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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右派保守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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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秩序開始於四集團的鼎立(中國、歐盟、俄羅斯和美國集團),再看誰的制度對,氣長,增減損益,假以時日,壓力測試,優勝劣敗,新的世界秩序自然形成,不要不經心,任意受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民主黨左派自由主義的影響:一個嚴肅的問題:到底是誰在一廂情願的全球主義下,把中國共產黨養大,養虎為患,不是嗎?美國右派保守主義會這樣持續地問!

美國某些「暴民」,藉著警察對非裔殘暴致死事件,街頭抗議混亂之際,闖入商店、放火、打家劫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對此評論說:社會總有10到15 percent不是好人。

一位民主黨領袖居然精準地說出保守共和黨的社會信仰,怪不得他在眾多民衆抗議之下,立即收回評論,並道歉。拜登真的說出共和黨的信仰:社會真有動亂,一定有10到15 percent 藉勢藉端,以「社會正義」之名,進行法理不容的勾當。

川普代表的是美國右派保守主義的復興。 圖片來源:華輿
川普代表的是美國右派保守主義的復興。 圖片來源:華輿

社會總有十到十五百分比反社會的「壞分子」,改革不了,不管你給政府無限大的權力,有多少「社會改革計劃」,從七十年代詹森總統的「民權法案」、「大社會計劃」,五十年下來,聯邦政府花了多少金錢、心力,幾十年一週期,總會有一次「種大暴動」。

上一次的暴動,1992年發生在洛杉磯:三名白人和一名拉丁裔警察痛毆一位交通違規、不服取締的黑人,打的鼻青臉腫,卻被法院判決無罪,引發種族暴動。洛杉磯不是被「封城」,而是被「燒城」,搶劫,尤其是平常和非裔相處不佳的韓國城商店街更是首當其衝。韓僑全民武裝,抗暴,大打小型「內戰」,天空冒出一大片火焰黑煙,照亮夜空,像似森林大火,警笛終夜長鳴。這次「我不能呼吸」的種族暴動,以「暴力」而言,和1992年洛杉磯比較,算是緩和。

五十年「民權法案」施行下來,結果仍然如此,許多白人內心敢怒不敢言,夠了!夠了!(Enough is enough!),這也為甚麼(白人)拜登候選人,,會不假思索的說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等政治不正確、有失政黨「理性」的話。

「民權法案」五十年,為甚麼效果那麼差?幾千億、消滅貧窮的「大社會」,為甚麼仍然打、砸、燒、搶:二、三十年上下,整個社會,都要定時打個「擺子」,國民兵必須上陣?

多年前,美國某自由派大報,曾報導民權法案為甚麼沒有效率的社會理由:以新澤西州紐沃克市(Newark) 為例:數量頗多的非裔家庭,常是一位老祖母當家,一位女兒和四位孫子(生父不詳),家中沒有支撐家庭生計的男人。一位孫子,聯邦政府月補助八、九百美元,四位孫子,三千多元,一家勉強過活,不致挨餓。家中沒有男人,是因為政府的「社會局」會半夜突擊檢查,看有沒有男人在家?有的話,表示家裏有人支撐生計,不需政府的「補助金」….. 久下來,家庭結構解體,社會功能失靈。

每一次種族平等的「社會革命」,人羣都是自動自發,浩浩蕩蕩,令人感動,熱血沸騰,因為:除了所謂被壓迫的「非裔族群」外,總有代表「社會良心」的大學生積極參與,以及都市型的左派「知識份子」,尤其是主張「種族混合」、「全球主義」以前吃過種族隔離虧的猶太族裔,還有就是從「民權運動」以來,一向尊崇自由主義理想的白人。這些都是美國都市中心經常看到的社會場景,主力都是親民主黨的羣衆,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的平均常態。

有幾件事必需注意,才能對美國整個社會動向,比較有準確的估算:第一美國都市郊區化,中產階級從(少數民族)的市中心,往郊區發展。市中心的示威和政治運動,未必能反映美國的民意。美國人口往南部移,南部各州在全國政治的比重越來越大大工會會員減少,政治影響力日漸衰弱,藍領工人,日漸傾向共和黨,敵視民權運動的歷史,南部白人是共和黨的票倉。民主黨主力在東北角各州向南連結到華盛頓特區附近(維基尼亞州北部、馬麗蘭州)以及少數民族集中的各大都會;以及西海岸的三,主力是矽谷、好萊塢、洛杉磯郡的「少數民族」、環境保護團體和誇國公司的獲利者。

就美國右派保守主義的觀點而言:民權運動的立法必須約制,五十多年的「大社會」實驗,結果就是如此,再大的政府權力,也解決不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社會人性」的問題。政府再大也帶動不了「經濟發展」的問題:為了貧富差距不要太大,不是就不要把「餅」做大,何況又要「全球主義」,企業必須面對全球的競爭。

全球主義需要開放邊界,「種族混合論」,加州是未來的美國,白人總數四十多百分比,沒人可以稱作「多數族裔」,未來的美國就是未來的世界。那麼「我是美國人是何意義?」,我的本體和文化價值傳承有甚麼意義?以往所謂的WASP( White glo Saxon Protestant)白人、安格魯、薩克遜、新教徒之說:只要畢業於長春藤聯盟的白人子弟,自然有華府的官場以及紐約媒體、金融銀行機構、法律事務所的好位置等著他,家族、父兄都有綿密的關係;海外一有戰亂,這些良家子弟多數進美國「海軍」,還記得太平洋戰爭時的少年甘迺迪和布希?

怪的是,當民權運動興起,門閥、學歷不再享有絶對的優勢後,這些良家子弟翻轉而成為民權運動公平正義的主力,帶領風騷,誰說民主黨本質一定是「社會民主黨」?有多少民主黨的金主是華爾街的富裕的投資家、社會名流,Rich and Famous !

這些當然已成歷史黃花,為社會進化所不容,那麼「說英語的海洋民族」呢?難道「羅馬帝國」一定要淪為「東羅馬帝國」,拜佔庭化,千年苦守君士坦丁堡,舉目四看都是懷有敵意的異教徒。怪不得美國的右派人士近年來都喜歡看歐洲中古史,尤其幾次「十字軍東征」的歷史,拜佔庭帝國歷史和文化是冷門的知識。

全球主義不可行,歷史也不會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民主政治的體制下終結。眼前的中國就是個鮮明的例子。文明的衝突不會終結,種族主義常是藏在文化主義之中。最反對民族主義的,所謂「工人無祖國」的馬克斯主義,也在三十年代的蘇聯,發殘酷的黨內鬪爭,株連幾十萬人,為的是托洛茨基堅信全球化的「共產國際」才是馬克斯主義的主流,而史大林是信仰「俄羅斯母親」的民族派,相信俄羅斯民族才會是國際馬克斯主義動力的來源。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派,鬪倒王明的國際派,是有際背景的。

美國右派看在美國流行多年的「季辛吉主義」,就像看到當年「工人無祖國」的「共產國際」的托洛茨基主義一樣。極端的反猶主義者並不諱言:從馬克斯主義、布爾雪維克的俄國革命、共產國際到季辛吉主義,或多或少是猶太人的全球陰謀,可以問歐洲右派政客,他們是不是也這樣想?尼克森總統當政時,有位非常有名的牧師在白宮內告訴尼克森:猶太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超出比例。尼克森總統答曰:他會處理。……..還沒處理,尼克森就被闘倒了,不要天真地以為水門案件就是個單純的事案件。

川普的「通俄門案」如何雷聲大雨點小。理由是川普把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撤消對伊朗有關核武的和約和強化禁運,令右派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非常高興而得意,自然影響東北角自由派的媒體的社論。

川普要使美國再度偉大,必須強化美國的自我本體認同,同時必須拋棄對美國不利,卻對美國敵人有利的季辛吉的「全球主義」。重新建立新的同盟和世界新秩序,地球不是平的,而是有層級的,國際政治是如此,金融和貿易政策也是如此。

美國會立即拉攏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 說英語民族),以及波蘭、波羅地海四國、烏克蘭、捷克(有被外敵入侵和奴役的歷史),以及海洋國家(日本)。新世界秩序開始於四集團的鼎立(中國、歐盟、俄羅斯和美國集團),再看誰的制度對,氣長,增減損益,假以時日,壓力測試,優勝劣敗,新的世界秩序自然形成,不要不經心,任意受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民主黨左派自由主義的影響:一個嚴肅的問題:到底是誰在一廂情願的全球主義下,把中國共產黨養大,養虎為患,不是嗎?美國右派保守主義會這樣持續地問!

作者 /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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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 共和黨 右派 國際 川普 民權法案 美國
2020-06-12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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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選舉民調為何變少?蔣萬安、沈伯洋陣營攻防利弊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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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長辯論,別讓市民生活成為配角

臺北市長選戰升溫,候選人如何辯論成為焦點。沈伯洋主張增加辯論場次,並納入交叉詰問;蔣萬安則強調應透過協調確定場次與形式。雙方對辯論的安排各有主張,但比起場次多少、形式如何,更值得市民追問的是:這場辯論,究竟能否讓選民看清楚,誰更有能力治理臺北? 地方首長選舉最怕的,不是政治議題太多,而是市民真正關心的問題被政治攻防淹沒。候選人可以爭論理念、檢視對手過去的言論,也可以討論兩岸與國家安全;但這些議題不能取代市政責任。對臺北市民而言,通勤是否更順暢、房租是否可負擔、路樹管理是否完善、托育與兒虐防治是否可靠,都是每天面對的生活問題。 判斷一項議題是否適合納入市長辯論,關鍵不在於它是否涉及政治,而在於市長能否透過政策、預算與行政執行改變現況。即使是國防、兩岸與城市交流,也應聚焦臺北市能做什麼,例如強化民防韌性、保障公共機構資安,以及如何管理城市交流,而非把市長選舉變成中央政治的延伸戰場。 因此,臺北市長辯論至少應聚焦三個層面。 第一,市民生活能否真正改善。 交通建設不能只報告規劃中的路線,還應說明進度、經費與接駁安排;住宅政策不能只喊增加社會住宅,必須交代興建數量、地點與期程;托育、兒虐防治、營養午餐及毒品防制,也應提出具體措施與執行標準。 第二,政見是否具備可行性。 候選人提出承諾,不能只說「要做」,還要說明由哪個局處負責、需要多少預算、是否涉及中央權責,以及如何處理執行過程中的阻礙。沒有財源與時程的政見,終究只是口號。 第三,施政成績能否接受檢驗。 現任者應交代過去承諾完成多少、哪些延宕、原因何在;挑戰者則必須說清楚,自己的方案如何改善現況,而不是只批評對手。交叉詰問的價值,正是讓候選人不能各說各話,必須針對質疑提出答案。 市民觀看辯論,也不應只看誰反應快、聲量大,或誰在鏡頭前占了上風,而要看候選人是否提出明確做法、合理預算、完成期限與可衡量的成效。若回答始終停留在政治立場,卻迴避執行細節,再漂亮的口才也無法解決城市問題。 辯論不必排斥政治議題,但不能讓政治攻防成為逃避市政責任的藉口。臺北市民需要的,不是候選人反覆宣示立場,而是清楚知道未來四年城市將如何改變。 我們期待候選人正面回答三個問題:上任第一年要做什麼?經費從哪裡來?市民如何衡量成敗? 這才是市長辯論應有的公共價值。選民要選的不是最會辯論的人,而是能把政見化為成果、願意為施政負責的人。別讓市民生活成為選戰配角,才是臺北市長辯論真正應守住的底線。 作者:張怡菁

大國談判之後,台灣還有多少選項?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二十四日在華府舉行會談。會後,美中雙方公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經貿、能源、人工智慧、禁毒與其他國際議題,公開的成果清單並未列出台灣。這並不代表台灣議題沒有進入兩國領導人的討論,也不能據此推論美國對台政策已經發生改變。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另一個問題:當兩個大國坐上談判桌時,台灣自己的政策選項究竟有多少? 這個問題比「川習會有沒有談台灣?」更值得長期觀察。 國際政治從來不是一張固定的棋盤。今天美國與中國談的是關稅,明天可能是關鍵礦產,再下一次可能是人工智慧、能源或其他議題。對大國而言,不同議題可以交換、拆分,也可以重新排列優先順序。台灣身處其中,真正需要面對的並不是別人究竟選擇什麼,而是當別人的選擇改變時,自己還剩下多少可以調整的空間。 這也讓「自主」這個詞需要重新理解。 自主並不等於什麼都自己生產,也不代表一個國家不能依賴盟友、國際市場或外部技術。現代國家本來就存在高度相互依賴。台灣的出口依賴全球市場,能源需要國際供應,國防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半導體產業同樣深深嵌入全球供應鏈。 真正值得問的是: 「這些依賴是否讓台灣只剩下一條路」? 如果一個國家與某個市場高度往來,同時保有其他市場;與某個國家進行安全合作,也維持多層次的國際關係;產業集中於關鍵領域,卻持續建立替代供應鏈與技術能力,那麼相互依賴不一定代表失去自主。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依賴逐漸變成沒有替代方案的依賴。 這也是台灣看待美中競爭時容易忽略的一層。 我們很習慣問台灣「要靠美國還是靠自己」,但這個問題其實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國際合作與自身能力並不是二選一。美國、日本、歐洲及其他國家的合作,可以增加台灣的安全與經貿選項;但如果台灣自身沒有足夠的產業、國防、能源、財政與治理能力,合作也可能變成單方面的依賴。 反過來說,「自主」如果被理解成完全不需要別人,同樣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像。 真正的自主,應該更接近一種能力:「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一個國家仍然能夠調整自己的選擇」。 因此,台灣需要觀察的,不只是美中今天談成了什麼?也包括自己是否正在累積更多可以選擇的路徑。 能源是否有足夠的備援,供應鏈是否存在替代來源,國防體系能不能維持長期運作,關鍵科技是否掌握足以支撐自身安全的能力,外交關係是否過度集中於少數國家,政府在危機發生時是否能迅速做出決策,這些事情看起來彼此無關,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一個國家的自主,不只是它今天能不能說「不」,也是它說完「不」之後,還能不能繼續運作。 川習會只是一次峰會,美中關係也不會因為一次峰會而固定下來。今天的合作可能成為明天的談判籌碼,今天的競爭也可能在另一個議題上出現有限合作。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恐怕不是猜測兩個大國下一次會交換什麼,而是讓自己的選項不要只有等待別人決定之後才開始反應。 大國可以改變政策,企業可以調整布局,國際市場也會重新分配利益。台灣無法決定這些事情,但可以持續累積讓自己面對變化時仍有選擇的能力。 自主不是什麼都自己來,而是當世界改變時,自己仍然有路可以走。 作者:洪昱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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