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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在台亂象何時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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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主打各種網路短片的影音網站「抖音(國際版名為Tik Tok)」,由於其投用戶所好的影片投放機制、以及能快速為用戶帶來各種刺激與情緒高潮等等的理由,以宛如病毒的速度在世界多個國家擴散開來,在台灣也已經成為年輕一代家喻戶曉的行動應用程式,甚至已經有一定比例的民眾—特別是從國小學童到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人—將抖音作為日常生活的主要資訊與娛樂來源,對抖音產生相當程度的依賴;此外,抖音也已經成為另類的網路購物平台、甚至是政治宣傳管道(例如,剛結束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國國民黨等政黨的各級公職民代候選人,就不乏在抖音上傳宣傳影片供人觀覽的情況,為提昇知名度或凝聚支持層發揮相當功效),具有其多面的機能性。

然而,卻也是這一個具有多樣化機能的行動應用程式,在這次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以錯誤的、惡意的資訊傳播,為台灣帶來更多弊害。

先不論抖音平時是如何掌握用戶心理,配合其特殊的影片推薦演算法機制,投其所好地對用戶投放特定資訊,使用戶在快速達到情緒高潮的時候,心智也同時被規訓得淺薄化、碎片化,變得無法進行較複雜的思考與分析;也不論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是如何被中國黨政當局從以下幾個方面牢牢地控制住:

1.受到中國網路審查監管機制的管制,以致於抖音不僅必須設置審查人員,先行稽核用戶上傳影片及直播,內容等方面是否有違反該國法規的問題、並就違規內容即時施以強制下架等處分;並必須接受中國網路審查機制的外部管理。

2.如同該公司的其他中國科技同業般,被要求設立中共黨支部,使中國共產黨能夠透過黨組織的管道,在公司內部推行各種黨的活動,甚至干涉公司營運。

3.中國黨政當局於去年2021年4月,透過一間由中國多家國有資本業者(包含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集團的子公司—央視頻融媒體發展有限公司、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在北京的分公司,以及北京市「北京文化投資集團」)所設立的子公司—「網投中文」,強制入股字節跳動,持有該公司1%、具有「一票否決權」的特殊管理股,使得中國黨政當局可以透過這樣的持股機制,直接主導公司日常營運及發展方向。

至少可以確定的是:當時間距離本次九合一地方大選愈來愈近的時候,抖音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台灣有擴大投放、或者增加特定資訊露出程度的情況,而且無論是怠惰、抑或是刻意縱容,總而言之,抖音的營運方的並沒有在為以下這些資訊的正確性把關:

1.透過引用中國黨政官方媒體內容、或者傳播與中國黨政當局相近觀點的方式,操弄台灣民眾的戰爭恐懼,使台灣民眾誤認台灣的軍事實力,在強大到即將超越美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眼中,是如何的不堪一擊,進而做出「台灣在中國軍事威脅下,絕無守住的希望」的錯誤結論,在台灣社會中傳播失敗主義與投降主義的言論。

2.與台灣的親中政客聯手,散播與台灣應對武漢肺炎防疫有關的錯誤觀點,從歪曲台灣防疫政策、散播關於染疫死亡人數等數據的不實資訊,再到配合中國黨政當局對台基調,詆毀台灣業者自美國國衛院引進相關技術後所開發的「高端」武肺疫苗,是不具防護力或防護力可疑的製品,並且在疫苗採購合約、採購單價等議題上分進合擊,持續向台灣民眾渲染台灣防疫與國產疫苗的失敗。

3.在經濟方面,為了對抗民進黨政府與其週邊「台積電是台灣另類護國神山」的立論,中國黨政當局涉台部門、併同其網路水軍等機制,夥同台灣不肖政客、名嘴及媒體,無視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布局,以及「各國逐漸將半導體產業與國家安全掛勾,就連台積電也必須赴美建立新廠,以因應美國軍用所需」等實情,大力宣傳與事實嚴重相背的「半導體去台灣化」「台積電掏空台灣」等與產業有關的論點,宣稱台積電正在被美國掏空,不僅去美國設立工廠、還將台積電工程師連同家眷一起載往美國。這些宣傳已經在中間選民及經濟選民之間,對民進黨的觀感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並連帶影響到他們的投票意向。

4.刻意默許本次部份縣市選務的不實資訊在流傳,例如在民進黨險勝的屏東縣,大肆散播縣內投開票所「唱票未亮票」等選務爭議,並協助散播縣議員與縣長票數落差之類的不實資訊,為落敗的中國國民黨籍候選人—蘇清泉,與其在選後的持續抗爭及提告,繼續添加新的動能。

中國黨政當局對台灣所實質控制的抖音/Tik tok,已經堂而皇之地介入到台灣的政治當中,並且在不同的議題中持續進行具有高度偏向的操作,以破壞台灣社會原本即因國本尚未終局確定,而較他國顯得脆弱許多的「對社會共同主觀的信賴」,趁機培養出一群「聽黨話」的政治喪屍大軍,以不實且有害的資訊作為其精神食糧,以在將來為其所用,可以說是弊害遠大於實利。

然而,民進黨政府面對抖音與其國際版的持續傳播與台灣有關的假消息,所採取的態度與具體作為,卻也令具有正常智識與判斷能力的台灣人憂心忡忡。

例如,行政院的蘇貞昌院長,在今年3月底的立法院院會接受質詢時,抱持具有「平台中立性」傾向的觀點,宣稱「認知作戰所要查究、防範的是內容,而不只是工具」;而當台灣社會「查禁抖音、將抖音從蘋果與Google安卓2大平台下架」的呼聲逐漸上升後,陸委會竟然在11月10日記者會中,宣稱「目前政府並未開放中資來台經營網路平台,抖音並未在台落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依法不得在台經營相關業務」,「有關抖音跨境蒐集使用者的數據,所涉及的個資保護或整體資安風險的議題,本會也將會同其他主管機關配合數發部、通傳會等機關,我們會持續檢討,強化相關資訊安全管理措施,以保障民眾權益」,不僅以官僚文章的方式回應相關論議,而且很顯然是在試圖哄騙民眾,字節跳動是沒有在台灣設立分公司、直接從事營運行為,但該公司的抖音APP,卻也已經在台灣社會廣為流傳,很顯然既有的直接經營等態樣,已經無法對跨國影音通訊程式,進行相當程度的法律規制,也看不到陸委會會同相關部會,進行所謂「持續檢討」的動向,「期待民進黨政府能夠對抖音採取明快的作為」,無疑與緣木求魚相去不遠。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美國期中國會選舉後,收復國會眾議院主導權的共和黨,有鑑於抖音國際版所存在的諸多資訊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的風險—例如,將用戶個人資料回傳到北京「字節跳動」總公司、或中國其他地方的伺服器,使中國黨政當局可得獲取抖音國際版的海外用戶資訊,以作為進一步刺探其隱私、或發展其他諜報工作的基礎,已經準備在明年新一屆國會開議後,對抖音的美國營運方,展開大規模的調查行動。

而美國行政當局,也不乏對抖音認識較為清醒的官員。例如,甫於11月初訪問台灣的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委員—布藍登.卡爾,就以無法信賴抖音對美國用戶的個資保障為由,力主「美國聯邦政府應在美國國內全面禁用抖音國際版」,並去函2大行動應用平台、建議他們將抖音等中製APP下架,並認為美國海外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應該禁止字節跳動在美投資。另外,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瑞伊,在本月初的公開發言中,也表示「抖音被控制在與美國價值觀念不同的對手手中」,並稱「該局擔心中國當局能夠控制抖音的演算法,並據此對抖音用戶施展其影響力」,明顯展現對抖音國際版的國安顧慮。

而美國之外,也有國際組織對抖音展開法律行動的,甚至有國家直接查禁抖音國際版、將其程式自該國的2大行動應用商店直接下架,前者例如歐盟執行委員會最近對抖音所展開,以用戶資料回傳中國所產生的隱私與個資保障爭議、以及針對青少年精準投放廣告等議題為中心,所展開的調查行動;後者以印度政府為代表,印度政府早在2020年8月,就將包含抖音國際版在內的上百個中國製APP,自蘋果與Google在該國的行動應用商店全部下架。

在抖音國際版已經開始展現出對台灣社會的各種破壞力,在可預見的近幾年內都不會喪失其影響力的情況下,固然台灣人不應該抱持「在敵人的戰場上,用敵人的規則與他們交戰」的天真想法,試圖進軍抖音、為其衝高用戶數量等數據作嫁,而是應該繼續保持「從我自身開始做起,拒絕下載或使用抖音」的作法,但民進黨政府也確實應該對抖音與其國際版,拿出明確的作為,儘速構築將抖音國際版等中製APP強制下架的法源依據、並在法源依據具備後儘速動手,否則2024年正副總統與立委大選、以及更之後的未來,台灣社會都將繼續受到抖音國際版的弊害所累!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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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7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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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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