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影響所及，就像在打一場前所未見的生化戰，前景不明。 台灣小國小民，固不必妄自菲薄，亦不應夜郎自大。一切應嚴肅面對，輕忽不得。在防疫作戰中，指揮中心和所有人民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既然相信指揮中心，就應該遵守和配合指揮中心的規劃和配合執行。避免非醫療因素來干擾醫療的正常運作。篩檢工具的選擇、篩檢方式和範圍的選擇等，其利、弊、得、失及是否可行，自有其專業上的考量。
社區篩檢，來自公共衛生的三級防疫概念。主要是在防堵及及早發現及早消滅病源，以減少其擴散及危害。此種模式，適用於傳染病上的防治，具有清楚、明確的效果。它的能否有效施行，則是依賴篩檢工具的正確選擇。對篩檢工具的選擇，通常以工具的敏感度（sensitivity)和特異度（speciality)，來做為選擇和判斷的依據。我把它簡單的概念和計算公式，列於下：
敏感度，指真正的陽性率 (true positive rate)，即，病人（有此病），以此篩檢工具，被正確辨識出具有此狀況的百分比：
敏感度 (sensitivity) ＝ 真陽性數 (True Positive) / 總陽性數 (Total) ＝ 真陽性數/真陽性數+偽陰性數 ＝ 1 – 僞陰性比率
特異度，則是指真正的陰性率（true negative rate)，即，指健康人（無此病），以此篩檢工具，被正確辨識出有此狀況的百分比：
特異度 (specificity) ＝ 真陰性數/總陰性數 ＝ 真陰性數/真陰性數 + 偽陽性數＝1 – 偽陽性比率
（確診，在醫療上，是指在病人身上找到足以証明病源體存在；陽性和陰性，是醫療檢驗上 使用的名詞，是否有病，需依檢驗的性質、目的，才能判定。如，該出現的未出現或不該出現的卻出現等等）
醫學上，所謂確診，一般指能在身上找到足以証實感染體/致病源存在而言。篩檢，主要是在用於尋找可能的個案，以利於確診。篩檢工具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必須以確診個案，做為判斷適用與否的標準。
以至 3/31 台灣公佈案例統計：發燒49%；咳嗽 48%； 流鼻水、鼻塞 37%； 喉嚨症狀（癢、痛、乾 30%； 倦怠、無力 15%； 頭痛 13%；肌肉、關節痛10%；失去味覺、嗅覺 6%； 呼吸症狀 6%； 無症狀 5%；腹瀉 5%，為例。如果，我們以發燒（症狀人數最多）做為篩檢的工具，那麼，它的敏感度＝真正的陽性（發燒）數/總陽性數（確診）＝49/100＝49/49+51＝1-51%＝49%。也就是 説，對武漢病毒確診的病人中，如以單以發燒做為篩檢，可有近一半的敏感度。但，以發燒做為診斷工具，即令將送檢的59,026人皆視為有發燒，亦只有428人會確診。其特異性，不到1%。通常，篩檢的工具，若欲盡可能將病人（確診個案）框進，則選敏感度高者；若欲將確診率提高，則選特異度高者。敏感度高的工具，其特異性往往較低；特異性高的，往往敏感性較低。因此，篩檢工具的選擇，要依其目的/策略和實驗室等客觀條件，由專家們利、弊全盤考量、精算後，才能做出決定。一般來講，做為篩檢工具，不管是敏感度或特異度，除特殊狀況外，大概都盡可能達90%以上。醫療慣例上，即令全對了，也不會寫上100%。
目前，防疫中心所使用的「確診」，是採用Swab test，直接採取個案鼻、喉嚨深處的樣本後，用PCR方式，來証實是否存在新冠狀病毒。這是一種診斷性檢查（Diagnostic test，用於証實確診用），其準確度達99%以上。Swab test的檢驗，需要相當高的醫療水準，相當好的實驗室（至少應有P3等級水準吧？），加上高水準的檢驗人力、物力、財力。同時，要先取得新冠狀病毒樣本（在中國隱匿下，只能由國內確診者獲得，或與美、歐、日等受災國交流資訊），那麼容易嗎？台灣很早就啓動，到目前，也只能日檢4000件左右，結果出爐，也要歷時數天。以德國那種醫藥科技大國，擁有至少132所優秀的實驗室，在四月初，也只能日檢1萬多件。你以為從無到有去尋找一無所知的病毒/病源，像打嘴炮或像喝威士忌或珍珠奶茶，那麼輕鬆？
快篩試劑，主要以抽血檢測有無抗體存在為主。採樣較簡單，抽血即可。檢驗較快速，歷時以數十分鐘或小時計算。沒有相當的能力、條件，快篩試劑，能在喝酒嘻笑之間就自動出現嗎？除了要累積足夠的病人數、病毒數、病毒抗體數，還要有設備、能力，也許，還可能要一點點運氣等等，才可能找到和發展出偵測抗體的方法。最後，還必須與確認個案，做敏感度、特異度等的嚴格檢驗。其敏感度或特異度，亦必須符合最基本的要求標準。這些看似簡單，卻是很復雜的團隊合作，才可能完成，亦，至少要歴時數月或年以上。
像準確度僅20-30%的中國快篩試劑，還敢搶先出口，除了趁機利用人性弱點搶災難財的惡劣行徑外，既缺乏該有的基本醫療道德，其偏離醫療常規的程度，也令人匪夷所思。因為，過低的特異度，放過/漏掉太多確診個案，不但讓受難國家浪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且，易誤信結果，疏於防範而造成更大的禍害。即令快篩試劑之特異度能達99%或以上，它依然無法或很難取代目前的Swab test而成為診斷標準工具。因為，快篩試劑，旨在偵測抗體之有無。有抗體存在，只是表示病人確實「曾經」被新冠狀病毒感染過。
但，目前是否仍存有病毒或依然具有感染性，仍未知，亦有相當多的問題，必須持續被釐清（如需否隔離，隔離的方式和時間的長短等）。如果，把快篩當成依發燒等症狀病人的再篩檢工具，也許，可以大幅減輕確認診斷的壓力及避免醫療崩潰。在疫情仍在可控制的範圍下，其臨床的實際應用，並不迫切。反而應著在恊助醫療快篩研發過程，對疫苗、新藥的研發，在領域、層面和技術上，應展開短、中、長程計劃，讓台灣的醫科技能真正生根，並走向符合自身條件的道路。
這些看法，基本上，都是來自我約五十年前醫學生上公衛時所得到還記得的印象。台灣在日治時期，醫療、公衛早已隨日本脫亞入歐。歴經百年的大小抗疫作戰，培養不少人才，也累積不少經驗。這次武漢肺炎的防治，從第一級為主，加上第二級，依序進行，有板有眼。反而是歐、日等前驅，因錯失第一級的先機而造成禍害波及的程度較嚴重。
我們防疫中心精英團隊的適任性和被信任性，無問題；我們醫療人員的拚命克盡職守，有目共睹；我們基層相關防疫人員和口罩等國家隊的辛勞，值得尊敬。加上，全民動起來。這些都是首波戰役能夠挺住的主要因素。醫療科技愈發達，花在決定診斷和治療方法的時間，會愈來愈少。影響或干擾預後好、壞的因素，非醫療因素往往會大於醫療因素。從居家隔離趴趴走，到拒戴口罩勇闖公共運輸，到拚死擠連假、遊樂場、夜市等等；當疫情趨於緩和，本土個案已多日零確診時，少數平時對防疫心不在焉的市長，卻突然大張旗鼓的表演封城。尤其，韓市長還煞有其事的宣佈，要醫療人員強制篩檢和自行進行疫調等等；少數立委則將磐石號單純的疫情、疫調，轉向複雜的軍艦行踪探索。此種非醫療因素干擾醫療的現象，在這波的防疫後期，不就出現了？
此次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影響所及，就像在打一場前所未見的生化戰，前景不明。 台灣小國小民，固不必妄自菲薄，亦不應夜郎自大。一切應嚴肅面對，輕忽不得。在防疫作戰中，指揮中心和所有人民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既然相信指揮中心，就應該遵守和配合指揮中心的規劃和配合執行。避免非醫療因素來干擾醫療的正常運作。篩檢工具的選擇、篩檢方式和範圍的選擇等，其利、弊、得、失及是否可行，自有其專業上的考量。面對未來可能更嚴酷、艱辛的挑戰，防疫中心除了全盤思考、步步為營外，即令對有意、無意的扭解或非理性行為，亦應適當澄清/回應對策略的各種疑慮或建議。每個人亦要學習正向的思考和態度，隨時讓愛的本能控制破壞性/死亡本能，才能繼續生存、發展。優秀的團隊，是制定出適切防疫方案的前提，但，全民的能否確實執行，才是最終成敗的決定關鍵。為了自己、為了家人、為了朋友、為了社會，大家努力再共同撐一陣子，等暴風雨過了，天自然就會晴了！
作者 / 楊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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