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蔣萬安高喊打造無菸城市，今年迪化年貨大街更擴大禁菸範圍，實際效果卻與宣示相去甚遠。媒體直擊，不少癮君子轉往巷弄內吞雲吐霧，五號碼頭旁設立的吸菸區反倒門可羅雀。對此，研考會主委殷瑋將問題歸咎於中央法規，稱戶外無法設置密閉式吸菸室，無法比照日本設有濾煙設備的吸菸空間。然而，癥結從來不在於是否複製日本模式，而在於台北市連最基本的吸菸區數量都嚴重不足。 根據北市衛生局輔導設置戶外吸菸區一覽表，全市共計120處，其中高達83處僅供員工使用、不對外開放，實際供一般民眾使用者僅剩37處。真正設有吸菸亭者僅13座，其餘多為完全開放式，部分甚至只以地面劃線區隔，對於降低二手菸暴露幾乎毫無幫助。 坐擁八萬名市府同仁的市長蔣萬安，難道會不清楚現行法規與行政限制？近來其施政模式卻屢屢呈現「先宣布、再補救」的狀態，從無菸城市到營養午餐補助，政策方向先拋出，細節與配套則交由機關自行消化，治理責任卻未見承擔。 殷瑋此時出面辯護，反倒成了稻草人策略的示範。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難預測廣設室內吸菸室在法制與行政上的困難，更遑論如何要求私人設置與長期維護。連公部門自身的吸菸區設置數量與管理品質都不足，卻空談高標準的無菸城市，無疑本末倒置。 前政委張景森曾直言，無菸城市政策不僅欠缺法律正當性，更暴露出政策目標與執行能力之間的巨大落差。這樣的批評，不只對今日描述的貼切，對於未來北市政策可能都將言中。問題除了政策方向，還考驗市府將政策轉化為可執行制度的能力。當口號先行、配套落後成為常態，市政風險自然由市民承擔。 電影《墨攻》中，墨者曾對梁國公子點破真相，你之所以百戰百勝，只因你是公子。蔣萬安一路以國民黨中興少主的完美形象，加上暖男、三寶爸的人設包裝，早就經不起一次次重大爭議的檢驗，除了推給局處避居二線，蔣萬安還剩下什麼？ 而當無菸城市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衛生局與環保局卻同時肩負漢他病毒防治重任。蔣萬安、殷瑋與其持續政治口水，不如正視北市鼠患肆虐，台灣25年來首見的漢他病毒死亡個案，就出現在市府旁的大安區，這才是市民真正關心的嚴重問題。 作者：陳建志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

從民意結構來看，多數台灣民眾對「交流本身」並非本能排斥，但對「交流的交換條件」高度敏感。若國共論壇（即便改名為智庫交流）被社會普遍理解為建立在「阻擋軍購、削弱國防」之上，其正當性將迅速流失。 近年民調反覆顯示，台灣主流民意支持維持現狀、強化自我防衛，同時對北京政治意圖抱持高度戒心；因此，一旦交流被連結為「以安全換對話」，將被視為踩到紅線。更關鍵的是，國防預算在台灣早已不只是財政或軍事議題，而是「國家存續的象徵性政策」。即便交流議題包裝為AI、防災、低碳等非政治領域，只要其前提涉及立法院系統性阻擋軍購，社會輿論勢必將其解讀為政治交易。 這種交易敘事，將強化對國民黨「對中讓步」的既有刻板印象，並為民進黨提供清晰而有力的攻防論述。換言之，民眾未必反對對話，但很難接受「以削弱防衛換取對話」。一旦此印象定型，國共論壇不但無法為國民黨加分，反而會成為政治包袱。 為何國民黨要一意孤行，明知會影響2026年九合一選舉？事實上，國民黨此時推動國共論壇，反映的並非單一選舉理性，而是更深層的路線焦慮與權力結構問題。首先，黨內仍存在一股強烈的「歷史使命論」：認為國民黨必須重新掌握兩岸話語權，否則將被邊緣化為純粹的地方選舉機器。 對這些人而言，短期地方選舉的風險，未必高於長期失去兩岸「關係經營者」角色的恐懼；其次，國民黨的組織與菁英結構，仍深受過往「經貿—交流—政治紅利」經驗影響。部分黨內決策者仍相信，只要能恢復與北京的制度化接觸，就有機會複製過去的經濟敘事，進而鬆動選民對其親中疑慮。 然而，他們低估了台灣產業結構與國際環境的劇變，也高估了選民對「交流紅利再現」的期待；最後，國民黨內部的決策機制高度集中，對年輕選民、城市中間選民與國際觀感的回饋機制不足，導致戰略判斷容易陷入同溫層。一意孤行，並非不知道風險，而是選擇承擔風險，押注另一條政治路線。 國共論壇的風險：中華民國在議程中消失。國共論壇最大的結構性風險，不在於「談了什麼」，而在於「如何被定義」。一旦論壇的對等主體被設定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而非「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國家主體性即被默默消音。即便議題設定為非政治領域，主辦架構本身就已傳遞高度政治訊號。 此外，議程設定權高度不對稱。北京方面可透過主持人、會議名稱、新聞稿用語，逐步將交流框架納入「統一敘事」或「民族復興」的大敘事中，而台方代表在缺乏正式國家身分下，難以有效反制。長期下來，這類論壇將累積「去國家化」效果，使國際社會與部分台灣民眾逐漸習慣「沒有中華民國的兩岸對話」。 更嚴重的是，若論壇與立法院特定政策行為（如軍購審查）被外界視為有交換關係，將使國民黨陷入「代理人風險」的指控，進一步侵蝕其民主正當性。論壇本身可能短暫熱鬧，但其制度性副作用，將遠超過表面收益。國民黨中道派普遍並不反對交流，但高度警惕「政黨對政黨」的交流形式。他們更傾向支持低調、技術性、去政治化且可被社會監督的互動，而非高調象徵性論壇。 對中道派而言，國共論壇最大的問題不在內容，而在其「不可控的政治外溢效果」。若論壇被社會定型為「親中路線回歸」，將直接壓縮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爭取中間選民的空間。在此意義下，國共論壇確實可能成為總統大選的「慢性毒藥」—未必立刻致命，但長期侵蝕信任。 至於從華府角度看，關鍵不在交流本身，而在「行為連動性」。若美方觀察到國民黨推動對中交流，同時在立法院系統性阻擋軍購、質疑台美供應鏈合作，將被視為戰略可信度下降。這不僅影響美國對國民黨的信任，也會影響整體對台政策的風險評估。 尤甚，在美中競爭格局下，美國更關注台灣是否維持清晰的自我防衛與陣營一致性。任何被解讀為「內部政治力量削弱防衛意志」的行為，都會引發高度警惕，而非正面解讀。 作者：林真心

       近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正式在內政部增設 新住民發展署 為中央專責次級機關，此舉象徵政府在多元共融與人權保障上跨出重要一步。該機關將統籌新住民相關政策、制度與服務，發揮教育、就業、照顧、培力與跨部會協調功能，預計明年正式成立，規劃約百名編制與約新台幣7億元預算以支持運作。       該機關成立，並非簡單政府組織再造，而是政府對新住民議題從「邊緣照顧」走向「制度整合」的重大轉向，是台灣民主深化與社會結構調適的重要里程碑。新住民發展署的立法與即將設立本身就是政府重視新住民的明確表態。過去政策多由不同部會片段處理新住民之教育、就業、社福等需求，導致需求分散、權責不清；如今透過專責機關加以整合與統籌，不僅提升效率，也顯示政策制定者從制度層面正視新住民在台灣社會的存在與需求。       從社會面而言，新住民已深刻融入台灣社會生活與家庭結構。根據內政部統計，新住民配偶加上第二代家庭人口已突破百萬人，有效緩和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的壓力。新住民家庭帶來的語言、生活習俗、文化餐飲等多元元素，已成為地方社區文化生活的日常風景，不僅豐富了本土文化，也培養出跨文化互動能力與國際視野。       在經濟方面，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廣泛參與基層勞動市場與中階職涯，包括長照、服務業、製造業等勞動密集產業。在勞動力供給緊縮的現實壓力下，他們穩定的就業參與對維持產業運作與社會經濟韌性具有實質貢獻。此種經濟參與不應被簡化為廉價勞力差額，而是可視為台灣勞動市場多元化與彈性形成的一部分；政治參與方面，新住民逐漸從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轉向公共議題的倡議者。隨著新住民有機會參與地方自治、公共審議與社會運動，他們正將個人經驗與聲音帶入台灣民主的實踐。這種由內而外的政治能動性，是多元民主實質深化的象徵。      然而，縱新住民的社會貢獻日益明顯，制度上仍存在需強化之處。在法制架構方面，目前新住民權益的保障，主要是透過《新住民基本法》及相關部會的協作措施，涵蓋生活適應、教育、就業保障與語言環境等面向。但現行政策雖涵蓋範圍廣泛，卻仍呈現橫向分散、縱向欠缺強化長效落實的治理風險。例如，目前新住民發展署是內政部的次級機關，其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與協調，缺乏獨立決策與對跨部會運作的實質制衡能力。若能將新住民發展署提升至獨立委員會，能夠強化其跨部會協調權與政策主導性，深化制度保障新住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      法制與組織革新固然重要，但文化層面的變革是最深遠的挑戰。真正的包容不僅是制度性接納，更是從日常生活到公共話語中，逐步消弭「他者」與「我們」之間的想像界線。此急需學校教育、媒體敘事與公共空間的共同努力，營造一種「多樣即正常」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實踐。當新住民身份不再被視為邊緣族群，而是台灣多元社會建構的基本單元，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與共同治理。       總之，新住民發展署的成立意味著台灣進入多元民主深化的新階段，是制度性肯認新住民作為台灣社會共同成員的政治宣示。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制度參與、保障法律落實，並在文化層面深化包容，台灣將不僅成為尊重多元的民主國家，更能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多元人權實踐與共同治理。 作者 / 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