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發生的新北市國中校園割頸案，楊姓國三生被彈簧刀連刺數刀，傷重不治身亡。實際動手的郭姓「乾哥」與涉嫌教唆的林姓「乾妹」，雖然相較於一審的9年、8年徒刑，二審判決在近日公布，分別被判處12年、11年徒刑。雖然刑期已經加重，但仍引起輿論譁然，主要有兩個爭議：一是涉及「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程序，二是少年犯罪的法律責任。 首先，關於修復式司法的程序。因為法官曾問「有沒有機會讓他們（指加害者）孝順你們？」引發被害者家屬的激烈反應。法院事後說明，由於被告辯護人聲請，法官向被害者家屬說明其意義，強調以「雙方的理解與同意」為前提，因此才詢問被害者家屬能否接受各種形式的補償，並以這兩名少年「孝順」被害者家屬為例，不料這席話讓被害者家屬受到二次傷害。 但是，「修復式司法」並非加害者爭取減刑的策略工具，而且在實務上有其嚴格的前提要件，包括加害者承認其犯行，並有承擔責任的意願；另一方面，被害者也要有與加害者當面對談的意願。以本案為例，受害者家屬希望重判加害者的主張落空，也沒有感受到加害者的真誠歉意，顯然沒有進入「修復式司法」意願。然而，法官以「走過場」的方式，舉例詢問是否願意讓這兩名少年「孝順」被害者家屬，有如火上澆油，難怪引起社會公憤。 其次，關於少年犯罪的法律責任。相較於前者，外界對後者的評論與分析較少。受害者家屬痛批，判刑12年太輕了，對方只要關了三分之一刑期，也就是4年就有機會假釋，還要擔心對方未來可能報復。 這是由於我國司法制度考量未成年人的身心尚未成熟，故對犯罪少年強調以教化代替處罰，期待未來能重返社會，這也成為《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精神。然而有第一線的資深社工表示，一部分的犯罪少年仗著自己的未成年身分，根本不怕《少年事件處理法》，反而無法降低再犯率。以本案來說，《少年事件處理法》成為被告的保護傘，無助於對自己罪責的反省，這才是引發被害者家屬憤怒的根本原因。 因此，面對犯下重罪或有再犯之虞的犯罪少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不應成為無條件的保護傘，而應朝向局部強硬的方向改革，例如少年矯正學校的從嚴管理、不得假釋、有條件保留「前科」紀錄、強化父母的連帶責任等，才能符合被害者家屬與社會的期待，發揮遏止少年犯罪的效果。 作者：尚智  

  立委陳玉珍近日公開宣稱自己「不是台灣人」，並多次強調此一立場。這樣的說法或許是個人認同的表態，卻無法改變一個更關鍵、也更現實的問題：在中國官方話語體系中，她始終被定位為「台灣地區民意代表」。這個稱謂，從中國官媒到國台辦新聞稿，從未改變。 依照中共官方定義，金門與台灣本島同屬「台灣地區」。然而，在實際軍事與政治操作上，金門長期被視為一個高度敏感、卻又刻意避免觸碰的灰色地帶。若北京的目的僅是製造政治震撼、測試國際反應，甚至對台灣與美國施壓，金門無疑是成本最低、象徵效果最強的目標之一。 但中共始終未對金門採取實質軍事行動，原因恐怕不只是軍事考量，而是更深層的政治後果。因為一旦對金門動武並取得控制，北京勢必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如何處理金門居民的政治定位與正當性來源？ 2014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隨即舉行所謂的「歸屬公投」，試圖為其行動提供政治與法律上的正當性。儘管國際社會多數不予承認，但這個先例已深植於地緣政治的現實之中。若類比到金門，北京是否能在未舉行任何形式民意確認的情況下，單方面主張主權？若金門需要公投，台灣是否也能主張同樣的權利？進一步推演，這樣的邏輯是否會動搖中共對其他地區的統治正當性？ 回到陳玉珍的身分爭議，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一句「是不是台灣人」，而是：當一名民選立委否認自身與台灣的連結，卻同時被北京視為「台灣地區民意代表」，這種矛盾本身，正暴露出統戰話語與地緣現實之間的張力。 身分可以宣稱，認同可以選擇，但地緣政治不會因個人說法而改變。金門的存在提醒我們，台灣問題從來不只是情感或語言之爭，而是一道牽動主權、戰略與民主正當性的嚴肅考題。 作者：林政武

        如果政治是劇場，新聞是佈景，那麼這起被稱為「馬德案」的國安爭議，無疑是一場讓觀眾同時感到荒謬與不安的現代戲碼。曾經在鏡頭前以戲謔語氣挑釁「你抓我啊」的媒體人，如今真的因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而遭羈押禁見，這種近乎寓言式的反轉，迅速成為社群輿論的素材，也把一個本該嚴肅的國安議題，推進到諷刺與質疑交錯的公共討論場域。        就目前官方已公開的資訊而言，司法機關的行動並不複雜，檢調掌握線索後發動搜索，認為相關行為涉及對岸人士與現役或退役軍人之間的金錢與資訊往來，因而依國安法等罪嫌偵辦並聲請羈押。法院裁定羈押禁見，案件仍在偵查階段，細節依法未對外說明。從程序角度看，這是一個標準的刑事偵查流程；但從政治與社會層面看，它卻像一塊投入水面的石頭，激起的漣漪遠遠超過案件本身。         近年來，無論是學理還是政策實務，都已不再將國家安全理解為單純的軍事衝突，而是涵蓋資訊戰、影響力操作與社會工程等「灰色地帶行動」。在這套理論架構下，媒體、輿論、乃至個人言行，都可能被重新詮釋為戰場的一部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反應呈現高度撕裂。一方面，有人拍手稱快，將此案視為對長期「親中言論」的現世報，甚至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嘲諷當事人「言出必行」。這類反應反映的是一種集體焦慮的宣洩，即在中國對台壓力持續升高的情勢下，任何被貼上「可能協助滲透」標籤的人，都容易成為情緒出口。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聲音質疑，若國安法的適用與案件說明不足透明，是否會讓新聞工作者在未來報導時更傾向自我審查，讓寒蟬效應悄然擴散。        從法治國原則來看，民主制度本就建立在一個看似矛盾的基礎上；既要保障言論與新聞自由，又要防範外力利用這些自由來傷害體制本身。理論上，答案是程序正義與比例原則；現實中，答案卻往往取決於政治氛圍與社會信任度。當政府強調依法偵辦、反滲透有其必要性時，人民期待的不只是「相信司法」，而是能看到足以支撐這種信任的說明與節制。否則，國安話語很容易被誤解為政治立場的延伸，而非中立的法律工具。         諷刺的是，這起案件之所以引發如此高度的象徵意義，恰恰因為事件牽涉到媒體。媒體本應是監督權力、揭露真相的角色，如今卻成為被國安敘事檢視的對象，彷彿舞台燈光突然轉向觀眾席。當記者不再只是報導者，而可能被視為風險因子，整個公共討論空間的信任結構也隨之動搖。這並不意味著媒體人享有豁免權，而是意味著每一次國安偵辦，都必須更加謹慎地處理其象徵效果。       若滲透戰是一場無聲的長期戰爭，那麼民主社會最怕的，從來不是防守，而是因過度緊張而誤傷自己。當嘲諷成為主旋律、立場先於事實，國安議題就容易從理性防衛滑向情緒動員。到頭來，真正被侵蝕的，可能不是哪一項軍事機密，而是社會對法治與自由的共同信念。「馬德案」究竟會走向何種司法結論，仍有待時間驗證。但可以確定的是，其已經成為一面鏡子，照出台灣在國安與自由之間的猶豫與不安。若這齣戲有任何值得記取的教訓，那或許不是「誰該被抓」，而是在下一次危機來臨時，我們是否還能分清防衛與恐慌、正義與報復之間，那條本就不寬敞的界線。 作者 / 風林火山

台北市長蔣萬安宣布國中小營養午餐全面免費，隨後台中、高雄、基隆等縣市陸續表態跟進，使這項原本屬於地方教育政策的決定，很快演變為全國性的政治與輿論議題。在這波「跟或不跟」的比較之中，台南市長黃偉哲選擇先按兵不動，反而成為外界關注與質疑的焦點。然而，若從人口結構與地方財政的長期趨勢來看，這樣的遲疑，並非不願面對政策調整，而更像是一個值得納入公共討論的制度性警訊。 黃偉哲指出，若營養午餐全面免費，台南市每年將增加動輒十多億元的經常性支出。這樣的顧慮，放在當前台灣的人口趨勢下，並非草率決策。自二○二○年起，台灣已連續多年出現出生人口低於死亡人口的「生不如死」現象，人口負成長已成結構性常態；二○二五年，台灣也已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其速度之快，在全球主要國家中罕見。 人口快速老化，對地方政府而言，不僅是「學生人數逐年下降」的問題，更是高齡化對公共政策與地方財政的實質壓力。高齡人口增加，醫療、長照、社會照顧等支出將持續擴張；與此同時，就業人口縮減、勞動參與率下降，納稅來源也隨之銳減。支出上升、收入受限，將成為地方財政長期面臨的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新增的經常性支出都必須謹慎評估。營養午餐若全面免費，便意味著這筆支出被制度化、常態化，未來即使財政情勢惡化，也難以退場或調整。它不再只是單一年度的補助措施，而是對未來數十年財政承擔能力的提前預支。問題不在於營養午餐是否重要，而在於地方政府是否仍保有足夠的政策彈性，以應對人口與財政雙重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政策競逐，往往被簡化為「誰比較照顧孩子」，卻忽略了各縣市財政結構與人口條件的差異。對財政條件較佳的直轄市而言，短期吸收相關支出或許可行；但對財政自給率偏低、面臨高齡化壓力較重的縣市而言，倉促跟進，反而可能壓縮其他更迫切的公共支出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地方首長選擇先評估財政承載能力，而非立即加入政策表態，並不等同忽視學童需求，而是在高度不確定的未來中，為地方財政保留最低限度的調整空間。這樣的判斷，指向的其實是台灣整體將面對的人口危機，而非單一縣市或單一政策的政治攻防。 真正值得社會深思的，並非「哪個縣市有沒有免費營養午餐」，而是當人口快速老化、財政壓力全面升高時，我們是否已建立起兼顧福利需求與財政永續的制度設計。否則，當前看似受民眾支持的政策比拚，明天都可能成為地方政府難以承受的結構性負擔。 作者：魏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