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於新生南路及和平東路口的「和平新生天橋」，不僅有在空橋賞景的人文氣息，多部戲劇電影亦在和平新生天橋取景，即便和平新生天橋尚非屬於市定古蹟，但應當也是台北市重大文資記憶保存。不幸的是，當主張拆除蔣市府與保護天橋的公民團體溝通流於形式，導致2024年11月開始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拆除「和平新生天橋」，讓現場文資保護的公民團體灑下眼淚，大安區附近住戶高齡人士也無法透過安全的「和平新生天橋」到大安森林公園運動散步，想到有一天我們這一世代也會變老，拆橋行動著實令人感慨！ 根據台北市政府發布的新聞稿，指出需要立即拆除大安區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的急迫性，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橋齡已達使用年限，該天橋興建於1982年，至今已有42年歷史，但考量橋樑結構已老化顧及行人安全，市府決定拆除；再者，天橋會影響周圍行車安全，尤其天橋的橋墩位置影響汽車駕駛者右轉視線，增加交通事故風險，於是市府拆除天橋以改善行車安全；第三，天橋實際上使用率降低，隨著人本交通觀念興起，行人多選擇平面斑馬線過馬路，天橋使用率下降，維護成本高昂，儘管部分居民對天橋有情感連結，蔣市府基於安全與交通考量，仍然決定拆除該天橋。 蔣市府提出三項拆掉天橋的理由，也並非不能提出反對聲音來據理力爭，反對拆除台北市和平新生天橋的聲音，其實主要來自當地居民與部分市民，筆者整理相關的意見與關注點如下：首先，拆除天橋對高齡者和行動不便者，公民團體認為天橋雖有老化問題，但其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過街環境，特別是對於高齡者和行動不便者，使用天橋比平面穿越車流更安全；再者，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交通繁忙，倘若拆除天橋後行人需直接與車輛共用平面空間，勢必會增加潛在事故風險；第三，天橋其實具有長久歷史與文化意義並承載許多城市記憶，加上許多居民對天橋有情感連結，認為拆除是對當地歷史的一種損害。 既然雙方都言之有理，而且反對拆橋的公民團體甚至提出維修與改善的替代方案，甚至優先建議蔣市府應該可透過維修或局部改建延長天橋使用壽命，而非直接拆除，例如，可改善電梯設施： 增設或更新電梯，方便行動不便者使用；又例如：加強結構維修： 強化老化部分，確保天橋穩固與安全。此外，公民團體甚至提出「環境與成本考量」，拆除天橋勢必帶來工期的環境影響，公民團體擔心拆除工程會產生噪音、灰塵與廢棄物，影響周圍居民的生活品質。尤甚，還能避免公共資金浪費，倘若天橋仍可經修繕繼續使用，直接拆除被認為可能是對公共資金的浪費，應探索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案。 行人友善的平面規劃不足，拆除天橋後的平面過街規劃是否足夠行人使用仍存疑。筆者認為若缺乏行人號誌與清晰的過街路徑，將增加行人面臨的危險。其實在拆除和平新生天橋之前，蔣市府需平衡行人安全、交通流暢與居民情感，提供更透明的評估數據與替代方案，以減少對拆橋計畫的疑慮和抗議聲浪。可嘆的是，雙方未能充分討論之際，甚至刻意忽略公民團體反對拆除天橋的訴求，蔣市府的工務局仍強制拆除和平新生天橋，官大學問大的官僚風氣有時更容易犯「第三類型錯誤」（Type III），意即正確的方法卻解決錯誤的問題。 作者：林士清

勞動部、衛福部近日爆發職場霸凌，目前看起來處理都難稱完美，正好是絕佳機會，可以檢視目前我國公部門職場霸凌的處理機制，根本性的問題為何。目前的法律、解釋與機制，導致一種奇怪的逆向淘汰：個別機關愈是積極重視職場霸凌，乃至主動訂定規則或受理申訴，屬員得到保障愈是完整；但若是機關事前啥也沒作，真的出事時，受霸凌者可能因為機關的不作為，而更難獲取事後客觀外部的救濟。這當然是亟需改進的制度破口，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法制化，直接透過國會立法要求機關遵循制度。 保訓會不承擔、人總參一咖　職場霸凌保障只能看服務機關良心 目前政府各機關間對於公部門發生職場霸凌，到底是否是侵害了公務員的權利，而有固定程式要求機關調查處理，是一個大家都不想碰的棘手問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認為，這是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保障職場安全衛生的範圍，並且據該條授權，以各機關的安全衛生小組機制處理。而行政院人事總處108年4月29日頒定的「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建議作為」，給了一些提示，但要落實化，還是各機關要自訂行政規則。 這其中的巧門，在於保訓會主管的安衛小組，原則上是一個「官本位」的機制，採職權主義，由其主責職場霸凌，則是不是一定要受理霸凌調查申訴、受理的格式期限、調查與成立霸凌需不需要外部成員，定性上還是機關說了算。人總的建議作為，有清楚的申訴管道、格式以及外部調查決議機制，有申訴就要處理，較偏向處分權主義。但人總認為自己不是主管機關，採不採納建議端看各機關。其實，這情況並非理所當然，因為保訓會依據保障法第19條，有權制定全國性的安衛小組辦法，若把霸凌申訴調查機制統一定在該辦法，各機關都要遵守。112年3月24日保訓會性平小組性別及勞動法外部專家郭玲惠、焦興鎧，都指出職場霸凌目前並無法制，建議與行政院合作建立通報機制，就是在指這種情形。 勞衛二部均無通案制度化規定　「官本位」處理霸凌宛如恩賜 總之，現況是保訓會不願承擔、人總參了一咖，但最終公務員能否獲保障，還是看服務機關有沒有發揮良心，事前就把規定鉅細靡遺確立。這就比較像是恩賜，而非保障。從近日勞動部個案而言，該部就是沒有制定規定，根本不存在申訴管道，等到受害者往生，11月8日才由主管、員工、外聘專家展開調查，程序與時程也是該日討論定案，沒有規則供遵循。就確實展現了上述的沒有事前重視的機關，保障愈鬆散，且是「官本位」的職權主義。而且處理節奏倉促混亂，若事前明定必須外部專家參與的會議決議及決議範圍，當不至於如此。至於衛福部的情況，邱泰源部長說，必要時成立次長級專案小組調查。衛福部部也沒有制定規定（反而下級的疾管署有）。其實處理霸凌，應該是符合規定的申訴，都要有外部專家調查、固定成員開會決議是否成立，隨事態延燒而提高層級（次長級），反而是凸顯了沒有固定機制。 而這些事後發生時，機關才隨事態嚴重性，臨時組織處理機制，後續反而會因為沒有事前通案規定，保訓會就算受理再申訴的救濟，檢視的標準也只能流於寬鬆。 多個公務員改革的團體，在事發之後，發表聲明主張職場不法侵害事件，應由勞動部函釋，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這是這些民團聯盟基於決策成本最小，及過去主張延續，點出的改革方案。民團抓到了一個重點：霸凌事件必須直接界定成以法律所定的處理機制，以免前述各機關互踢皮球定位曖昧，只要機關不願意重視，屬員的保障就愈薄弱。 作者：邱子安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自從延押迄今，並向民眾黨中央請假，迄今已屆滿請假期間。但凡一個組織能否成功，在於組織內部成員間是否上下齊心，有共同奮鬥的目標，但根據媒體轉述，民眾黨中央似乎就黨主席重選一事採取拖延政策。當然，民眾黨採取拖延的目的，始終不啟動權力轉移機制，意味著白營始終與柯文哲個人榮辱與共，難以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仍沉迷於過去小草一眾「前簇後擁」的勝景。         組織永續經營在於一套健全接班之制度，但凡有懷有經營理念者，面對權力交接無不十分謹慎，如權力歸於一人一政容易走向人亡政息之窘境。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在爾虞我詐、「厚黑」當道的權力遊戲之中，參與權力者皆可望無上權力，故可以觀察黨內這些換屆主席與否的消息，恐怕源自於有心人士的釋放。用以引導風向或舖陳氣氛，尤其小黨較之大黨更需要凝聚人心，方能在沒有實質資源下永存政壇。         眾所皆知，舉凡留意台灣政壇生態或立於民眾黨最大利益，民眾黨於此刻權力交接不但可以轉移焦點，也可培養新人才已活絡新血，然從鋪陳百花齊放、基層力拱特定人士出現參選至今，其黨內似乎以延長柯主席請假為優先，我們不能看出本被支持者寄予厚望的黃國昌，縱然其握有國會實權以及僅次於柯文哲的人氣，始終難以正大光明、名正言順來執掌黨中央，故短期間之內，欲見到白營內部改朝換代的機率可謂微乎其微。為何如此？顯然身在囹圄的柯主席仍保有一定實質影響力，仍有底氣在幕後遙控政局，尤其沿壓期限屆至，若檢調調查失利，其必然以殉教者之姿光榮回歸，那時來臨之際，柯文哲可謂滿血回歸，政壇又面臨新一波風起雲湧。        也許柯家對於黨組織掌握程度仍高，黃國昌勢力看似蠢蠢欲動實則受制於柯家黨，然弊案疑雲圍繞在黨中央、小草聲勢又不如從前，依舊對柯文哲本人產生一定程度威脅，雖然保有主席頭銜然將部分實權分享於黃國昌一脈，以屬趨勢所向。因此，現階段於表面上，柯家仍握有名義上權力，則地位已遭動搖，既使尚未迎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情況，惟隨著時間推移，柯家影響力是否一點一滴流失，想必一望即知。所謂政治，以一言蔽之，就是觀察權力的分配，一旦柯文哲如於明回歸，究竟強勢回歸或者淪為弱主，或是天有二日格局、台灣版的「葉爾欽效應」，想必比權力遊戲更加精采。 作者 / 風林火山

TSMC 會變成另個 Intel ：偉大的公司，會不會有如帝國的興起，盛行，最後孱弱而覆亡？ 大家都還記得 Bell Lab 嗎？這個今日電子、資訊工業的開創者，如今何在？從發明和發現Bipolar  、CMOS 、IC 的平面製作技術、光纖通信，到超導體的BCS 理論、到 UNIX 作業系統 ……的 Bell Lab  ，不都是七十年代民主黨人主導下，極左、「反獨佔」的意識形態，所謂「新左派」，硬要拆除 Bell Lab 的母公司「美國電話和電報公司」（ AT&T ）而造成的。 日後，這位主其事的「民主黨」麥高文參議員很後悔在他帶領下，做了令美國高科技業「自殘」的舉動，後禍無窮。他還自我慶賀，幸而民主黨沒有逼迫原先的另一個目標 IBM ，計劃也要它一分為二。 這段歷史提醒再成功、再偉大的公司，也經不起政治力和政治潮流的衝擊。另一種任何公司運作都難以招架的是「技術範模的變動」（ paradigm shift )，工業界新的潮流。我們討論TS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