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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都拉斯事件看中國金錢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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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宏都拉斯總統秀瑪拉.卡斯楚於台灣時間3月15日在個人推特帳號發文,宣稱已指示該國外長雷依納,要其尋求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後,中華民國台灣與宏都拉斯外交關係的動搖與危殆,也正式浮上檯面。從宏國外長為首的該國特使團已在23日抵達北京、與中國當局展開建交前的最終談判,中華民國外交部也因此召回駐宏國大使表達強烈抗議,加上吳釗燮外長表示「我們不拼金錢外交,但會努力到最後一刻」的情況來看,合理推斷,中華民國與宏都拉斯的邦交,很有可能已經進入倒數計時狀態,中國當局與宏都拉斯簽訂建交公報,也應該只是什麼時候,而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若宏都拉斯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將會成為自蔡英文總統2016年5月20日首度就職以來,第9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邦交國。

為何會有如今的局面?以下簡單說明前因。

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年12月7日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自中國四川成都,遷移到當時仍被盟軍成員之一的中華民國佔領、尚待透過終戰和約決定其歸屬的日本國外地領土—台灣、並將台灣的首邑台北設置為其戰時首都以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為了「誰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政府」,展開長期的爭奪戰,當時主要的戰場有2個,一個是聯合國代表權,另一個是邦交國的數量。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代表權之爭,一共進行將近22年之久,美國原本的一貫立場,是「支持中華民國保有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但,在尼克森當選總統,並夥同其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展現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對抗蘇聯的「聯中制蘇」戰略態勢後,局勢逐漸開始變化,最終在1971年的2758號決議案中,導致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的代表,自聯合國與其一切附屬機構中被驅逐出去。

而在邦交國的部份,在1949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前後,由於英國與東歐共產集團各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陸續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並因此陸續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的緣故,邦交國從50個的高峰降到38個。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隨著亞洲與非洲殖民地的獨立潮、加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戰尚未出現明顯破綻的緣故,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量,在1960年代後期一度達到70國的最高點。但,1971年前後開始,因為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席次,其後原有邦交國出現大規模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量,也降至嚴家淦總統時代末期的22個,在整個1980年代之間,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目,也一直維持在不超過25國的低檔狀態。雖然在李登輝總統時代,在外交上的積極出擊後,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量,一度拉回到29~30個之間,但陳水扁總統上台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逕稱為中國)經濟規模的持續膨脹,中國當局以陳水扁政府拒絕承認所謂九二共識一類理由,開始對中華民國邦交國展開挖角攻勢,導致2008年陳水扁總統卸任前,中華民國邦交國僅剩下23個。

馬英九8年總統任內,中國當局與中華民國政府發展出奇怪的隱形合意,馬英九政權用不再強調中華民國台灣的台灣性(以及也不再追求「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承認與中國之間存在所謂九二共識,以及對中國自我降格的種種屈辱性作法,換取中國當局對中華民國,恩賜性的給予其一定數量的邦交國,且不阻撓部份貿易規模較小的國家,與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如台灣與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所以在馬英九離任前,中華民國尚能維持22個邦交國。

在民進黨於2016年由蔡英文總統帶領、重返執政以後,由於中國當局在習近平政權的領導下,外交態勢益發張狂,無視國際既有規範的侵略與進攻色彩也日益濃厚,加上民進黨政府不可能再像馬英九的8年執政般,用自我降格與自我屈辱來換取恩賜性的外交空間,必須要基於其支持基盤的期待,堅持台灣與中國必須要在對等的基礎上展開互動、拒絕中國的九二共識或甚至一國兩制的緣故,中國挖取中華民國邦交國的態勢也轉趨凌厲,中國經常為挖取中華民國的邦交國,不惜開出高額支票來滿足被挖角對象的需索,直到2023年3月23日為止,中國業已成功攫取中華民國的8個邦交國(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共4國、非洲及太平洋地區各2國)。

而中國挖走中華民國邦交國的動作,不僅在手法方面有其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近似性,也同時與其一帶一路、及其太平洋等處的擴張勢力範圍等行動,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呼應性。

自1979年中國正式啟動所謂改革開放,擺脫文革結束後「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的困境,經濟規模也開始膨脹起來以後,中國當局自恃「不僅逐漸成為世界工廠、未來更有機會成為世界市場」的經濟地位,可以用在外交方面的銀彈,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其中一部分就是用在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邦交國爭奪戰上,一方面透過收買各該當事國的政治、經濟等各界要人的方式,使當事國的政界要員在上台執政後做出「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決策;另一方面,這些外交資金的一部分,則作為援助當事國、供其興建特定大型設施或公共建設之用。

而在中國的外交暨勢力擴張戰略,從胡錦濤時代的「珍珠鏈」構想,進一步在習近平時代強化成「一帶一路」計畫以後,前揭的收買邦交國戰略,也隨之出現演化,並加上更多的目的。

在「一帶一路」計畫中,中國當局依然會運用金錢,試圖拉攏目標國家的政經等各界要人,也依然會以援助建設大型公共設施或基礎建設的方式,來試圖爭取目標國家支持,但,這些援助,通常存在著以下的問題:

1.援助支票或有淪為口惠實不至的情況,或者只起頭一點點後就爛尾,或即便確實履行援助承諾,履行的進度是否真能如同承諾之初所預期,也經常不無可議之處。

2.即便履行進度相對順利,這些援助計畫:

—經常為了向第三世界國家故示慷慨,而未徹底審查受援國家的償債能力,「是否決定放貸」這件事,看似比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友善,不過如果這些受援國家最後確實還不出錢,中國一方面反而會「雨天收傘」、拒絕受援國家重整債務的請求,另一方面則以受援國家未能償債為理由,將這些援助計畫變成以抵債的方式,攫取他國重要基礎設施、以及特定天然資源所有權的手段。

—通常多是中國當局傾銷其國內基礎建設相關行業(特別是鋼鐵、水泥)過剩產能的手段,甚至還會從中國本國帶來勞工及週邊商家,進一步排擠掉受援國民眾因此可能獲得的就業機會,即便中國先前曾經對受援國有所承諾也一樣。更別提受援助國家,因為中國拙劣的工程品質而蒙受各種困擾、甚至人命死傷的情況了。以上這些因素共構於一,最後就是導致與中國合作開發一帶一路概念相關建設的國家,不無計畫爛尾、合作國家無法對中清償債務,以及合作國家未受其利、反受其害的問題。

中華民國近年來被中國奪取的邦交國,雖然並不是所有原.邦交國都跟一帶一路計畫有直接關係,但中國對這些新挖角得手的邦交國,一樣還是或多或少有濫開援助支票、開完支票後,不是根本沒有兌現、就是爛尾的情況(例如中資企業承諾為尼加拉瓜建設新的「尼加拉瓜運河」,並若有似無的暗示企業與中國官方有關連,作為誘使尼國轉與中國建交的手段,但至今為止該運河仍未真正實際開工);對於具有較高戰略意義的國家,例如吉里巴斯及索羅門群島,中國則會大力投入經費,一方面收買各該國家的政客,試圖避免這些國家轉向回西方陣營(例如索羅門群島的蘇嘉瓦瑞政權、以及其國會多數黨的議員,咸信均有收受中國賄款),另一方面則會有較高的援助支票兌現率,同時也藉由援助這些國家興建具有機敏性的設施(例如索羅門群島科隆班加拉島的深水港及機場),在戰略上控制這些國家。

至於那些跟一帶一路計畫沒有太多直接關係的原.邦交國,就算中國財政體質稍微良好的前幾年,也經常無法在與中國建交後,獲得中方兌現原有的建交支票了,近年中國財政惡化程度超出預期(去年政府整體財政赤字達到近9兆人民幣,今年赤字率官方預期將會是年GDP的3%起跳,也就是將近3兆9千億人民幣,而且今年1~2月中國各種與商業活動有關的稅收項目,除了企業所得稅還有11%以上的漲幅外,衰退幅度也多在2位數字之鉅),要中國對原.中華民國邦交國兌現援助支票,難度將會將過去更上一籌。不過,雖然過去中國不是沒有其國內尚處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卻不惜餓死其本國上千萬居民,也要加緊向東南亞、非洲與拉美輸出革命的情況,但這回中國財政的險峻,會對中國拉攏邦交國的手段影響到什麼樣的地步,目前也還沒有人會知道。

也因此,據傳宏都拉斯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一個總額達到30億美元的援助計畫,作為向中國討價還價、獅子大開口,爭取60億美元經濟援助的張本,但,宏都拉斯的卡斯楚政府,卻也應該審慎思考中國兌現支票的可能性,特別是在「萬一中國無法兌現承諾支票的情況下,要如何對該國國內交待」、「兌現下去、但成效卻又不如預期的時候,應該要怎樣向宏國國內做說明,並且承受宏國國內反彈」的部份。最近,厄瓜多由中國援助興建的「柯卡柯多.辛克萊」水壩,不僅未能達到中方所宣稱的發電量,完工啟用後不到十年,壩體至已經出現數千條裂縫、甚至有引發結構危機的可能,對同樣想建水壩與水力發電廠的、因為預算無著而找向中國的宏都拉斯而言,無疑是前車之鑑與一大警訊。

不過,如果宏都拉斯政府,執意要繼續受到中方經常口惠實不至的支票誘引,做出讓包含美國及台灣在內的自由世界親痛仇快的決定,那台灣人也只能祝福宏都拉斯,希望他們跟中國相處愉快,永世盟好。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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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7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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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1980年震驚全台、至今仍未偵破的「林宅血案」的國片「世紀血案」在日前召開殺青記者會後卻成為社會撻伐的眾矢之的,不僅是主演的李姓演員在記者會失言說「(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引發公眾撻伐,其他演員也成為撻伐的對象而紛紛公開道歉,更讓人詫異的是導演徐琨華祖父即是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除了前述爭議,製片方除了承認「溝通不周」,還坦言沒有得到林義雄等遺屬同意翻拍,目前該影片上映的前景可謂岌岌可危。   「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讓台灣公眾重新注意到發生在四十多年前那場可怕的政治謀殺案,那起命案不僅奪去包括兩名女童在內的三條無辜人命,更被視為當年國民黨政權在鎮壓美麗島民主化抗爭之後的秋後算帳,迄今仍然是未能偵破的懸案。   而「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不僅僅是該影片製作方、演員們的問題,還突顯出幾個值得關心的面向:   首先是公眾轉型正義教育的不足,當該片多位演員說出「(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有一種真的是福爾摩斯跟華生辦案的那種快感」、「他X的,我就拍一場戲,還給我一堆東西要我讀」等輕慢言語,卻輕忽「林宅血案」對台灣公眾的歷史創傷,顯示轉型正義教育在公眾,特別是演藝圈的嚴重欠缺。   其二是導演徐琨華祖父為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如此敏感的身份,在處理這個題材上應該更謹慎、更謙卑,尋求被害者遺屬的同意跟理解,然而他沒有如此做,並且在爭議延燒之際,讓演員們承受外界壓力,自己卻避不見面,沒有擔當的勇氣讓人搖頭。   其三是「世紀血案」反映出台灣影劇圈面對戒嚴政治事件仍然不如南韓影劇圈在面對近現代史題材那樣敢於反省跟直面,台灣影劇圈中人應該捫心自問,為何在「世紀血案」問世之前,台灣影劇圈,特別是台派文化界為何不曾觸及「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事件,除了2009年美國電影「被出賣的臺灣」曾觸及前述事件外,台灣主流影劇圈從未把前述事件影視化,相對南韓影劇圈在處理近現代史題材的大膽、直接,台灣主流影劇圈則畏縮不前,反倒讓「世紀血案」這樣充滿問題的作品詮釋「林宅血案」,突顯出台灣主流影劇圈的因循怠墮。   「世紀血案」的爭議如同一面鏡子,照出台灣影劇圈處理轉型正義題材的問題、公眾轉型正義教育欠缺等種種問題,台灣社會在給予該片應有的批判時,更該從該片的問題中反省轉型正義的種種不足,才能避免「世紀血案」的爭議再次上演。 作者:局外人

[轉] 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日本眾議院大選,自民黨直衝310席修憲主導權門檻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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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震驚東亞。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橫掃316席,不僅單獨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更創下二戰後單一政黨最高的得票紀錄。這場被視為「高市路線」的公民投票,最終以壓倒性的勝利收場,這不只是日本內政的轉向,更標誌著安倍晉三生前所預言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已正式從戰略口號轉化為日本國家的核心生存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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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的閃電決勝給台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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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揭曉。高市早苗首相率領的自民黨以 321 席的歷史性紀錄單獨過半,若加上盟友日本維新會的 35 席,執政聯盟合計拿下 356 席。這個數字不僅打破了自民黨過往的紀錄,更遠超眾議院 465 席中、跨越修憲門檻所需的三分之二(310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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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世紀血案」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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