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而言，嚴懲他們以為「不識好歹」的香港人，此時不是好的時刻，因為國際大環境不容許他們蠻幹如此，除非中南海領導人都是左傾冒進之輩！這是香港民主人士難得的幸運之處。中共有力量可以割除香港他不想看到的社會部份和人物，但是不顅一切的後遺症，會大到令中共縮手！
「送中條例」港府撤銷，然後呢？
民主派口徑一致：五大訴求，只撤銷一項，太少，也太晚。
五大訴求中，最重要的是香港特首、立法會的普選。唯有普選，才能保障香港的民主，司法的獨立，「黑警」不致無法無天，到處橫行，侵犯人權。
中共政權不可能允諾、同意普選，因為那是火種，苗火可以燎原，亡黨亡國。中共退一步進兩步，緩和目前爆炸的情勢，一時戰略性撤退，可以製造民主陣線內部路線的矛盾，分化香港社會，分而撲滅之！
十一國慶之後，秋後算帳，習主席五十七句「鬥爭」之言，不是說著玩的，看來像是「陽謀」。十一以後，大規模的逮捕，「黑警」或解放軍上街，戒嚴的實施，秋後算帳，香港赤化？
因此，香港民主陣線堅持的特首、立法會代表自由選舉的「有限目標」，不會是垂手可得，除非有強大外力對中共的反制。但是，中美貿易戰爭、美國國會中「香港自由民主法」的立法，會使中共政權承受不了重大壓力，而在「普選」議題上讓步？
暴風雨前的寧靜，民主派要有所因應。中南海不會把連續三個月的香港的「動亂」簡單的認為，是香港人民自以為是，在爭取「中英聯合聲明」中所承諾給港人的權力；而是認為這些民主人士在中國領土上，煽動善良百姓，結合外國政府公然叛亂，顛覆國家的賣國行為。
因此，香港人民必須思考最壞的可能：1968年八月二十曰，蘇聯坦克部隊入侵捷克斯拉夫，撲滅「布拉格之春」：1989年六月四日，人民解放軍坦克鎮壓屠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群眾。
歷史是會重演的，必須嚴肅以對。某月某日清晨，拂曉出擊，解放軍四面八方入侵香港，坦克車密佈街道和電視、通訊中心、車站、官署之前，切斷網路、無線通訊，宣佈戒嚴，大規模搜捕「叛徒」。香港人民會步上街頭，與之對抗？Be Water 的戰術，此時還行的通？這需要「不對稱性」的抵抗技術，該如何因應？
即使，有限目標的達成也需要綿密的對策和組織。眼前唯一可行的對策，是讓施暴者付出昂貴的施暴代價。戒嚴的代價，就是香港獨有的「金融地位」會被取消。不但會使陷入經濟困難的中共政府更為艱困，也會傷害無辜香港人民的生計，這都需要民主人士事先思考，謀定而後動。以香港七百萬市民要和控制十四億人口、八千萬黨員的中共政權為敵，沒有深沈策略，結果如何，不需要太多腦力激盪，就會有結論。
香港人民不能只靠自己，也要靠對香港有利的世界大氣候。國際政治，經濟局面「主範性」的改變（paradigm shift ），都對中共政權不利。要改變一個極權國家，只靠人民內部力量的反抗，困難重重。想想看希特勒不對外冒險，進攻波蘭，發動戰爭，德國人推倒納粹政權的可能性會有多少？波羅的海三小國，歷經蘇聯共黨極權統治，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駐守當地的蘇俄紅軍及其眷屬，要經過七十年才能翻身，找到自我和自主的機會。七十年啦！苦難的七十年！
中共政權今日面對的國際政治、經濟大氣候，會有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艱難。李克強總理所說的「要準備過苦日子」不是危言聳聽！嚴重的不只是中國的龐大債務，而是沒有新的帶動經濟成長動能的對策，中國需要的大市場在哪兒？沒有人看好「一帶一路」！
李克強對來訪的德國梅克爾首相會談，最重要的議題應是經濟：也就是中央集權的「帝國經濟」，是不是一件好事，不管是以德國為首的歐盟，還是中國共產黨主宰的黨國經濟？梅克爾首相應會對李總理提出切身經驗、價值非凡的意見。她或許會說：這是個對「帝國經濟」很不友善的時代，香港只是冰山一角，它看起來像政治，其實潛藏的是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問題。經濟學家現時沒有理論，也沒有有效的對策，面對今日的難題：歐盟情況如此，中國的情況更為嚴重！
對中共而言，嚴懲他們以為「不識好歹」的香港人，此時不是好的時刻，因為國際大環境不容許他們蠻幹如此，除非中南海領導人都是左傾冒進之輩！這是香港民主人士難得的幸運之處。中共有力量可以割除香港他不想看到的社會部份和人物，但是不顅一切的後遺症，會大到令中共縮手！
香港人不能畫地自限！「有限目標」要和世界大氣候、大潮流連在一起，才能持之以恆，才不會退無死所。改變香港的命運，在於改變中國。毛澤東說：新朝能保持三十年穩定，就有二、三百年基業。今年中共建政七十年，已不算短的時間，以今日快速變化的技術知識世界，過去的「三百年」可以換算成今日多長的光陰 ？只懂得閱兵的政權，不會生存太久，歷史自會有公斷 ！
作者 / 韓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