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資本稅」的推動，必須建立金融透明度的管理機制，各銀行、金融機構要明確公開相關的財富數據，也就是信息共享，讓國際機關和統計部門提供可靠的全球財富的數據。但這些方案要求高水平的國際協作和區域政治一體化，這無疑難以實現在民族國家裡。
冷戰結束後，全球徹底地邁入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自由市場的機制，帶來財富的同時，卻也釀造了21世紀全球貧富差距的問題。資本主義行之有年的法國、美國和英國，持有的資本集中程度自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都有不斷攀升的現象，直到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恐慌之後，上升幅度才下降。
庫茲涅茨（Smith Kuznets）認為，收入的不平等差距，將會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時下降，並且會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上穩定下來。庫茲涅茨的觀察並不是空穴來風，從1945年到1975年間，貧富差距的數據曲線明顯下降許多，這段30年的歷史被稱為「輝煌30年」。
然而，1980年之後，資本集中的幅度卻又開始快速上升。皮凱提（ 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談到，若目前的經濟模式繼續發展，未來30年內，大概會有80%資本集中在少數10%的手中，而過去「輝煌30年」的歷史，僅僅是戰爭造成市場運作緩慢使然，並不一定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所帶來的結果。
皮凱提認為，收入的差距來自勞動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資本收入的不平等。他提出一個數學公式：當資本報酬率（r）大於經濟成長率（g）時，財富分配不均就逐漸萌芽。所謂的資本報酬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等，而經濟成長率則是指國家的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情況。
皮氏引用了很多數據分析，他認為，擅長數學計算、數據統計的經濟學家，缺乏跟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的溝通，因此他希望結合數據統計與社會歷史的研究，引發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來反思資本主義的問題。他強調，收入和財富的歷史是難以預測的，而歷史的演變取決於人類如何看待收入不公平以及要採取怎樣的政策去改變或制衡分配不均的問題。
皮氏也指出，除了企業界的老闆之外，一些公司裡面的主管、CEO薪水比一般員工高太多，即「超高薪資」的問題，也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關鍵。通常這些「超高薪資」的主管，跟公司董事有密切的關係，兩者都是互惠互利的關係。
另外，皮氏也歸納整理了2010年之後各銀行機構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總結為：最富的0.1%人群大概擁有全球財富總額的20%；最富的1%人群擁有全球財富總額的50%；最富的10%則擁有全球財富總額的80~90%。皮氏進一步指出，資本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或收入不公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的問題，將會引發社會的革命或戰亂。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Stiglitz）也在《不公平的代價》裡指出，貧富差距、分配不均的問題愈發嚴重，將會傷害到民主政治的程序。他認為，政治程序制定的規則其實是相當有利於少數有錢的1%人，例如在選舉時，若某候選人不支持企業的法案，就會被斷了政治獻金。
史迪格里茲甚至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會傾向支持企業立場，在某種意義來看，其實是反映了有錢階級的勝利。因為有錢人操控政治體系，成功選出他們心中的政治人物後，政治人物再任命法官，而法官就可以繼續維護企業。史氏強調，分配不均不只是失靈的市場造成，政府在塑造市場上也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市場的失靈也意味著政府的失能。他也主張，在平衡市場的問題上，國家和公民社會有各自要扮演的角色。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的主張，並且認為社經條件分布不均，將會阻礙實現正義的社會：即讓人人享有實質的自由與基本權利。這樣的考量不難想像，比方說出生在貧窮弱勢家庭的小孩，從小接觸到的教育資源就會比富人的小孩來得少，而教育是影響一個人未來人生的關鍵領域，一旦教育的起點不同，未來人生亦會大不同。如《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一書所揭示的，在美國，低所得群體的小孩上大學的百分比遠遠低於高所得群體的小孩。父母是所得群體下層10%的100位小孩裡，上大學的只有30位；但在父母是上層10%的100位小孩裡，卻有90位可上大學。
另外，即使社會上任何的職業、工作是公平開放給所有人的，但事實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實質的條件可以爭取到這些職業、工作。為了彌補這些差異，羅爾斯提出了有名的「差異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主張在社經條件分配不均的條件下，必須以受益最少的成員有著最大的利益為原則。
政府在實務上要落實「差異原則」，事業救濟金、醫療補助、教育津貼等都會是重要的做法。政府要花費更多的支出在窮人身上，則需要對富人抽取更多的稅收。這樣的做法當然是企業或富人不願意發生的，他們認為這是「劫富濟貧」的做法。在美國，政府是否應該要干預／調節市場的運作、對富人徵收更多的稅收來津貼弱勢群體，正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經濟政策上最大的爭論點。
有人認為通貨膨脹能夠降低資本報酬率，但皮凱提認為通貨膨脹造成的財富再分配，是「劫貧濟富」的做法，只會讓資本分配更加不公平。皮氏最後提出的是「累進資本稅」以及「全球資本稅」的方案，「全球資本稅」仰賴的是全球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建立一套全世界財富的稅收安排，其目標在於對全球最富有的人徵收基於個人的「淨財富」的稅收。至於淨財富的計算方式，則是將該富人所擁有的金融財產，如：銀行存款、股票、債券、合營股份等和非金融財產，如：不動產等的市價，減去負債後的計算結果。
當然，皮凱提也提出了一些徵收稅率的想像，如100萬~500萬歐元稅率為1%，500萬歐元以上稅率為2%等等，也可以設想「全球財富的年度累進稅」，如10億歐元以上的資產稅收率為5~10%，20萬歐元以下稅率為0.1%等，以此類推。
「全球資本稅」的推動，必須建立金融透明度的管理機制，各銀行、金融機構要明確公開相關的財富數據，也就是信息共享，讓國際機關和統計部門提供可靠的全球財富的數據。但這些方案要求高水平的國際協作和區域政治一體化，這無疑難以實現在民族國家裡，但他始終認為，區域政治一體化是「對21世紀全球承襲制資本主義的有效管理」。
皮凱提的思考，已經超出一個國家範圍內對貧富差距的應對政策，而是立基在全球的角度思考全球不平等的問題，其廣大的關懷以及恢弘的視野，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作者 / 陳康寧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