒有即使刪除，造成的傷害都難以挽回，更不用提到後續還有學生遭到拉群組霸凌的事情。 5月6日一名泰雅族台中一中畢業校友在《自由評論網》投書表示，校長代替一中生道歉是「苦澀但慈悲的選擇」因為究責個人或班級可能造成原住民學生被差別對待，所以校長作了降低對校內原住民學生不良影響的最適選擇。根據這名校友說法，可以此事確實在校內、校友造成族群間的緊張關係，所以這名原住民族畢業生才希望避免衝突。 我們必須承認，台灣社會有在進步，但進步的幅度並沒這麼快。部分一中生的想法只是反映台灣社會的價值觀而已，台灣就是有一群人看原住民不順眼，覺得原住民就是考試靠加分、走制度後門的特定族群。事實上這種心態是普世皆然，甚至在美、日、歐國家也在許多極右派團體中見到類似的思維，這是無法避免的。 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必須要讓霸凌者付出代價，這樣社會才有進步的機會，尤其是拉群組霸凌的事情絕對不可姑息，這涉及到的是人的道德底線，絕非是開玩笑就能卸責。 目前反歧視的一方壓倒討厭原住民的一方，但這只能作到聲量下的壓制，不足以讓對方心悅誠服。從另一方會認為，這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體現，我們只是在社會壓力下被迫噤聲。放任下去雖然在短期內換得和平，但長期會引發更大的衝突，後續的反彈會造就極右族群主流化的聲浪。 為了讓台灣未來可以變成友善少數族群的社會，我個人會建議進行和解工程來彌補社會上的裂痕。比如許多學生族群心裡對原住民最感到不平衡的「考試靠加分」議題，就是要透過多方對話、理解彼此相異的價值觀與利益才能更進一步推動和解。但我們也得理解，許多人思想已經定型，要他們理解另一方的想法等於要他們命，因此改變是不能強求的，即使是倡議者仍要接受多元聲音不一定如己意的事實。 台灣近日上映的夯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也演出和解的劇情，因為部下遭到組織部黨工性騷擾，覺得「不能這樣算了」的主角最終成功讓性騷者離開黨部，卻讓「過去可以，為什麼現在不行」的組織部心懷委屈，所以劇中也安排KTV戲碼讓主角群討好組織部主任。這部戲告訴我們，即使本身有理，勝利後還是必須安撫另一方的委屈心理，努力縫合雙方心結，不讓裂痕擴大，尤其是推動社會進步成功時更要妥協，這才能在民主社會保存得來不易的戰果。 作者/粥董

今年年初起，中國關於人口的悲報頻傳，相較前一年2021年同期，去年2022年期間，該國不僅有至少18個省區的出生率全面下滑，總體人口數也出現衰退，這些連中國黨政當局也無法再透過玩弄數據、美化灌水等等方式掩蓋的數據，充分呈現「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將較原先各方學者專家所預期的般，提早在2022～2023年之間結束」的情況；近日更傳出「中國人眼中的4大一線城市—合稱『北、上、廣、深』的北京、上海、廣州與深圳，去年常住人口數也同步出現衰退，衰退人數從數萬到10多萬不等」的新聞，令人不禁開始思考：中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以北上廣深這4座大城為首的中國各大城市，過去經常被台灣的親中媒體、以及泛藍的政客名嘴之流，拿這些城市建構在沙上城堡般處境的虛胖繁榮，以及看似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地鐵與道路等都市硬體建設，作為他們批評「就是因為台灣沒有在經濟上徹底倒向中國，所以台灣幾大城市的市容，才會逐漸落後於中國」的話頭，以作為他們進一步闡述所謂「兩岸經濟統合」、「台商應該如何進軍『大陸』市場」等相類論述的開場白或論據。 但，中國各大城市的就業機會及房地產發展模式等等面向，一如他們的經濟發展模式般，都不具有持續穩健發展的可能性。 在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武肺」）疫情爆發前，中國房地產業景氣的逐漸走向低迷，以及依附於房地產業，透過出售土地使用權、來獲取黨政當局運營與建設等等經費的『土地經濟』，與地方政府為籌措土地經濟逐漸低迷後所需的政府開支，以將來的各種政府收入為擔保所發行的地方債券，並因此滾起多達人民幣數十兆元的地方債雪球，成為估計達中國年GDP的250%~300%整體負債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這幾項因素持續深化以後，已經逐漸讓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的各方人馬，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產生愈來愈多的不安。 而武肺在中國的3年疫情發展，更成為對中國總體經濟的一次重擊。 在武肺疫情爆發後的第1年與第2年—2020~2021年間，雖然中國時鬆時緊的防疫政策，對經濟秩序產生某種程度的干擾，不過中國各級產業與各行各業，大致上還在可以勉強維持的範圍。 但，中國的武肺疫情在2022年初進入第3年，主流病毒株也變成中國當局防疫手段難以防堵的Omicron株以後，在該國最高黨政領導人—習近平的親自指導，以及習近平出於「必須在中共『20大』開啟其異例的第3任期，因此有必要壓制或甚至清除江系在上海的殘餘勢力」的權力鬥爭等等考量下，作為4大一線城市之中對外最重要櫥窗的上海，因此成為習近平與其政權執行「社會面清零」強硬防疫策略的首要開刀目標，於是，自3月底起，上海展開為時2個多月的封城，在這段期間，上海市民與外僑親身體驗封城下物資短缺的感覺，上海與其週邊長江三角洲的加工出口等經濟生產秩序、以及以各種服務業為核心的民生消費景氣也都遭到衝擊，並也為房地產景氣的持續下探種下遠因。 雖然對上海市民及各國僑民來說，最艱困的封城時期與其措施，在2022年6月起逐漸收斂，但上海與其週邊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就業景氣，由於以上因素的疊加交會，以及西方各國與中國緩緩脫鉤的態勢也逐漸明朗的影響，不僅外僑被這波暴烈的封城防疫措施，嚇到對上海開始失去信心，對中國的一般人而言，上海這波封城與其後的效應，也導致上海與其週邊，原先能夠吸收中國大量基層就業人口的加工出口製造業、以及有相近作用的各種民生消費服務業，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數量、以及薪資報酬的水準，都呈現同步萎縮與下挫的趨勢，一般基層就業人口前往上海尋找工作的人潮，也因此開始緩和下來。 因此，上海去年年底常住居民人數的下滑，也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了。 而上海的這一連串發展，也是位於珠江三角洲，同樣以加工出口、房地產與民生消費等服務業，作為經濟與就業支柱的另外2座一線城市—廣州與深圳—的縮影。廣州與深圳，在中國當局去年3月底到12月初的武肺強硬防疫措施推行期間，也與中國的各大城市一樣，受到封城所導致的出行不便、物資短缺，以及最瘋狂時每天1篩的全民核酸普篩等措施所影響，因此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日常運作，也受到廣泛影響，薪資及營收的下滑、甚至是就業機會的喪失，更逐漸成為這2座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常。 即使中國當局在去年12月初解除嚴苛的防疫管制措施後，廣州與深圳的經濟景氣與就業狀況，也並未就此開始好轉，這2座城市與上海一樣，都在蒙受盛宴結束、只剩殘羹冷炙與滿地垃圾的房地產業，以及外資加工出口業者的遷出等等負面因素的影響，民生消費景氣也再也沒有恢復回來，但包含日常開銷與房屋的生活成本依然高昂，於是就業人口的流動也開始緩和、甚至走向衰退，在這樣的處境下，廣州與深圳的常住人口開始減少，也就是必然的發展了。 而中國首都—北京，雖然由於中央黨政機關及國企總部多在北京的緣故，吃黨政機關及國企等等廣義公家飯的「體制內」人口占比，較上海、廣州或深圳都來得更高一些，但，去年起，從該國東南沿海各省市吹去的景氣寒風，也逐漸吹向北京的大小國企及國有資本，連國企與其週邊、具有正式編制的從業者，也難以避免減薪或裁員的命運，更何況是同受武肺強硬防疫措施影響、導致民生凋敝波及其身的一般民眾？而北京在此般大勢下，又何德何能能避免於常住人口外流？ 北上廣深可以說是觀察中國經濟與社會趨勢的風向球，在中國人口紅利不再，房地產無力繼續承擔「經濟成長火車頭」重任、甚至已有部分大型建商出現財務危機，而中國沿海的就業機會及薪資水準，也因為民生消費自去年清零重擊後一蹶不振至今，加上外資加工出口業在各國對中脫鉤檯面化的趨勢下持續撤離，以及先進國家至今依然沒有擺脫通膨陰霾、導致中國出口復甦曇花一現等因素，而以長江與珠江三角洲為起爆點出現雙重的衰減，「連北上廣深也逐漸留不住常住人口」只會是新問題的開始，震波將會繼續向中國的準一線、二線等各大城市陸續傳導下去，直到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性複合危機籠罩全中國為止。 作者/吳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