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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國對台的「新.以商逼政」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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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一地方選舉結束後,距離2024年正副總統.立委選舉,也只剩下大約1年2個多月的時間,為了將台灣拐騙進以統一為名的牢籠之中,中國黨政當局從多方面、以各種手法,對台灣展開各式各樣的行動,也自然是意料中事。

例如經濟,自地方選舉投票前,中國黨政當局就開始動員他們在台灣媒體界的各路協力者,以及在抖音與YouTube等不同影音平台及社群網站,受其驅使的網路輿論領袖及網紅等各方人馬,無視於台積電的資本持有結構,與其說是一間台灣公司、更像是一間股權結構高度國際化的跨國企業,以及全球半導體產業從原料、機台直到產業鏈上下游各端,沒有任何一國可以完整壟斷,而是不同國家的相關產業相互依存的事實,恣意編造出「台積電赴美國設廠,不啻於遭到美國掏空」的一連串謊言,更令正常人驚愕的是,這樣的謬論竟然還能騙到一定比例的台灣居民。

在「台積電遭掏空」論獲得一定程度的得逞以後,食髓知味的中國黨政當局,近日對台灣又樂此不疲地重操30多年來的舊業,意圖以「以貿易作為另類武器」與「以商逼政」的老套手法,誘導台灣部份民眾—特別是長期以來誤以為「只有兩『岸』和平,台灣才能獲得生存所需的經濟利益」的所謂經濟選民—的民心,使其因此產生動搖,進而為台灣社會造成更多不安與。中國黨政當局先是自本月8日起,陸續以「未事先向中方完成註冊作業」為由,禁止台灣絕大多數多數業者,將台灣捕撈的秋刀魚、午仔魚及魷魚等水產進口到中國,而後在10日更傳出多項台灣酒品、碳酸飲料及茶飲,也遭到中國禁止進口,影響範圍有逐漸擴大化的傾向。

面對中國的新一波以商逼政攻勢,甫在直轄市長及縣市長席次遭逢重創的民進黨政府,自然是不敢怠慢以對,不僅中央的農委會在擬妥完整因應措施的同時,也不排除以「中國以行政手段製造無謂貿易障礙」為由,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申訴,民進黨執政縣市也紛紛清查轄區內受影響程度、積極協助受影響漁民及業者另闢商機。但,在九合一地方選舉的執政直轄市縣市版圖上頗有斬獲,從政要人也因此躊躇滿志了起來的中國國民黨,面對相關問題的態度就曖昧得多,帶團赴中參加所謂兩岸企業家峰會的劉兆玄等人,只會配合中國官方宣傳基調,講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一定相信的陳腔濫調,而在台灣的馬英九前總統、朱立倫黨主席,以及作為中國國民黨最大諸侯的新北市長侯友宜等人,則在為惡人轉嫁責任方面各顯招式,例如馬英九將中方突然禁止台灣水產進口,怪罪到「農委會未向中國展開協商」,朱立倫則嘲諷說「一定都要『班班吃什麼」來解決問題嗎」,而侯友宜則棉裡藏針,稱「政府有責任協助業者解決問題」。

恕筆者直言,雖然在這一系列行動中,中國黨政當局仍不脫「以貿易作為另類武器」及「以商逼政」的本質,但衡諸中國經濟的當前現況,這一系列禁止台灣商品進口的行動,其內在虛實如何,則尚有斟酌的空間。

中國黨政當局過去喜歡拿自身「大國崛起」,經濟繁榮帶動內需發展,以及因此而生的「中國市場」的想像,作為進一步引誘已開發經濟體深化對中投資的誘餌,等到有國家上鉤後,中方就可以試圖用貿易依存的關係,作為要挾對方在政治上為中國意志是從的工具。但,自從今年年初開始,中國黨政當局堅壁清野式的武漢肺炎清零防疫策略,有變本加厲、甚至走火入魔的趨勢,終至「即便北上廣深之類的一線或超一線城市,因為嚴厲的封城(或者換個稱呼吧,所謂的靜默式管理)措施而導致經濟重創也在所不惜」的程度以後,此般防疫措施對中國內需及出口經濟的雙重打擊,也開始逐漸有感起來,不僅外銷的生產秩序因為防疫措施而遭到打亂,僅剩的出口金雞母也逐漸開始消瘦—例如位於中國河南省省會鄭州市的蘋果大代工商「富士康」工廠,工廠多次爆發疫情,部份員工寧願逃出工廠,也不願意在工廠中染疫,連帶導致蘋果的電子產品出貨量遭到打擊;內需也因為一般民眾防疫封控生活無著、民生必須品以外的消費全面緊縮,加上疫情管控之下,零售店家與餐飲等服務業營業狀況宛如風中殘燭,甚至已經有上百萬店家在今年內陸續倒閉,而益加風雨飄搖起來。

也因此,過去的中國當局將貿易化為另類武器,或許真有幾分內需成長的支撐,但近日這一系列禁止台灣漁產及飲品進口的舉措,以當前中國進口總值出現相當緊縮、內需市場急遽冷凍,雖然名義上中國正在逐漸撤除防疫管制,但在各地各級政府防疫政策各行其是的情況下,而益加使該國內需消費前景顯得更加晦暗不明,會不會出現某些中國人所期待的「解封後爆發性消費」,也較過往變得更加無法確定的情況來看,毋寧更像是為了掩蓋該國內需市場的凋敝、不願讓外界從對中出口狀況推估出實情,出於心虛的心態,而接連對台灣的不同商品下達進口禁令。

不過,民進黨政府從蔡總統以降,相關部會或官員的公開發言,仍然或多或少存在「希望中國當局能夠重回國際貿易常軌」之類的想法,恕筆者再度直言,這樣的想法未免有些失之於天真,中國黨政當局把貿易當作另類武器的前科罄竹難書,台灣就算不是中國以商逼政的唯一目標,至少也是首要對象之一,與其希望中國能夠重回國際貿易常軌,不要針對特定經濟體施加不必要的、惡意的貿易障礙,台灣應該更加堅定地擺脫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以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與台灣共享共同價值觀、願意依照國際常軌來走的夥伴,作為貿易往來的主要對象,這才是台灣在經濟上能夠長治久安的基礎之一。

至於中國國民黨那些還對兩「岸」經貿、或者是中國黨政當局所給予的豬籠草蜜有所依戀,以及在發生問題時總是把責任轉嫁到台灣一方、為其祖國張目的政客們,請不要以為你們在九合一地方選舉的一時成功,真的是因為你們的主張獲得更多人認同,更不要以為你們的所謂兩岸主張,可以就此獲得台灣多數民意的永久支持,在中國的赤色奶水逐漸枯涸的此時,還要繼續緊抱中國不放、惟其意志是從,這只會讓你們更加受台灣人憎惡唾棄。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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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8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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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賭、抑或政權長期化的第一步? —淺議日本高市首相決定解散國會眾院、提前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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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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