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地緣政治的棋盤上，台灣與以色列分別位於亞太與中東的關鍵樞紐。儘管兩國在地理距離、宗教文化與建國背景上截然不同，但在國際生存環境與發展軌跡上，卻展現出高度的相似性。這兩顆被強鄰環伺的「民主珍珠」，在面對生存威脅時的強韌適應力，成為了雙方進行深度科技與軍事合作的堅實基礎。透過深入頗析兩國的異同點，我們能更清晰地預見兩國未來的戰略價值。 從相近之處來看，台灣與以色列最顯著的共通點在於「極度的安全威脅」。以色列自建國以來便處於敵對國家的包圍中，經歷多次中東戰爭的洗禮；台灣則長期面臨中共的武力威脅，雙方都存在著「生存即勝利」的現實緊迫感。這種強大的外部壓力，促使兩國社會發展出極高的危機意識。此外，兩國皆缺乏天然資源，這迫使兩國不得不將「人才與技術」視為唯一的生存資本。這種環境孕育了特殊的創新文化，以色列擁有世界知名的創業精神，而台灣則打造了領先全球的半導體供應鏈，兩國皆成功將「生存壓力」轉化為「經濟競爭力」。 然而，兩國在發展脈絡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以色列的國家主權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並擁有強大的自主軍事投射能力與研發能量，其社會組織高度軍事化，徵兵制深入國民 DNA，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軍民一體科研體系。相比之下，台灣的國際處境更為特殊且艱難，主權地位常因大國博弈而受到排擠。在經濟結構上，台灣以大規模、高效率的硬體製造與供應鏈管理見長，而以色列則專注於軟體開發、網路安全及原始技術的創新與突破。這種「硬體製造」與「軟體創新」的互補，正是兩國合作最迷人的潛力所在。 深入分析為何兩國在科技與軍事上的合作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首先必須談到「不對稱作戰」的技術整合。以色列在無人機、反飛彈系統及數位戰場管理上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與領先技術，這些領域正是台灣應對台海潛在衝突、建立防禦韌性的核心需求。透過技術引進與共同開發，台灣能加速國防自主的進程；而對以色列而言，台灣強大的硬體生產與精密度製造能力，能將其前瞻性的軍事技術低成本、大規模地轉化為實體裝備，提升其在全球國防市場的競爭力。 在民用科技領域，兩國的合作更是未來數位轉型的引擎。以色列在人工智慧、網路安全及生物醫療領域的原始創新，需要與台灣的半導體能量接軌。當以色列的頂尖演算法遇上台灣的先進製程晶片，將能產出更強大的邊緣運算設備或醫療偵測工具。這種深度嵌入彼此供應鏈的合作，能有效分散因區域緊張帶來的斷鏈風險。兩國透過建立「民主韌性供應鏈」，不僅能確保關鍵技術不被威權國家壟斷，更能共同定義未來的科技標準。 總結來說，台灣與以色列的合作並非僅止於商務往來，更是一種基於「共同價值觀」與「生存邏輯」的戰略盟約。雙方在軍事科技的深度交流，能強化彼此在面對區域威脅時的嚇阻力；在高端科技的資源互補，則能鞏固兩國在國際分工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動盪的 2026 年，這種跨越地理限制的強強聯手，將為兩國在充滿變數的國際秩序中，開創出更具韌性與主動性的未來。

猶太人的歷史，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奇特且充滿苦難的篇章之一。從古代巴勒斯坦地區的起源，到長達兩千年的大流散，再到 1948 年以色列奇蹟般的建國，這個民族始終處於文明衝突與政治博弈的核心。要理解當代中東局勢，必須先釐清猶太人從古至今的歷史處境，以及他們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1. 遠古起源與大流散的開端 猶太人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 1200 年左右的迦南地。根據希伯來聖經與考古發現，猶太人在這片土地上建立過大衛王與所羅門王的強盛王國。然而，隨著巴比倫、波斯、希臘與羅馬帝國的相繼入侵，猶太人多次面臨亡國威脅。 關鍵的轉折發生在西元 70 年，羅馬帝國為鎮壓猶太起義，摧毀了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將猶太人驅逐出聖地。自此，猶太人展開了長達兩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散落於歐洲、北非與中東各地。身為一個失去國土的民族，猶太人透過嚴謹的律法（妥拉）與宗教習俗保持民族認同，卻也因此在異鄉成為了永遠的「外來者」。 2. 宗教衝突的源頭：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嗎？ 許多人好奇，猶太人在歐洲歷史上長期遭受排擠與迫害（Anti-Semitism），是否與宗教教義有關？答案是肯定的，但層次非常複雜。 猶太教與基督教系出同源，基督教最初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兩者最大的分歧在於對「彌賽亞（救世主）」的定義。猶太人認為，彌賽亞應該是一位具備政治與軍事領袖特質的人物，他將在人間建立公正的王國、重建聖殿並帶來和平；而基督教則認為耶穌就是那位以受難形式救贖世人靈魂的彌賽亞。 在長達千年的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會指責猶太人是「弒神者」（殺害耶穌的人），並因猶太人不願改宗而將其視為頑固與墮落。這種宗教上的仇恨，導致猶太人在社會上受到種種限制，如禁止擁有土地、只能從事放債等商業活動。這種宗教排擠後來演變成長期的集體偏見，為近現代的大規模迫害埋下了導火線。 3. 錫安主義的興起與大屠殺的慘痛 19 世紀末，歐洲民族主義高漲，猶太人意識到即使他們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卻始終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社會。這種不安感促成了「錫安主義（Zionism，猶太復國主義）」的誕生，主張猶太人必須回到祖先的土地——巴勒斯坦，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了系統性的種族滅絕（Holocaust），造成超過 600 萬猶太人喪生。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讓國際社會深刻意識到，若不讓猶太人擁有獨立的主權國家，他們的生存將永遠面臨威脅。 4. 以色列建國與地緣政治的碰撞 1948 年 5 月 14 […]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SCOTUS）針對「學習資源公司訴川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作出震驚全球的裁決，以 6 比 3 的票數判定川普總統自2025年初以來，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加徵的「互惠關稅」與「反走私關稅」違憲。大法官會議明確指出，IEEPA 賦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規管進口」的權力，並不等同於憲法授予國會的「課稅與徵收關稅」權。此裁決不僅讓川普一年多來橫掃全球的關稅大棒瞬間失靈，更引發了對於行政權過度擴張的司法逆襲。一時間，華盛頓陷入了新一輪的政治鬥爭與憲政疑雲；當行政首長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強推政策，司法體系是否有權介入、甚至推翻已執行的國際貿易協議？美國是否正走向一場新的權力分立危機？      回顧美國憲政史，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拉鋸戰從未停歇。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起，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國會開始將大量經濟調度權轉授給行政部門，形成了所謂的「大行政國家」。在過去近百年間，尤其在冷戰與反恐戰爭期間，法院對於總統以「國家安全」或「經濟緊急狀態」為名的裁量權多半採取尊重態度，這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安關稅）的長期實踐中清晰可見。然而，川普時代的強勢領導風格，挑戰了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的稅收專屬權。此次最高法院的駁回，是基於「重大問題準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進一步確立。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多數意見書中強調，關稅涉及數兆美元的經濟變動，若無國會明確的授權，行政部門不得僅憑模糊的法律詞彙就自創稅收。 從歷史經驗看，當行政首長試圖繞過立法機關進行社會重構時，聯邦法院往往扮演「煞車皮」的角色。這並非單純的政治鬥爭，而是司法體系在面對長期以來「行政權膨脹」後的導正。當前美國財政赤字屢創新高，關稅本是川普填補國庫的重要手段，但法院的介入使得行政決策必須回歸國會協商，此對一名習慣以行政命令治國的強勢總統而言，無疑是對試圖凌駕憲政的重大挫敗。     在法律層面上，最高法院的裁決導致川普之前依據 IEEPA 與各國（如加拿大、墨西哥、甚至部分印太夥伴）談成的關稅減免或調整協議，陷入法律上的「無效狀態」。由於這些協議的法理基礎即總統的緊急狀態權力，已被法院裁定不存在，意味著那些被強迫簽署、以「交換關稅豁免」為條件的投資承諾或貿易協議草案，其執行效力已搖搖欲墜。    雖然川普政府隨即啟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等其他替代方案試圖補救，但這些舊有法律具有更嚴格的時效限制（如150天）與程序審核。惟將導致美國與盟友間的貿易關係進入一段高度不確定的「談判博奕期」。各國政府面臨兩難；是繼續遵守已達成的協議以維持穩定，還是利用美國法院的裁決提起追討關稅的集體訴訟？根據最新統計，2025年所徵收的關稅總額高達數千億美元，若法院最終判定必須退賠，將對美國財政造成災難性衝擊，也讓美國在全球貿易談判中的誠信度跌至谷底。     對於台灣而言，近期剛簽署的《美台互惠貿易協議》（ART）首當其衝。在該協議下，台灣以大幅投資美國半導體產業並開放農產品進口為代價，換取美國將關稅從20%降到15%。隨著最高法院的裁決，美方原先徵收20%關稅的基礎（IEEPA）已消失，台灣產業理應回歸更低的稅率。然而，川普政府若改以其他條款強行維持高關稅，原本談定的15%優惠是否依然有效？將為依賴深厚的台美經貿關係埋下隱患，更深層原因仍是台灣握有90%以上先進晶片製造，此無疑懷璧其罪，尤其晶片又被稱作「21世紀石油」；不難猜測，多變的川普必然有新的晶片法案來應對。      故我國於此刻不應僅是被動觀察，而應採取更為主動的憲政與貿易雙軌策略。首先，外交與經貿部門必須與美國國會建立直接聯繫。既然法院將權力歸還國會，台灣應尋求在國會層級獲得法律保障的貿易地位，而非僅依賴隨時可能被推翻的總統行政命令。其次，台灣應審慎評估已承諾的投資進度，將其作為重新談判的籌碼。      最後，關稅爭議反映近代美國權力分立的衝突。台灣應體認到，在強勢總統與獨立司法的博弈中，法治做為家穩定的基石早已隨著國際強人頻仍崛起時已動搖。未來台灣在經貿之策須具備更多備案與「劇本」，在美方行政、司法與立法的三方角力中，尋求法制化的長遠保障，而非僅追求短期政治協商的成果。 作者 / 劍藏鋒

國安局日前發布新聞稿，聲明在歷經超過一年的自主清查後，已將戒嚴時期政治檔案全數解密「依規定公開檔案所有內容、不予遮蔽」，並且將九十四箱檔案移交國發會檔案局。值得注意的是，國安局提到，在自主清查檔案過程中針對部分歷史檔案是否曾遭銷毀進行檢視，然而早年檔案是由承辦人員「併卷」歸檔，「卷」內沒有逐「件」檔案登載文號，因此「無從判斷當年檔案資料是否曾遺失或遭銷毀」，暗示著移交檔案並非當年的完整全貌。 在國安局發表聲明之後，不少人關心包括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政治懸案是否將隨著檔案的解密而水落石出。 但是正如前促轉會主委葉虹靈在電影「世紀血案」爭議時所指出的，關於敏感的重大政治案件，當時國民黨政權的情治高層跟背後的「層峰」不會留下白紙黑字的證據給人抓到把柄：「期待在檔案中有白紙黑字，蔣經國或誰下條子叫誰去給林家滅門，要找到直接證據，機率本來就很低。獨裁者這種法外暴行哪會寫在紙上，當面口頭交辦底下人揣摩上意等等可能性都更高。」而這種不留書面證據，只在二、三人秘密討論時用口頭交代的決策方式，正是當年蔣氏父子指使情報界「制裁」(暗殺)政敵的一貫作風。 到了2026年的今日，當時的情治高層跟背後的「層峰」都已不在人世，使得今日難以追查到全貌，國安局檔案的解密只能提供部分的答案，卻難以解答關鍵的問題。 不僅如此，過往國安局刻意隱匿甚至銷毀關鍵證據、相關人員以種種理由抗拒公佈檔案及促轉會訪談，在一連串的阻撓之下，今日要深入追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政治懸案的真相只會更困難。 但是這並不代表追尋真相的努力就此打住，主政者和台灣公眾仍然有許多值得努力的方向，比如說： 一、向當年執政的國民黨施加壓力，要求公布目前仍保留的中國國民黨各工作會檔案，讓研究者及外界檢視相關檔案，以填補今日情治機關檔案的不足。 二、除了國安局之外，也應該要求其他涉及當年政治案件的情報機關如調查局、軍情局等單位不能再用《國家情報工作法》當擋箭牌，要比照國安局的態度完整解密戒嚴時期的政治檔案。 三、深化情報界的轉型正義，如國安局、調查局等單位人員養成應納入人權教育、轉型正義歷史教育等內容，以過往的歷史為鑒，不再重蹈過去的覆轍。 國安局檔案的解密雖然是轉型正義的一大進展，但是並不是轉型正義的句點，台灣各界必須持續的關注，並施以必要的壓力和支持，才能讓轉型正義的步伐持續向前邁進。   作者：洄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