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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右派保守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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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秩序開始於四集團的鼎立(中國、歐盟、俄羅斯和美國集團),再看誰的制度對,氣長,增減損益,假以時日,壓力測試,優勝劣敗,新的世界秩序自然形成,不要不經心,任意受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民主黨左派自由主義的影響:一個嚴肅的問題:到底是誰在一廂情願的全球主義下,把中國共產黨養大,養虎為患,不是嗎?美國右派保守主義會這樣持續地問!

美國某些「暴民」,藉著警察對非裔殘暴致死事件,街頭抗議混亂之際,闖入商店、放火、打家劫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對此評論說:社會總有10到15 percent不是好人。

一位民主黨領袖居然精準地說出保守共和黨的社會信仰,怪不得他在眾多民衆抗議之下,立即收回評論,並道歉。拜登真的說出共和黨的信仰:社會真有動亂,一定有10到15 percent 藉勢藉端,以「社會正義」之名,進行法理不容的勾當。

川普代表的是美國右派保守主義的復興。 圖片來源:華輿
川普代表的是美國右派保守主義的復興。 圖片來源:華輿

社會總有十到十五百分比反社會的「壞分子」,改革不了,不管你給政府無限大的權力,有多少「社會改革計劃」,從七十年代詹森總統的「民權法案」、「大社會計劃」,五十年下來,聯邦政府花了多少金錢、心力,幾十年一週期,總會有一次「種大暴動」。

上一次的暴動,1992年發生在洛杉磯:三名白人和一名拉丁裔警察痛毆一位交通違規、不服取締的黑人,打的鼻青臉腫,卻被法院判決無罪,引發種族暴動。洛杉磯不是被「封城」,而是被「燒城」,搶劫,尤其是平常和非裔相處不佳的韓國城商店街更是首當其衝。韓僑全民武裝,抗暴,大打小型「內戰」,天空冒出一大片火焰黑煙,照亮夜空,像似森林大火,警笛終夜長鳴。這次「我不能呼吸」的種族暴動,以「暴力」而言,和1992年洛杉磯比較,算是緩和。

五十年「民權法案」施行下來,結果仍然如此,許多白人內心敢怒不敢言,夠了!夠了!(Enough is enough!),這也為甚麼(白人)拜登候選人,,會不假思索的說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等政治不正確、有失政黨「理性」的話。

「民權法案」五十年,為甚麼效果那麼差?幾千億、消滅貧窮的「大社會」,為甚麼仍然打、砸、燒、搶:二、三十年上下,整個社會,都要定時打個「擺子」,國民兵必須上陣?

多年前,美國某自由派大報,曾報導民權法案為甚麼沒有效率的社會理由:以新澤西州紐沃克市(Newark) 為例:數量頗多的非裔家庭,常是一位老祖母當家,一位女兒和四位孫子(生父不詳),家中沒有支撐家庭生計的男人。一位孫子,聯邦政府月補助八、九百美元,四位孫子,三千多元,一家勉強過活,不致挨餓。家中沒有男人,是因為政府的「社會局」會半夜突擊檢查,看有沒有男人在家?有的話,表示家裏有人支撐生計,不需政府的「補助金」….. 久下來,家庭結構解體,社會功能失靈。

每一次種族平等的「社會革命」,人羣都是自動自發,浩浩蕩蕩,令人感動,熱血沸騰,因為:除了所謂被壓迫的「非裔族群」外,總有代表「社會良心」的大學生積極參與,以及都市型的左派「知識份子」,尤其是主張「種族混合」、「全球主義」以前吃過種族隔離虧的猶太族裔,還有就是從「民權運動」以來,一向尊崇自由主義理想的白人。這些都是美國都市中心經常看到的社會場景,主力都是親民主黨的羣衆,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的平均常態。

有幾件事必需注意,才能對美國整個社會動向,比較有準確的估算:第一美國都市郊區化,中產階級從(少數民族)的市中心,往郊區發展。市中心的示威和政治運動,未必能反映美國的民意。美國人口往南部移,南部各州在全國政治的比重越來越大大工會會員減少,政治影響力日漸衰弱,藍領工人,日漸傾向共和黨,敵視民權運動的歷史,南部白人是共和黨的票倉。民主黨主力在東北角各州向南連結到華盛頓特區附近(維基尼亞州北部、馬麗蘭州)以及少數民族集中的各大都會;以及西海岸的三,主力是矽谷、好萊塢、洛杉磯郡的「少數民族」、環境保護團體和誇國公司的獲利者。

就美國右派保守主義的觀點而言:民權運動的立法必須約制,五十多年的「大社會」實驗,結果就是如此,再大的政府權力,也解決不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社會人性」的問題。政府再大也帶動不了「經濟發展」的問題:為了貧富差距不要太大,不是就不要把「餅」做大,何況又要「全球主義」,企業必須面對全球的競爭。

全球主義需要開放邊界,「種族混合論」,加州是未來的美國,白人總數四十多百分比,沒人可以稱作「多數族裔」,未來的美國就是未來的世界。那麼「我是美國人是何意義?」,我的本體和文化價值傳承有甚麼意義?以往所謂的WASP( White glo Saxon Protestant)白人、安格魯、薩克遜、新教徒之說:只要畢業於長春藤聯盟的白人子弟,自然有華府的官場以及紐約媒體、金融銀行機構、法律事務所的好位置等著他,家族、父兄都有綿密的關係;海外一有戰亂,這些良家子弟多數進美國「海軍」,還記得太平洋戰爭時的少年甘迺迪和布希?

怪的是,當民權運動興起,門閥、學歷不再享有絶對的優勢後,這些良家子弟翻轉而成為民權運動公平正義的主力,帶領風騷,誰說民主黨本質一定是「社會民主黨」?有多少民主黨的金主是華爾街的富裕的投資家、社會名流,Rich and Famous !

這些當然已成歷史黃花,為社會進化所不容,那麼「說英語的海洋民族」呢?難道「羅馬帝國」一定要淪為「東羅馬帝國」,拜佔庭化,千年苦守君士坦丁堡,舉目四看都是懷有敵意的異教徒。怪不得美國的右派人士近年來都喜歡看歐洲中古史,尤其幾次「十字軍東征」的歷史,拜佔庭帝國歷史和文化是冷門的知識。

全球主義不可行,歷史也不會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民主政治的體制下終結。眼前的中國就是個鮮明的例子。文明的衝突不會終結,種族主義常是藏在文化主義之中。最反對民族主義的,所謂「工人無祖國」的馬克斯主義,也在三十年代的蘇聯,發殘酷的黨內鬪爭,株連幾十萬人,為的是托洛茨基堅信全球化的「共產國際」才是馬克斯主義的主流,而史大林是信仰「俄羅斯母親」的民族派,相信俄羅斯民族才會是國際馬克斯主義動力的來源。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派,鬪倒王明的國際派,是有際背景的。

美國右派看在美國流行多年的「季辛吉主義」,就像看到當年「工人無祖國」的「共產國際」的托洛茨基主義一樣。極端的反猶主義者並不諱言:從馬克斯主義、布爾雪維克的俄國革命、共產國際到季辛吉主義,或多或少是猶太人的全球陰謀,可以問歐洲右派政客,他們是不是也這樣想?尼克森總統當政時,有位非常有名的牧師在白宮內告訴尼克森:猶太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超出比例。尼克森總統答曰:他會處理。……..還沒處理,尼克森就被闘倒了,不要天真地以為水門案件就是個單純的事案件。

川普的「通俄門案」如何雷聲大雨點小。理由是川普把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撤消對伊朗有關核武的和約和強化禁運,令右派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非常高興而得意,自然影響東北角自由派的媒體的社論。

川普要使美國再度偉大,必須強化美國的自我本體認同,同時必須拋棄對美國不利,卻對美國敵人有利的季辛吉的「全球主義」。重新建立新的同盟和世界新秩序,地球不是平的,而是有層級的,國際政治是如此,金融和貿易政策也是如此。

美國會立即拉攏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 說英語民族),以及波蘭、波羅地海四國、烏克蘭、捷克(有被外敵入侵和奴役的歷史),以及海洋國家(日本)。新世界秩序開始於四集團的鼎立(中國、歐盟、俄羅斯和美國集團),再看誰的制度對,氣長,增減損益,假以時日,壓力測試,優勝劣敗,新的世界秩序自然形成,不要不經心,任意受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民主黨左派自由主義的影響:一個嚴肅的問題:到底是誰在一廂情願的全球主義下,把中國共產黨養大,養虎為患,不是嗎?美國右派保守主義會這樣持續地問!

作者 /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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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 共和黨 右派 國際 川普 民權法案 美國
2020-06-12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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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當布魯塞爾響起台灣聲音:淺談蕭美琴歐洲之行的意義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國球危機前夜:面對中國CPB,台灣棒壇人士不能再天真

2025年秋季亞錦賽在平潭落幕,中華隊順利奪下前三名,中國隊卻在對戰中展現罕見的韌性。投手球速提升、守備精準、戰術執行度提高,讓這支中國成棒隊已與過去印象不同。 據傳,這些進步背後,有不少台灣教練與專業團隊的協助。就在這股進步的氣氛下,中國官方隨即宣布成立「中國職業棒球城市聯賽」(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簡稱 CPB),預計 2026 年開打。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更像是一場牽動「國球未來」的新賽局。若台灣棒球界仍抱著「純體育交流」的浪漫想像,恐怕將重蹈產業被吸空,因此筆者提出四項策略思維供台灣棒壇參考: 一、CPB仍處不確定階段,棒協與中職須先做好風險控管 中國並非首次推行職業化棒球。早在 2002 年就有「中國棒球聯賽」,後來改名「中國棒球超級聯賽」,但都因缺乏市場化基礎與商業模式而草草收場。此次推出的CPB,採城市聯賽制與跨境球員制度,允許台、港、澳與外籍選手加盟,乍看更具國際化格局。然而,這也意味著台灣可能成為主要的人才來源。若依官方規劃,每隊可納入約十名台灣球員,每隊共可吸納數十人。 台灣棒協與中職聯盟必須及早協調,釐清球員赴中參賽的資格認定、轉隊規範與合約保障,避免出現「雙掛號」、「黑箱挖角」等亂象。更重要的是,政府與體總應設定原則:台灣球員參與 CPB 不得影響國家代表隊權益,並應納入勞動與安全保障。若台灣連基本制度都沒立好,就貿然任由人才外流,後果恐非體育層面可收拾。 二、防止「棒球統戰」滲透,政府須居安思危 職業棒球看似體育賽事,實則政治操作空間極大。中國推動職業聯賽,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若CPB主打「兩岸共同推動棒球夢」的敘事,再以高薪吸引台灣教練、球員、裁判與行銷人員赴中工作,極可能成為文化統戰的載具。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體育問題,更是國家認同的議題。棒球長年被視為「國球」,象徵著台灣人在國際賽場上不屈的精神。 一旦中國以「共同發展」之名包裝成「兩岸棒球一家親」的形象工程,對年輕球迷與運動員的心理影響不容小覷。體育部與教育部必須儘早擬定指引,針對台灣球員赴中執教、參賽的情況,建立透明審核與安全評估機制。更要強化公眾教育,讓民眾理解「體育交流」不等於「政治歸屬」。居安思危,不是反對交流,而是防止被統戰。 三、台灣職棒球團應強化CSR,守護國球價值 在中國職棒蠢動的時刻,中華職棒各球團也該自省。近年來,台灣職棒愈來愈商業化,但若企業只追求票房與行銷、忽略社會責任,終將失去「國球」的社會支持。球團除了經營戰績,更應承擔培育新秀、深耕社區、推廣棒球文化的使命。這是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核心。 面對CPB的潛在吸力,若中職球團願意投入更多資源於基層棒球,建立與地方學校、業餘球隊的合作鏈,年輕球員自然能看見留在台灣的發展前景。政府亦應提供誘因,例如稅務減免或贊助媒合,鼓勵企業參與基層認養計畫,形成「從少棒到職棒」的完整發展路徑。當棒球真正成為全民文化,而非少數職業的舞台,任何外來聯賽的誘惑都難以撼動。 四、從防禦到共榮:台灣必須掌握主動權 若CPB真能落地實施,中國棒球的實力或許十年內可見成效,但同時也將改變海峽兩岸的體育生態。台灣不能只是被動應對,而應主動塑造「自主而開放」的體育政策,鼓勵民間企業、學界與體協合作,輸出專業與品牌,而非被動輸出人才。關鍵不在於「要不要與中國交流」,而在於「如何不被吸收」。唯有建立穩固的國內制度、完善的保障與文化自信,台灣棒球才能在全球化與政治競逐中站穩腳步。 筆者回想起黑鷹事件的教訓,到今天CPB的挑戰,台灣棒球一次又一次被迫面對抉擇。這一次,棒球迷該問的不只是下一場球誰會贏,而是:當國球成為統戰的標靶時,台灣還能守住純粹棒球的靈魂嗎? 作者:林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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