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台灣深陷社區感染風暴以及應對大規模感染初期的混亂,也切記防疫並非只有政府的事,而是在政府制定政策後,有賴人民的配合,只要社會與政府一起紮穩腳跟,疫情也能在不藉由完全剝奪人民自由中得到控制。台灣在防疫學到最重要的是,值得驕傲的不是台灣的防疫成績,而是公私部門無間的合作與互補。
去年年初武漢肺炎疫情逐漸在各國爆發,病毒的起源地中國武漢,更是面臨從1月23日開始,長達76天的「封城」,非必要人員被禁止出入城市、關閉對外通道,所有市民與非市民都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待在家,物資以社區單位統一配送,在如此強制性手段經過兩個月後,武漢疫情才逐步得到控制,人民在中共政府政策上毫無置喙的空間,中共為了防止疫情擴散至全國,一小部分人的權益遭到犧牲,並不是中共在意的後果之一。
相對地,台灣社會從那時就將武漢疫情與封城視為警惕,民眾在農曆新年期間看了不少媒體對武漢民眾慘況的報導,如此不人道的強制性作為,不再成為民主國家可接受的選項。
在當時,台灣於摸索之中發展出另一套公民協力的合作模式。此套合作模式特點為,政府負責發展出大型的解決方案,如快篩、口罩生產、醫療資源分配與取得治療藥物,而社會則透過自身的彈性與動員能力,發展出小型解決方案,如口罩地圖,而當中最難能可貴的則是由政府由上而下肯認這些民間發展的小型解決方案,挹注政府資源,使其成為整體防疫政策的一環。相較之下,由於中國長期打壓NGO,社會並無能量補足政府防疫政策的拼圖,許多在城市沒有戶口的「低端人口」、社會安全網以外的人也難以得到援助。
一年過後,儘管台灣深陷社區感染風暴以及應對大規模感染初期的混亂,也切記防疫並非只有政府的事,而是在政府制定政策後,有賴人民的配合,只要社會與政府一起紮穩腳跟,疫情也能在不藉由完全剝奪人民自由中得到控制。
台灣在防疫學到最重要的是,值得驕傲的不是台灣的防疫成績,而是公私部門無間的合作與互補。
作者 / 鹿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