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川習會」是否成局，關鍵不在單一宣示，而在中東戰事牽制、談判議題堆疊、以及雙方內部政治成本三股力量的拉扯。多家媒體報導指出，川普原本被外界解讀可能在3月底與習近平會面，但川普近日對外稱因美伊衝突等因素，已向中方要求延後，並引發市場與外交圈對美中「貿易休兵」能否延續的疑慮。 從北京的公開表態看，中國外交部口徑偏向「保持溝通」但不給細節：承認雙方就訪問時間等議題維持聯繫，卻不說新的時間表，這通常意味著「門沒關、但條件未談妥」。而路透的解讀更直白：峰會延後本身就會讓原本建立在政治互信上的貿易安排「罩上陰影」，因為峰會往往是用來替談判結果背書、也用來交換更大包的政治承諾。 論壇輿論的溫度，則反映了另一個面向：川普可能把峰會當槓桿。國內媒體討論串聚焦在「延後或取消」的威脅語氣，以及是否藉此施壓北京在特定議題上讓步；這類討論不等於事實，但它抓到一個結構：川普常把外交行程當成可交易的籌碼，而不是固定的儀式。 綜合目前訊號，比起「會或不會」，更接近的判斷是：會面仍有動機，但時間點高度可變。若中東衝突短期降溫、且美中在關稅、供應鏈、科技管制或金融議題上先形成可對外宣示的「可交代成果」，那麼峰會最可能以「延期後的補辦」方式發生；反之，若戰事拖長、或雙方都無法承擔「見面卻談不成」的政治觀感，峰會就可能被繼續往後推，甚至改成多邊場合「短暫場邊會談」來替代。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賴清德在「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與民主韌性研討會」的發言，引爆一句高度敏感的判斷：「國民黨對待台灣人比日本殖民還差」。這句話之所以能迅速擴散，不在於它提供了新的史料，而在於它把台灣近代史最尖銳的兩段統治經驗——日治與戰後威權——直接放進同一個道德秤盤，逼迫社會重新回答「民主如何得來、代價由誰承擔、責任應由誰面對」。 要理解這句話的歷史理由，必須先抓住戰後初期與戒嚴年代的兩個核心結構：國家暴力的規模與制度化程度。台灣在1949年進入長期戒嚴，直到1987年才解除，形成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伴隨情治系統、思想管制與政治案件審判的常態化。 這段期間的高壓統治，與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集體創傷相互連結；二二八死亡人數的研究估計常落在「約1.8萬到1.9萬」等級，顯示其暴力強度並非零星衝突，而是足以重塑社會記憶的國家暴力事件。 在這個脈絡下，「比日本殖民還差」的語句，指向的通常不是日治的美化，而是戰後威權在清算、恐懼與長期壓抑上對台灣人的切身經驗。 但同一句話也會引出反方論點：比較的基準是什麼？日本殖民統治同樣存在壓迫、差別待遇與政治鎮壓；而戰後民主化過程也包含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改選等制度變遷。國民黨方面即以「仇恨式發言、忽略歷史背景」回應，並強調民主化不應被簡化為單一政黨敘事。 這使得賴清德的句子更像是一種「政治定位語言」：把台灣的民主正當性，直接錨定在對威權的否定與對受難者記憶的承認上，而不是把民主化理解為漸進改革的行政成果。 從政治效果看，這句話同時完成三件事。第一，它把「總統直選30週年」的意義，從制度慶典拉回到歷史責任：直選不是自然降臨，而是從高壓統治與反抗中長出來。第二，它把台灣當代政治的主軸再次鎖定在「反威權、反滲透」的敘事框架，將國內政黨競爭與對外威脅連成一條線。第三，它也加深社會內部的記憶分歧：當你用「更差」做比較，必然會迫使不同世代、不同家庭史的人，在同一個句子裡選邊站。 更精確的讀法是：這不是在做歷史學的「總體評分」，而是在用歷史創傷作為當代政治的正當性資源。它可以動員支持，也會放大對立。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誰更差」這種難以量化的命題，而是：國家是否願意把威權年代的責任鏈條講清楚、把受難者的制度性補償做完整、把民主韌性的制度設計補齊，讓「直選」不只是一張選票的儀式感，而是能抵抗任何形式威權回潮的治理能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美國國家反恐中心（NCTC）主任 Joe Kent 近日公開辭職並發布辭職信，把原本屬於內部國安系統的歧見推到檯面：他不只是不滿某個戰術決策，而是直接質疑對伊朗軍事行動的必要性與合法性，並把矛頭指向「以國家緊急或反恐之名」擴張戰爭目標的路線。多家報導指出，Kent 在信中主張伊朗並未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反而是美方選擇升級，使美國被拖入更高成本的區域衝突。 這封辭職信之所以關鍵，在於 Kent 的職務性質。NCTC 是跨部會情資整合的中樞之一，象徵「反恐—情報—作戰」的制度接口。當反恐體系的領導者用辭職方式表態，等於向官僚體系與國會釋放訊號：政府內部對「戰爭目的、威脅判斷、升級門檻」並未一致。對川普而言，這會造成三種直接後果。第一，軍事行動的公共正當性被削弱，因為反對聲音不再只是政黨對抗，而是來自國安體系的「專業背書反轉」。第二，盟友與中立國更容易把美國視為高風險的升級推手，對聯合護航、情報共享與基地支援更趨保留。第三，白宮在後續擴大行動、追加授權或預算時，將面臨更高的國會審查與政治交易成本。 更麻煩的是，美國輿論目前並不站在「戰爭擴大」那一邊。Reuters/Ipsos 民調顯示，僅約四分之一受訪者支持對伊朗打擊，反對與不確定者合計明顯更高；同一份資料也呈現強烈的黨派差異，顯示此議題正在把社會切成平行現實。 另一份 Economist/YouGov 的追蹤亦指出，美國社會在是否以武力推翻伊朗政權、是否支持擴大用兵等問題上呈現負淨支持，且黨派極化在攻擊後更加明顯。 把 Kent 的辭職放回川普路線，這更像一次「內部制衡」被迫外顯的事件：白宮希望透過高強度打擊建立嚇阻、迫使對手退讓，甚至以政權更替的陰影重塑中東秩序；但反恐與情資端擔心的是報復循環、代理人網絡擴散、以及長期駐軍與護航成本。Chatham House 的分析也指出，川普在第二任期對用武的政治顧忌下降，轉而以「遺產」思維消耗政治資本，這使得國內反彈更可能集中到制度層（國會、官僚、司法）而非純選舉層。 因此，Kent 辭職不必被誇大成「戰爭即將結束」的訊號，但它確實提高了川普在中東持續升級的阻力：軍事上能打，政治上未必撐得住；若輿論維持低支持度、且官僚體系出現更多公開反對，白宮將更依賴短期戰果與訊息戰來維持敘事，反而可能把衝突推向更不穩定的節點。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美國與以色列持續聯手軍事打擊伊朗，美國總統川普近日於社群平台發文表示：「到目前為止，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產出國，所以當油價上漲時，我們會賺很多錢，但是，對我身為總統而言，更重要且更值得關注的是，要阻止伊朗這個邪惡帝國擁有核子武器，摧毀中東甚至全世界。我永遠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伊朗的海軍已經消失，他們的空軍不復存在，導彈、無人機和其他一切都被摧毀，他們的領導人已經從地球上被抹去。我們擁有無與倫比的火力，無限的彈藥，以及充裕的時間——看看今天這些瘋狂的卑鄙小人會發生什麼。他們在全世界殺害無辜的人已經47年了，而現在我，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第47任總統，正在消滅他們。能夠這樣做是多麼偉大的榮譽！」，顯見川普亟欲徹底消滅伊朗的核威脅與革名衛隊及其代理人對區域的威脅，重塑有利美國的中東秩序。然而，高強度的火力縱可取得戰場上的優勢，但重塑地緣秩序卻不能單靠戰機與飛彈。        在美以對伊朗進行長達10餘天的密擊空襲後，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及主要領導層遭斬首，正規海空軍幾乎癱瘓，伊斯蘭革命衛隊分散各地的指揮部卻反常地發射彈道飛彈及無人機，無差別地攻擊周邊海灣國家，除境內的美軍基地外，連機場、高級酒店等民用設施都受波及，此種瘋狂攻擊行徑導致伊朗失去海灣國家的支持；日前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的舉動，阻礙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導致油價飆升至每桶 100 美元以上，也激怒了德黑蘭的「全面戰略夥伴」：北京，因為中國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買家。德黑蘭在受美以重創下不尋求停火，還擴大衝突得罪關鍵盟友與鄰國，如此決策模式乍看之下實難以理解，然而美國國務卿盧比歐今年2月16日就點出了伊朗特殊的決策考量：「我們面對的是激進的什葉派神職人員，他們的決策是基於神學考量，而非地緣政治考量。」，此神學考量係指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末日神學觀」，什葉派相信第12代伊瑪目馬赫迪在西元874年隱遁後並未逝去，而是等待真主的命令出現，會在世界末日時重返人間，與耶穌聯手糾正世間的不公與壓迫。 而伊朗什葉派針對「末日神學觀」可分為兩派，其一是「安靜主義」派，主張靜待馬赫迪到來，且避免在馬赫迪回歸前干涉世俗政治，而應專注信仰生活；另一派則是「末日加速主義」派，是激進的什葉派神學分支，主張透過製造戰爭或混亂加速馬赫迪回歸，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建立了「法基赫的監護」體制，即由最高領袖（如哈米尼）代理馬赫迪管理世俗事務，成為以此神學思想作國家根本的神權政體 ，主張核武、武裝代理人網絡都是製造末日來臨的必要手段，且視美國、以色列為馬赫迪回歸的障礙，必須予以除去，故伊朗於當今之勢自會持續對抗美國及以色列，擴大戰亂加速末日到來。 美國靠空中力量固然可以「斬首」德黑蘭的核心高層，也可以「炸毀」軍事設備，但無法「消滅」極端的宗教信念，達成川普所說的避免伊朗成為中東區域威脅，縱美國派遣地面部隊進駐，面對數十萬「欲製造末日到來」及具極度反美情緒的革命衛隊及其轄管的巴斯基民兵組織，只怕將陷入比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更深的泥淖。 而歐洲國家本已普遍擔心本次戰事會帶來難民潮與能源危機，故未如俄烏戰爭爆發時堅定站隊美國，給中國偌大的操作空間，屆時若戰事邁入長期化，導致難民潮與油價飆破天際，中國勢將美國貼上「區域和平破壞者」的標籤，進而在能源、經濟與難民問題上繞過美國，逕與歐洲建立協商平台，分化美國為首的同盟陣營，嚴重侵蝕美國自二戰以來建立的全球領導地位。         欲使伊朗不再成為美國在中東的地緣威脅，美國除透過軍事打擊讓伊朗「去核化」（無力發展核武）、「去軍事化」（摧毀伊朗彈道飛彈能力、無人機生產與代理人武裝力量）及「去能源封鎖化」（瓦解伊朗對荷姆茲海峽的封鎖）外，更核心也更根本的關鍵是需對伊朗神權政體進行「去宗教化」，避免極端神學思想持續主導伊朗的國家發展。 因此，美國應避免把伊朗內部的神職人員都推向對立面，而應利用「安靜主義」派與「末日加速主義」派的教義分歧採取「分化招降、神俗分離」的策略，暗中招降與扶持伊朗內部主張「安靜主義」的神職人員，強化「神學不應干涉世俗政治」的輿論聲量，從神學角度解構神學政體的統治正當性，推動神學回歸經典研讀與信仰生活的行動，剝除伊朗高層的激進派神職人員透過革命衛隊對內強力鎮壓，對外扶持代理人網絡的「神學基礎」，促使伊朗高層的激進派神職人員將世俗權力交還官僚體系。 當伊斯蘭共和國成為將神學回歸清真寺與學院，不再對外投射力量的世俗化政權，白宮與德黑蘭方有談判合作的空間，美國才能終結長達47年的中東地緣威脅，並避免油價失控與難民危機分化美歐同盟，也更能投注資源在印太地區對抗中國的擴張。 作者：王昱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