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大選似乎關上地方自治省思的政策窗,無法重新思索國土規劃及經濟職能之整合,住民自決之地方自治精神得以實踐,完成落實保障地方自治之未竟民主工程。
作者 / 林士清
本次九合一大選制度設計與地方自治有三大疏漏,不利台灣民主長治久安的發展:第一,選制設計對台灣地方自治的困境幫助不大,甚至反過頭來為虎作倀,地方縣市政府呈現高度的貧富及發展差距;其次,該次選舉號稱是台灣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地方選舉,選出的公職人員總數達11,130人,台灣地方的範圍不大,卻有那麼多疊床架屋的行政階層,顯得突兀;最後,全台灣的媒體議程把選戰焦點鎖定在台北市,只剩下柯文哲與連勝文的政治素人之爭,其他縣市彷彿可有可無,台灣患了典型的「首都症候群」。
地方財政為何無法自我財政負責
地方政府缺乏對區域經濟戰略佈局的眼光,對於跨域合作等議題亦無政策誘因,涉及資源配置及經濟發展仍依賴於中央的政策規劃與執行。試想,若缺乏誘因的設計,難以結合地方政府跨域合作在實務上面臨重大的難題,一方面涉及跨域合作機制的法制規範並不健全,導致事業主管機關興趣缺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資源有限,無法投入合作計畫中,真正癥結仍為各縣市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難破除。連勝文競選台北市長提出諸多的財經政策及雙北合作,其實也反映出地方財政無法自我負責之徵兆,可惜大連艦隊的思維只是要增加台北市的資產,而非跳到解決地方財政問題的高度。
台北市長期的炫富心態:「不患寡而患不均」
地方政府之間財源分配不均,部分直轄市財政自主程度比率甚至高過中央,但時常發生直轄市「炫富」及「喊窮」的新聞,地方財政自主權變成「不患寡而患不均」。財政自主性低的地方政府與財政自主性高的直轄市政府,在跨域合作難有融洽的關係,即便財政收支劃分法一再有倡議修訂之立法舉措,仍無法根本地處理中央與地方間垂直均衡,以及地方政府間水平均衡的財政困境。地方政府一切仰賴中央的規劃與補助,非直轄市在土地增值稅逐漸降低的趨勢下,區域均衡發展將面臨重大衝擊,討論地方分權及地區主權便淪為空談,中央不讓權亦不讓利的政策措施,會變成百里侯為首的地方政府進行爭權奪利的政治資本,倘若地方自治團體缺乏一切的財政及經濟誘因,地方自治保障將欠缺實踐意義。
疊床架屋的制度設計有害台灣地方自治
九合一大選的政策議程似乎沒有回應台灣地方自治本質上的制度困境,對地方自治的能量提升不足。筆者倒是很欣賞前內政部長李鴻源的見解,其認為臺灣的縣和市劃分得太小,地方政府人力、能力普遍不足,導致縣市政府根本沒有能力解決該解決的問題。他指出目前地方制度設計的思維很怪,以為臺灣是個大國,所以才會分那麼多縣市,讓地方資源、人力都分散了,而中央和地方的人力、資源又重疊,他主張應該以直轄市為核心,合併周邊縣市,提升地方政府的規模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朝向「區區重組、縣縣合併」的原則。
可惜的是,九合一大選似乎關上地方自治省思的政策窗,無法再次透過地方由下而上來啟動議程,對國家整體資源分配具有合宜的倡議權,建構適當的區域規劃,重新思索國土規劃及經濟職能之整合,住民自決之地方自治精神得以實踐,完成落實保障地方自治之未竟民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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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一大選看出台灣地方自治的困境 –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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