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而言,嚴懲他們以為「不識好歹」的香港人,此時不是好的時刻,因為國際大環境不容許他們蠻幹如此,除非中南海領導人都是左傾冒進之輩!這是香港民主人士難得的幸運之處。中共有力量可以割除香港他不想看到的社會部份和人物,但是不顅一切的後遺症,會大到令中共縮手!
「送中條例」港府撤銷,然後呢?
民主派口徑一致:五大訴求,只撤銷一項,太少,也太晚。
五大訴求中,最重要的是香港特首、立法會的普選。唯有普選,才能保障香港的民主,司法的獨立,「黑警」不致無法無天,到處橫行,侵犯人權。
中共政權不可能允諾、同意普選,因為那是火種,苗火可以燎原,亡黨亡國。中共退一步進兩步,緩和目前爆炸的情勢,一時戰略性撤退,可以製造民主陣線內部路線的矛盾,分化香港社會,分而撲滅之!
十一國慶之後,秋後算帳,習主席五十七句「鬥爭」之言,不是說著玩的,看來像是「陽謀」。十一以後,大規模的逮捕,「黑警」或解放軍上街,戒嚴的實施,秋後算帳,香港赤化?
因此,香港民主陣線堅持的特首、立法會代表自由選舉的「有限目標」,不會是垂手可得,除非有強大外力對中共的反制。但是,中美貿易戰爭、美國國會中「香港自由民主法」的立法,會使中共政權承受不了重大壓力,而在「普選」議題上讓步?
暴風雨前的寧靜,民主派要有所因應。中南海不會把連續三個月的香港的「動亂」簡單的認為,是香港人民自以為是,在爭取「中英聯合聲明」中所承諾給港人的權力;而是認為這些民主人士在中國領土上,煽動善良百姓,結合外國政府公然叛亂,顛覆國家的賣國行為。
因此,香港人民必須思考最壞的可能:1968年八月二十曰,蘇聯坦克部隊入侵捷克斯拉夫,撲滅「布拉格之春」:1989年六月四日,人民解放軍坦克鎮壓屠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群眾。
歷史是會重演的,必須嚴肅以對。某月某日清晨,拂曉出擊,解放軍四面八方入侵香港,坦克車密佈街道和電視、通訊中心、車站、官署之前,切斷網路、無線通訊,宣佈戒嚴,大規模搜捕「叛徒」。香港人民會步上街頭,與之對抗?Be Water 的戰術,此時還行的通?這需要「不對稱性」的抵抗技術,該如何因應?
即使,有限目標的達成也需要綿密的對策和組織。眼前唯一可行的對策,是讓施暴者付出昂貴的施暴代價。戒嚴的代價,就是香港獨有的「金融地位」會被取消。不但會使陷入經濟困難的中共政府更為艱困,也會傷害無辜香港人民的生計,這都需要民主人士事先思考,謀定而後動。以香港七百萬市民要和控制十四億人口、八千萬黨員的中共政權為敵,沒有深沈策略,結果如何,不需要太多腦力激盪,就會有結論。
香港人民不能只靠自己,也要靠對香港有利的世界大氣候。國際政治,經濟局面「主範性」的改變(paradigm shift ),都對中共政權不利。要改變一個極權國家,只靠人民內部力量的反抗,困難重重。想想看希特勒不對外冒險,進攻波蘭,發動戰爭,德國人推倒納粹政權的可能性會有多少?波羅的海三小國,歷經蘇聯共黨極權統治,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駐守當地的蘇俄紅軍及其眷屬,要經過七十年才能翻身,找到自我和自主的機會。七十年啦!苦難的七十年!
中共政權今日面對的國際政治、經濟大氣候,會有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艱難。李克強總理所說的「要準備過苦日子」不是危言聳聽!嚴重的不只是中國的龐大債務,而是沒有新的帶動經濟成長動能的對策,中國需要的大市場在哪兒?沒有人看好「一帶一路」!
李克強對來訪的德國梅克爾首相會談,最重要的議題應是經濟:也就是中央集權的「帝國經濟」,是不是一件好事,不管是以德國為首的歐盟,還是中國共產黨主宰的黨國經濟?梅克爾首相應會對李總理提出切身經驗、價值非凡的意見。她或許會說:這是個對「帝國經濟」很不友善的時代,香港只是冰山一角,它看起來像政治,其實潛藏的是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問題。經濟學家現時沒有理論,也沒有有效的對策,面對今日的難題:歐盟情況如此,中國的情況更為嚴重!
對中共而言,嚴懲他們以為「不識好歹」的香港人,此時不是好的時刻,因為國際大環境不容許他們蠻幹如此,除非中南海領導人都是左傾冒進之輩!這是香港民主人士難得的幸運之處。中共有力量可以割除香港他不想看到的社會部份和人物,但是不顅一切的後遺症,會大到令中共縮手!
香港人不能畫地自限!「有限目標」要和世界大氣候、大潮流連在一起,才能持之以恆,才不會退無死所。改變香港的命運,在於改變中國。毛澤東說:新朝能保持三十年穩定,就有二、三百年基業。今年中共建政七十年,已不算短的時間,以今日快速變化的技術知識世界,過去的「三百年」可以換算成今日多長的光陰 ?只懂得閱兵的政權,不會生存太久,歷史自會有公斷 !
作者 / 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