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ude 進入布萊切利園 1939年，緊鄰牛津、劍橋與火車站之間大學線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正式開始了破解德國恩尼格密碼機在內各項外國資訊的計畫。一開始，英國軍情處下轄的密碼學院私下招募的是「大學教授等級的男性」，包括圖靈在內，一些頂尖科學家進入團隊。但漸漸的，隨著工作與編制擴張，加以青年男性紛紛入伍，布萊切利園八千多名日以繼夜輪班拆解敵軍資訊的員工，有七成五是女性。 這些被後世稱為「布萊切利女孩」的年輕女性來自中產階級，擁有數學、物理、工程學位，有些則有特殊歐陸語言專長。她們是布萊切利園真正的中流砥柱，在1943年至1945年操作巨像電腦（Colossus Computer），後者是人類第一台電子數位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 密碼學院遷入布萊切利園並開始招募人才，早於英國政府真正向德國宣戰數個月。他們獲得了華沙密碼局的啟發，把德國恩尼格密碼機當成「需要」且「可以」被解密的對象。沒多久，波蘭陷落，英國正式進入戰爭。 美國 Anthropic公司旗下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在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與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中，扮演的就是布萊切利園的角色。 透過與情報分析商 Palantir的合作，Claude 協助判讀衛星訊號、無人機數據和加密通訊。它本身並非真正在「戰鬥」，而是在「消除戰場迷霧」，把混亂的原始數據轉譯成指揮官能理解的「敵軍意圖預測」。某種程度上來說，美軍的這幾次精準打擊，都與 Claude 有關。 被迫離開布萊切利園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2026年二月，原本是 Anthropic 合作夥伴的 Palantir，向美國國防部警告，Anthropic 的員工「居然試圖詢問 Claude是如何被用在委內瑞拉行動中」，一個供應商居然想問倫理問題，直接被視為不可接受的挑釁。影響所及，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立刻在 2 月 24 日召見 Anthropic執行長 Dario […]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國民黨拋出「3800億+N」軍購特別條例草案，表面上高舉「替人民看緊荷包」、「避免空白授權」的正義大旗，實則卻是一場精心算計的政治大戲。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劇本的走向與北京的戰略利益不謀而合。說穿了，所謂的「加碼」與「嚴謹」，不過是為了掩飾其「實質擋案」的司馬昭之心。 首先，任何稍具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現代軍事採購尤其是涉及高科技戰機與飛彈系統，動輒耗時五至十年起跳。國民黨版的草案將執行年限死死訂在2028年12月31日，將原本跨年度的長期建案強行壓縮在短短幾年內完成，這不叫「提升效率」，這叫「不可能的任務」。 更荒謬的是，國民黨還要在條例中硬塞入美方必須簽署「延遲交貨懲罰條款」的要求。這完全是無視國際軍售現實的「毒藥條款」。美國對台軍售屬於主權國家間的「對外軍事銷售」，並非一般商業合約，美方根本不可能接受這種懲罰性條款。 國民黨提出這種必被駁回的條件，就好比要求店家「不簽署割地賠款條約就不買東西」，其目的根本不是為了買到東西，而是為了讓交易破局，然後雙手一攤說，「你看，是美國人不賣，不是我不買。」這種設下技術性障礙的手法，名為「防弊」，實為「設障」。 其次，為了合理化擋案行徑，國民黨不惜祭出「泥巴戰」，將民進黨時期的「鐽震案」與國民黨執政時的「拉法葉案」混為一談，試圖塑造「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假象。 我們必須嚴正指出事實，鐽震案的核心在於行政程序瑕疵與規避監督的企圖，這是一個「未遂的制度設計錯誤」。但該公司隨即解散，沒有執行任何購案，更沒有一毛錢公帑落入私人口袋，司法調查也證實無人因貪汙被定罪。 反觀國民黨的「拉法葉案」，那是經過台、法、瑞三國司法認證的驚天弊案。高達近百億台幣的非法佣金流向不明，更伴隨著海軍上校尹清楓的離奇死亡以及後續一連串關係人的意外身亡。這是一場賠上軍官性命、動搖國本的結構性腐敗。 國民黨拿一個「沒貪到錢且已解散」的鐽震案，來類比一個「死人無數且贓款橫流」的拉法葉案，這種道德相對主義的操作，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無恥。 再者，國民黨口口聲聲說要「發價書」、要「嚴謹程序」，但在中共軍機艦日夜騷擾台灣周邊海空域的當下，這種「技術性杯葛」顯得格外諷刺且危險。 「3800億+N」這個看似加碼的數字遊戲，其實是一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國民黨深知，只要卡住預算、設下美方無法接受的條款，軍購案就會無限期延宕，這不正是北京最樂見的結果。國民黨只是為了向對岸交出一張漂亮的投名狀，好讓某些買辦階級能繼續在兩岸紅利中苟延殘喘。 最後，年底大選，人民該給國民黨「幾席+N」？當一個政黨在中央不惜以國家安全為籌碼，向敵對勢力獻媚；在地方，他們又有什麼資格談論「安居樂業」？ 別忘了，現代戰爭中的「民防系統」與地方政府息息相關。一個在國會裡千方百計要解除台灣武裝的政黨，若讓他們掌握了縣市首長的行政資源，戰時這些地方政府是會成為國軍的後盾，還是成為配合敵軍登陸的帶路黨？ 國民黨以為「3800億+N」是高明的騙術，但台灣人民在年底的縣市長大選，給國民黨的席次不該只是減少，而應該是徹底的「歸零+N」。這個「N」，是「Negative（負數）」，代表著台灣社會對賣台行徑的負分評價；這個「N」，更是「No」，是對那些吃裡扒外、將台灣生存權當作政治籌碼的政客，最堅決的唾棄與否定。 作者：秦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