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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都拉斯事件看中國金錢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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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宏都拉斯總統秀瑪拉.卡斯楚於台灣時間3月15日在個人推特帳號發文,宣稱已指示該國外長雷依納,要其尋求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後,中華民國台灣與宏都拉斯外交關係的動搖與危殆,也正式浮上檯面。從宏國外長為首的該國特使團已在23日抵達北京、與中國當局展開建交前的最終談判,中華民國外交部也因此召回駐宏國大使表達強烈抗議,加上吳釗燮外長表示「我們不拼金錢外交,但會努力到最後一刻」的情況來看,合理推斷,中華民國與宏都拉斯的邦交,很有可能已經進入倒數計時狀態,中國當局與宏都拉斯簽訂建交公報,也應該只是什麼時候,而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若宏都拉斯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將會成為自蔡英文總統2016年5月20日首度就職以來,第9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邦交國。

為何會有如今的局面?以下簡單說明前因。

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年12月7日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自中國四川成都,遷移到當時仍被盟軍成員之一的中華民國佔領、尚待透過終戰和約決定其歸屬的日本國外地領土—台灣、並將台灣的首邑台北設置為其戰時首都以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為了「誰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政府」,展開長期的爭奪戰,當時主要的戰場有2個,一個是聯合國代表權,另一個是邦交國的數量。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代表權之爭,一共進行將近22年之久,美國原本的一貫立場,是「支持中華民國保有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但,在尼克森當選總統,並夥同其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展現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對抗蘇聯的「聯中制蘇」戰略態勢後,局勢逐漸開始變化,最終在1971年的2758號決議案中,導致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的代表,自聯合國與其一切附屬機構中被驅逐出去。

而在邦交國的部份,在1949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前後,由於英國與東歐共產集團各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陸續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並因此陸續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的緣故,邦交國從50個的高峰降到38個。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隨著亞洲與非洲殖民地的獨立潮、加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戰尚未出現明顯破綻的緣故,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量,在1960年代後期一度達到70國的最高點。但,1971年前後開始,因為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席次,其後原有邦交國出現大規模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量,也降至嚴家淦總統時代末期的22個,在整個1980年代之間,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目,也一直維持在不超過25國的低檔狀態。雖然在李登輝總統時代,在外交上的積極出擊後,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量,一度拉回到29~30個之間,但陳水扁總統上台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逕稱為中國)經濟規模的持續膨脹,中國當局以陳水扁政府拒絕承認所謂九二共識一類理由,開始對中華民國邦交國展開挖角攻勢,導致2008年陳水扁總統卸任前,中華民國邦交國僅剩下23個。

馬英九8年總統任內,中國當局與中華民國政府發展出奇怪的隱形合意,馬英九政權用不再強調中華民國台灣的台灣性(以及也不再追求「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承認與中國之間存在所謂九二共識,以及對中國自我降格的種種屈辱性作法,換取中國當局對中華民國,恩賜性的給予其一定數量的邦交國,且不阻撓部份貿易規模較小的國家,與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如台灣與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所以在馬英九離任前,中華民國尚能維持22個邦交國。

在民進黨於2016年由蔡英文總統帶領、重返執政以後,由於中國當局在習近平政權的領導下,外交態勢益發張狂,無視國際既有規範的侵略與進攻色彩也日益濃厚,加上民進黨政府不可能再像馬英九的8年執政般,用自我降格與自我屈辱來換取恩賜性的外交空間,必須要基於其支持基盤的期待,堅持台灣與中國必須要在對等的基礎上展開互動、拒絕中國的九二共識或甚至一國兩制的緣故,中國挖取中華民國邦交國的態勢也轉趨凌厲,中國經常為挖取中華民國的邦交國,不惜開出高額支票來滿足被挖角對象的需索,直到2023年3月23日為止,中國業已成功攫取中華民國的8個邦交國(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共4國、非洲及太平洋地區各2國)。

而中國挖走中華民國邦交國的動作,不僅在手法方面有其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近似性,也同時與其一帶一路、及其太平洋等處的擴張勢力範圍等行動,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呼應性。

自1979年中國正式啟動所謂改革開放,擺脫文革結束後「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的困境,經濟規模也開始膨脹起來以後,中國當局自恃「不僅逐漸成為世界工廠、未來更有機會成為世界市場」的經濟地位,可以用在外交方面的銀彈,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其中一部分就是用在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邦交國爭奪戰上,一方面透過收買各該當事國的政治、經濟等各界要人的方式,使當事國的政界要員在上台執政後做出「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決策;另一方面,這些外交資金的一部分,則作為援助當事國、供其興建特定大型設施或公共建設之用。

而在中國的外交暨勢力擴張戰略,從胡錦濤時代的「珍珠鏈」構想,進一步在習近平時代強化成「一帶一路」計畫以後,前揭的收買邦交國戰略,也隨之出現演化,並加上更多的目的。

在「一帶一路」計畫中,中國當局依然會運用金錢,試圖拉攏目標國家的政經等各界要人,也依然會以援助建設大型公共設施或基礎建設的方式,來試圖爭取目標國家支持,但,這些援助,通常存在著以下的問題:

1.援助支票或有淪為口惠實不至的情況,或者只起頭一點點後就爛尾,或即便確實履行援助承諾,履行的進度是否真能如同承諾之初所預期,也經常不無可議之處。

2.即便履行進度相對順利,這些援助計畫:

—經常為了向第三世界國家故示慷慨,而未徹底審查受援國家的償債能力,「是否決定放貸」這件事,看似比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友善,不過如果這些受援國家最後確實還不出錢,中國一方面反而會「雨天收傘」、拒絕受援國家重整債務的請求,另一方面則以受援國家未能償債為理由,將這些援助計畫變成以抵債的方式,攫取他國重要基礎設施、以及特定天然資源所有權的手段。

—通常多是中國當局傾銷其國內基礎建設相關行業(特別是鋼鐵、水泥)過剩產能的手段,甚至還會從中國本國帶來勞工及週邊商家,進一步排擠掉受援國民眾因此可能獲得的就業機會,即便中國先前曾經對受援國有所承諾也一樣。更別提受援助國家,因為中國拙劣的工程品質而蒙受各種困擾、甚至人命死傷的情況了。以上這些因素共構於一,最後就是導致與中國合作開發一帶一路概念相關建設的國家,不無計畫爛尾、合作國家無法對中清償債務,以及合作國家未受其利、反受其害的問題。

中華民國近年來被中國奪取的邦交國,雖然並不是所有原.邦交國都跟一帶一路計畫有直接關係,但中國對這些新挖角得手的邦交國,一樣還是或多或少有濫開援助支票、開完支票後,不是根本沒有兌現、就是爛尾的情況(例如中資企業承諾為尼加拉瓜建設新的「尼加拉瓜運河」,並若有似無的暗示企業與中國官方有關連,作為誘使尼國轉與中國建交的手段,但至今為止該運河仍未真正實際開工);對於具有較高戰略意義的國家,例如吉里巴斯及索羅門群島,中國則會大力投入經費,一方面收買各該國家的政客,試圖避免這些國家轉向回西方陣營(例如索羅門群島的蘇嘉瓦瑞政權、以及其國會多數黨的議員,咸信均有收受中國賄款),另一方面則會有較高的援助支票兌現率,同時也藉由援助這些國家興建具有機敏性的設施(例如索羅門群島科隆班加拉島的深水港及機場),在戰略上控制這些國家。

至於那些跟一帶一路計畫沒有太多直接關係的原.邦交國,就算中國財政體質稍微良好的前幾年,也經常無法在與中國建交後,獲得中方兌現原有的建交支票了,近年中國財政惡化程度超出預期(去年政府整體財政赤字達到近9兆人民幣,今年赤字率官方預期將會是年GDP的3%起跳,也就是將近3兆9千億人民幣,而且今年1~2月中國各種與商業活動有關的稅收項目,除了企業所得稅還有11%以上的漲幅外,衰退幅度也多在2位數字之鉅),要中國對原.中華民國邦交國兌現援助支票,難度將會將過去更上一籌。不過,雖然過去中國不是沒有其國內尚處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卻不惜餓死其本國上千萬居民,也要加緊向東南亞、非洲與拉美輸出革命的情況,但這回中國財政的險峻,會對中國拉攏邦交國的手段影響到什麼樣的地步,目前也還沒有人會知道。

也因此,據傳宏都拉斯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一個總額達到30億美元的援助計畫,作為向中國討價還價、獅子大開口,爭取60億美元經濟援助的張本,但,宏都拉斯的卡斯楚政府,卻也應該審慎思考中國兌現支票的可能性,特別是在「萬一中國無法兌現承諾支票的情況下,要如何對該國國內交待」、「兌現下去、但成效卻又不如預期的時候,應該要怎樣向宏國國內做說明,並且承受宏國國內反彈」的部份。最近,厄瓜多由中國援助興建的「柯卡柯多.辛克萊」水壩,不僅未能達到中方所宣稱的發電量,完工啟用後不到十年,壩體至已經出現數千條裂縫、甚至有引發結構危機的可能,對同樣想建水壩與水力發電廠的、因為預算無著而找向中國的宏都拉斯而言,無疑是前車之鑑與一大警訊。

不過,如果宏都拉斯政府,執意要繼續受到中方經常口惠實不至的支票誘引,做出讓包含美國及台灣在內的自由世界親痛仇快的決定,那台灣人也只能祝福宏都拉斯,希望他們跟中國相處愉快,永世盟好。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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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7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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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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