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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新一波武肺疫情,看朱立倫們的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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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從「財政瀕臨崩潰」說(由於中國中央今年年初起,嚴令地方各級黨政當局,強力執行嚴格的「社會面清零」武漢肺炎防疫政策,導致經濟不分內外全面熄火,連帶使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受到相當程度的打擊,但地方政府執行強硬防疫措施所需的週邊費用,從核酸篩檢、方艙醫院到隔離食宿,卻也一樣都逃不掉,而中國中央黨政當局不會、也無力為這些費用買單,於是地方各級政府財政瀕臨崩潰)、「習近平親自染疫」說(有歐美專家揣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已經染疫過了,染疫體驗影響到防疫政策的決斷),再到世衛專家最新提出的「解封前防疫即已崩潰」說(由於武肺Omicron變種株的傳播特性,導致任何試圖以人流管制來遏阻疫情傳播的策略,最終都會趨向無效,中國的強硬清零政策也無法避免),原因眾說紛紜,但我們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中國的武漢肺炎防疫政策,在進入今年12月以後,突然從機械式、教條式的強硬清零政策大幅急轉彎,進入徹底放棄管控感染者、傳播鏈及疫情數據的「放牛吃草」狀態。

只是,中國黨政當局這次的防疫政策急轉彎,一如今年3月起防疫政策突然開始變本加厲、要求徹底的堅壁清野般,不僅強行以主觀的政治意志凌駕於客觀的專業等等需求,同時也欠缺一般正常通念下,國家與社會所應有,包含各種標準作業程序、軟硬體、物資儲備與物流網在內的配套措施,因此,只要防疫政策出現急轉彎,出現亂象也就成為必然。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黨政當局自今年3月底開始的強硬防疫行動,以微觀的層次而言,不僅在中國多地造成民生物資吃緊,遭到封城波及的一般民眾,在生計遭到強烈影響、民生物資短缺,物價也被顯著哄抬的同時,信貸、房貸及信用卡債等債務壓力卻也一項不少,致使他們陷入普遍返貧的處境。以總體經濟的層次而言,中國黨政當局的強硬防疫方針,導致內需市場的餐飲等服務業商家,出現大規模倒閉潮,連帶推升失業率的上揚,而外銷則是在先進經濟體普遍遭到通貨膨脹打擊、需求降低的情況下,加上中國防疫政策除了強硬的基調以外,並不具備什麼實務上的可預測性,於是外資加速離開中國,中國的對外出口總值與收益也開始衰退,內需與出口雙雙熄火,加上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問題,共同將中國推向完美經濟風暴的前夜。

而中國黨政當局在12月初,以推出「新十條」防疫政策為標誌,將大部分的防疫措施悉數撤除,多數省市區的核酸檢測措施,不再是官方的強制要求,「行程碼」之類的足跡管控,也至少在名義上局部退場,同時也不再強制感染者與不同層級的接觸者,前往方艙醫院等設施,而是改敦促染疫者採行自我居家隔離的措施,多數省市區的公衛當局,也漸次放棄掌握感染人數等等的統計數據。

只是,中國當局的此番大幅放寬防疫管制,不僅沒有前置動量的概念,也欠缺不同方面合乎專業與事理的先導規劃,因此也只能帶來更多惡果。例如,在武肺疫苗的選定與施打作業方面,中國當局明顯成為其自身「大國敘事」的囚奴,自武肺疫情爆發,中國的康希諾及科興等醫藥業者,推出國產的武肺疫苗以後,中國當局即動用其統治力,在該國全境強行推動施打,問題是這些中國國產疫苗防護效果與持續力可疑、副作用也無法預期,而中國當局卻也拉不下臉向外國求購防護力更有效的疫苗,最後形同是蹉跎掉Omicron病毒株爆發新一波疫情前的關鍵2年時間,也為本波放寬防疫管制後,中國多個大城市疫情瞬間爆發開種下禍因。

而「新十條」幾近撤廢大多數防疫管制措施後的新一波疫情大爆發,也連帶影響到中國醫藥公衛體系的多個環節。在北京等疫情明顯爆開來的大城市,各大藥局實體及網路門市,從家庭一般來說常備的感冒藥、退燒藥,到一度被中國官方媒體吹捧成抗疫神藥的「蓮花清瘟」膠囊,無不被陷入恐慌的民眾搶光,甚至還有民眾運用大城市的資訊優勢、以及中國的外賣騎手物流體系,透過網路到各地縣城的藥局掃貨;而這些大城市的醫療機構,發燒門診與急救室也被蜂擁而至的就醫民眾擠爆,人潮久久不能消化,醫護人員與藥劑師進入過負荷狀態之餘,也開始受到疫情波及、甚至被迫抱病工作,這些大城市的公共衛生醫療系統,已經進入崩潰邊緣。

由此可見,中國黨政當局、其媒體,以及在中國境外的各路扈從勢力—包含在台灣自甘為中國當局馬牛的中國國民黨等親中敵性政黨、中文或非中文的親中媒體,以及多個國家的親中政界人士、學者與企業家等三教九流在內,過去所習慣吹捧、並且視之為效率與效能之源的「舉國一致」「集中力量辦大事」體制,平時或許能夠透過貪腐資金來潤滑中國內外、粉飾太平,當真正的考驗出現,才是考驗專制集權黨國體制實際能耐的時候,而從中國黨政當局這3年多以來,從疫情發端(中國當局研究機構不慎洩漏、抑或是刻意散布?),疫情蔓延、乃至現在新一波大規模疫情已然爆發的情況,與其他國家應對武肺疫情的表現一起參酌,很明顯的,中國當局連世界的中等水準都不到,甚至可以說是僅次於非洲各國的後段班,接下來是不是會因為疫情大爆發、染疫人口預期將以億計,加上中國明年年初農曆春節的「春運」人口流動,而出現更新型、更具傳播力的變種病毒?包含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對於中國本波疫情大爆發後的全新事態,實有嚴陣以待的必要,民進黨政府不僅應該全面上緊發條,也不應該為了什麼「恢復兩岸健全交流」的虛名,再去重新開放小三通、徒增台灣遭到波及的風險。

但,就在中國新一波武肺疫情已經爆發的近期,作為當前中華民國台灣最大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卻無視於「中國當前種種防疫亂象、以及城市醫療系統的瀕臨崩潰,根本是中國黨政當局自力一手造成,並非台灣或其他任何一國的錯」的事實,也忘記自武肺疫情爆發以來,他們自己是如何試圖從多少方面,一邊配合中國黨政當局的對台破壞與分化等工作意旨,發動疫苗之亂等政潮,以擾亂台灣社會的民心,一邊如何為中央防疫團隊的工作試圖製造各種阻礙,同時抹黑中央防疫團隊與民進黨政府在武肺疫情下,從研發較mRNA疫苗更加安全、副作用更低、效用至少不相上下的國產疫苗,再到兼顧經濟民生與防疫需求的各種努力,紊亂民眾的是非判斷等價值觀,一心想要從台灣這端挖各種醫療資源,來去援救他們陷於疫情大爆發慘禍的祖國。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國民黨的政客們,展開各種奇形怪狀的政治表演。先是新近於1126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倖勝、開始躊躇滿志起來的朱大主席立倫,竟然無視於中國自身的防疫失政,以及中國即便正值疫情之苦,也不忘全方位對台灣展開滲透、軍事壓迫與外交打壓等等的敵性活動的事實,說出「台灣應該盡快恢復小三通,並且以醫療資源援助中國」一類的怪話,也不意外地引來多方撻伐。其後,該黨大陸事務部的林大主任,為要求民進黨政府儘速重開兩「岸」小三通等事案,領銜召開記者會,為了為他念茲在茲的小三通護航到底,竟然講出背於事實的「蔡政府拿疫情當理由(阻擋兩『岸』小三通再開)不合理,因為台灣與外國的疫情要比中國嚴重太多」謬論,而多位台商圈的頭人也同聲附和,合理預期:隨著中國本波疫情的持續延燒、乃至於中國醫療系統的局部崩潰,這樣的怪論之後很可能還會再有。

台灣人們,尤其是那些在1126地方選舉中,無論如何就是投給中國國民黨等中國在台協力政黨的台灣人們,請看你們投下的選票,是如何重新將中國國民黨「寵乎大尾」的,這個政黨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可以將台灣的醫療等各方面嫌得一無是處,也可以在有需要再利用台灣各種資源的時候,換上另一番說詞與嘴臉,被這樣的政黨操弄了77年,你們還甘心要繼續被他們操弄下去,順便讓自己的神智陷於泥淖與混沌嗎?能不能做個清醒的、有自尊的人?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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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2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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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賭、抑或政權長期化的第一步? —淺議日本高市首相決定解散國會眾院、提前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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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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