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銀行的業務同質性強，…呈現平庸而安全的行業面貌。因此，台灣的銀行規模與競爭力，普遍難以打入國際盃或亞太盃，也缺乏真正的金融創新。回顧新銀行開放30年的歷史，給我們最大的啟發是：自由需要紀律，才不會陷入混亂；一開始是來自政府強制性的「他律」，長期而言，需要民間建立「自律」的群體文化，這才是讓公民社會自發茁壯的力量。
台灣的自由化浪潮，在1987年解嚴後成為沛然不可擋的趨勢。
從開放黨禁、報禁開始，到了1990年代，是台灣社會力蓬勃發展的時代。首先，各種社會運動與公民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還有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的倡議，以及有線電視（俗稱第四台）、地下電台、民營郵局等行業爭取合法化。綜合來看，伴隨著政治的民主化，民間要求政府放寬對特許行業的管制，鼓勵自由競爭，這就是1990年代的時代精神。
國史館現正舉辦「關鍵1991：李登輝與台灣民主元年」特展，回顧當年李登輝總統宣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一連串民主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很少人注意到，1991年不只有政治史的意義，也是金融史上的重要年分；因為政府在這一年開放新銀行設立，台灣金融業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徹底改變台灣人與銀行打交道的日常經驗。
由於「開放等於進步」成為主流民意，政府在1989年修正《銀行法》，解除對商業銀行的設立禁令，財政部遂於1990年公布「商業銀行設立標準」，主要特色包括：最低資本額100億元，為當時全球最高的銀行資本要求；以及至少保留20％股份公開招募，讓全民都有成為股東的機會；官方還制訂嚴謹又繁瑣的申請程序－－然而，這些高門檻的要求沒有嚇跑業者，企業界與大財團積極動作，在長達半年的受理申請期間，共有19件新銀行申請案。
財政部耗時八個月進行審查，含書面審查、面談主要經營者、邀請專家學者座談等三階段，於1991年共核准大安、萬泰、遠東、大眾、亞太、中興、萬通、玉山、聯邦、華信、寶島、富邦、中華、泛亞、台新等15家新銀行。這波釋股引發全民搶購的風潮，中籤率普遍低於5%。相信稍有年紀的讀者，看到這份名單不免有所感觸，因為這些新銀行經歷30年的野蠻生長，絕大多數被合併或重整更名，僅剩4家銀行原名保留至今。
1990年代的自由化發展，同時帶來各種社會亂象，從「後見之明」來看，也是小說與影視創作的絕佳題材。如1997年香港導演麥當傑的電影《黑金》（台灣片名《情義之西西里島》），全片影射1990年代的台灣黑金政治，梁家輝飾演的黑道老大有一句名言：「我們政府很有錢呀！」至今仍是網路流傳的梗圖。不過，或許是金融業的專業門檻高，所以這些以黑金政治為題材的電影，以黑道為主，很少談到金融業的黑暗面。
然而，真實的業界現況比虛構的電影更令人驚奇。隨著金融業蓬勃發展，至2000年，銀行總數成長至53家，為史上最高。不過，金融業之後爆發多次重大危機，例如：
1998年發生本土金融風暴，超過十家企業集團陸續不支倒地，造成銀行大量呆帳。
2005年發生現金卡與信用卡的雙卡風暴，信用擴張的結果出現許多「卡奴」，銀行被迫打消700億元呆帳，等於認賠放款餘額一成。
2008 年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產，引爆全球金融海嘯，台灣有5萬人投資雷曼連動債400億元，各自與銀行談判理賠金額。
依據《財訊雙周刊》第627期的報導，為了處理這些出問題的金融機構與兩次金融改革，迄今至少賠付1.7兆元，這個驚人的代價由全民買單。
為了解決金融業的弊端，政府於2004年成立金管會，長期採取高度監理的策略，「大棒」多於「胡蘿蔔」；包括積極查處銀行的理專弊案，近5年有17家銀行遭罰1.8億元；甚至是超前部署，公布系統性重要銀行名單，對6家「大到不能倒」的銀行，要求提高資本適足率與管理標準。
如今各家銀行的體質與以前大不相同，早已從過去金融危機的泥沼走出來，普遍重視風控、法遵與內稽的自我要求，逾放比從2001年高達7.5%，至2020年降至0.25%，短期內不易出現危及銀行生存的黑天鵝。
但是另一方面，各家銀行的業務同質性強，就像教育部高度控管各大學調漲學費一般，呈現平庸而安全的行業面貌。因此，台灣的銀行規模與競爭力，普遍難以打入國際盃或亞太盃，也缺乏真正的金融創新。
回顧新銀行開放30年的歷史，給我們最大的啟發是：自由需要紀律，才不會陷入混亂；一開始是來自政府強制性的「他律」，長期而言，需要民間建立「自律」的群體文化，這才是讓公民社會自發茁壯的力量。
作者 / 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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