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川普近日對著媒體拋出了一句看似惋惜、實則充滿政治算計的感嘆：「根據我所看到的，我想我不被允許再次競選……真可惜（It’s too bad）。」這番話，搭配他辦公桌上那頂刺眼的「Trump 2028」紅色帽子，即便川普認為「可惜」，依舊無法挑戰美國行之多年的民主制度。  美國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明確規定：「任何人不得被選為總統超過兩次。」這條款的關鍵字是「被選為」（elected），而非「連續擔任」。川普的兩屆任期雖有中斷，即便川普的支持者如何搬弄法律文字或幻想出何種「替代方案」，這道立國精神所鑄的防火牆，就是為了防堵任何形式的個人權力永久化，確保權力的和平轉移與定期更新，避免國家淪為一人之私產。 將鏡頭轉向太平洋的另一端，我們看到了這份「可惜」的反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他在2018年沒有透過媒體放話試探，沒有擺頂帽子故作姿態，而是直接動用國家機器，修改了憲法，廢除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從此，「兩個任期」的枷鎖不復存在，為其「萬年執政」的皇帝夢鋪平了紅地毯。在那裡，沒有憲法防火牆，只有通往權力巔峰的康莊大道；沒有媒體的質疑，只有山呼萬歲的歌功頌德。 川普的「可惜」，是在規則下的牢騷；習近平的「如願」，則是對規則的徹底顛覆。一個是民選領袖在制度框架內，對權力邊界的試探；另一個則是獨裁者將個人意志凌駕於國家根本大法之上。兩相對照，民主與獨裁的本質差異，不言可喻。川普那頂「2028」的小紅帽，在美國憲法的照妖鏡下，終究只能是個白日夢；而在中國，那把龍椅，卻已然成為一個人的終身寶座。 這種對無限期連任的嚮往，在華人世界的歷史中並不陌生，甚至還催生了許多黑色幽默。在台灣威權統治時期，蔣中正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繞過了憲法對總統連任的限制，一次又一次地「當選」總統。蔣中正擔任總統共五次，其中三次為連任。 民間對此敢怒不敢言，只能流傳著一則關於于右任與吳三連的政治笑話。據說，在一次選舉會上，司儀介紹候選人，先介紹了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于右任的名字，聽起來就像「又來了」。接著，介紹另一位候選人吳三連先生，他的名字諧音恰是「沒有三連（任）」。台下群眾心領神會，掌聲雷動。這則笑話，用最隱晦的雙關語，道盡了人民對於強人政治下「萬年總統」的厭倦與反諷。于右任的「又」與吳三連的「三連」，是當年台灣人民在獨裁陰影下，僅存的幽默與卑微抵抗。蔣中正的無限連任，與今日習近平的終身主席，本質上並無二致，都是將個人權力置於國家制度之上的獨裁展現。 川普與其追隨者對第三任期的幻想與鼓吹，正是在挑戰美國民主的韌性。幸運的是，美國的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用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明確地向所有戀棧權位的野心家宣告，「沒有三連（任）！」 作者：秦靖

國民黨某資深言論重鎭說：鄭麗文新主席「我是中國人」之說，若不更改，會導致2026年大選，國民黨多人落選！ 很難得，國民黨少有或僅有的的「大頭腦」肯。親自出手為黨「把脈」，茲事體大，可不能把人家的診斷，當成「𨶹西摸骨神仙」之流的隨興之作。許多人都應該會停下來，靜思其言。 台北的政治達人倒有接續的看法：要鄭主席不說「我是中國人」，—— 難道要她說「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以中國人為榮，因此才可能以台灣人為榮」，「台灣人的底氣須來自中國」，「台灣人必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會有未來」，「台灣旣然那麼需要中國，投懷幹麼把自己武裝成像「刺蝟」一樣 ？投懷送抱不是很好嗎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有中國才會有台灣。」 即將上任的鄭主席會改弦易轍，完全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嗎？即使她因為選票的需要，口是心非，極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也不會相信。他們大概會相信鄭主席中國人之說是「說對了！」「她說出她心裏所想的和她的信仰！」 她說的正是她前任黨主席洪秀柱所說的「求仁而得仁」。帶領風向的「重鎮們」，幹嘛為選票的需要，指鹿為馬，摧折鄭主席當「中國人」的志氣，消滅人家的信仰：要鄭主席隱匿所思，言偽而辯，以紫亂朱，混亂台灣，是不是想要在政治界又製造另一位響噹噹、名聞遐邇的「偽君子」嗎 ？ 就連卽將下野的國民黨朱立倫，率領黨中央一級主管、二百餘名黨工，以及全國地方黨部主委、同仁，全部辭職，清空，讓新的鄭主席有完全的揮灑「當中國人」的空間，推行她的「新政」：朱主席是台灣政界難得的一位gentleman ，不尋常 honest 的舉動，是因為他和其同僚們知道要為台灣人民負責 ，不能為任何會出賣台灣的心思和舉動背書。 鄭麗文主席「我是中國人」之說，會不會導致2026年國民黨多人落選，見人見智。許多台北的政治達人倒是期待鄭主席能堅持自己的信仰，吾道一以貫之，接受民意的粹煉，看看自己和自家「親密的同志們」，是不是台灣民意的主流 ？ 2026年鄭記國民黨能夠大勝，實踐是理論唯一証明：百尺竿頭，更上層樓，2028年捨我其誰 ？和平統一之時近了！—— 要是不幸「我是中國人」「站在中國巨人肩膀上，無事不可為」的號召，不受台灣民意的歡迎。中南海有著多少絕頂聰明人物，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定可以領悟「所託匪人」，扛著紅旗，未必就能擎旗奪塞？必須尋求新的策略。 很多台灣人民覺悟到要使台灣的政治文化清明，首要的條件是政客口中說的就是心裏想的，最會污染台灣的就是「掛羊頭賣狗肉」。誰說鄭主席「我是中國人」之說，吾道一以貫之，一定導致國民黨人多人落選？ 為了國民黨人2026年多上幾席，所以鄭主席要重新粉妝玉琢，娥娜多姿，步步生蓮，說話要有如黃鸚出谷，悅耳好聽，可以言不由衷，口是心非，這就是鄭主席的「世代交替」的「新政」，所需要的人設？才能獲得更多選票的人設？ 鄭主席，你的前任朱記國民黨中央已經「清空」，你可要把握機會，好自為之 ，開百年大黨未有之神奇！你同時可要記得台灣人民目光如炬，還是「吾道一以貫之」行的通，誠實才是最佳政策 ！鄭主席說「我以我是中國人為傲」，只要心口一致，又怎麼了？難道要鄭主席說「我以我是台灣人為傲」 ？ 作者： 胡嚴

近日《時代雜誌》刊載美國智庫「國防重點」(Defense Priorities)的亞洲計畫主任金萊爾(Lyle Goldstein)的文章，該文批評並質疑賴清德政府的作為，甚至稱賴清德總統為「魯莽的領導人」(reckless leader)，警告美國必須提防賴清德政府的「輕率挑釁」舉動將加劇兩岸衝突，金萊爾的文章在台灣引起強烈爭議，在野陣營以此批評執政黨，執政黨陣營則批評金萊爾立場親中，是典型的「熊貓派」、「洋五毛」，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更在社群平台X痛批金萊爾：「要多麽可悲，才會無視中國的挑釁？」而《中央社》因為處理該則新聞的不當，相關人員遭到懲處，成為這起爭議的插曲。   而台灣對金萊爾文章的爭論也傳到美國，金萊爾高調在他的社交媒體宣稱他「捅了馬蜂窩」，他還透露台灣執政黨方面派人和他溝通其文章論點，他認為這些訪客雖然和善有禮，但是「在地緣政治與軍事認知上嚴重脫離現實，令他聯想到2021年夏秋時期的烏克蘭政府。」金萊爾還趁機呼籲「台灣朋友、同事及領導人應該面對現實。」他強調「美國人已經厭倦為他人的家務事捲入無止盡的戰爭。」金萊爾的嘲諷挖苦之意，在他這些論調中展露無遺。   事實上，金萊爾一直是「熊貓派」，他長年呼籲台灣像香港一樣，主動向中國妥協以爭取較好的條件維持自治，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祁凱立(Kharis Templeman)接受《中央社》訪問時指出，這篇投書並非金萊爾的新論點，他不了解為何金萊爾的看法現在引起台灣這麼大的關注，甚至比五年前或十年前還多。   筆者必須指出，金萊爾此舉正是以「下駟對上駟」，透過媒體大放厥詞，想挑起台灣方面的激烈反應，不僅是羞辱台灣，更是向北京邀功的「投名狀」，加強自己在「熊貓派」的地位，台灣的動作無疑都在金萊爾的算計中。可以想見，金萊爾未來還會有更多這樣的論調刻意刺激台灣，只要台灣反應越激烈，就越符合金萊爾把台灣拖入「麻煩製造者」政治泥巴戰的算計，也會給中國大肆鼓動輿論戰貶抑台灣的可趁之機。   美國著名賽車手凱奧．亞伯勒曾說：「別跟豬打架，因為你們倆都會搞得髒兮兮，但豬卻是樂在其中。」台灣執政黨方面不必把時間用在跟金萊爾的無謂爭論，反而更該把精力用在爭取更為廣大的美國民意和輿論，讓美國民意和輿論主流理解並同情台灣的處境，進而支持台灣，才是對金萊爾之流論調最有力的駁斥。   作者：局外人  

     在一場應該充滿救災溝通與民眾參與的重建座談會中，當代議員居然以踹桌動作強勢入場，這場景令人震驚。對於這類遊移於暴力界限的行為，筆者首先必須明確譴責；無論動機多麼激烈、訴求多麼正當，公職代表在公共會議中採用肢體威嚇的方式，皆是對民主程序與公共理性的背棄。這不僅破壞對話的可能，更因失控情緒而喧賓奪主，將災後重建、應是關切受災民眾的珍貴討論平台，轉化為個人情緒鬥爭的舞台。       然而，我們除了譴責不當行為外，必須深入探究這名議長憤怒的根源為何。在當日為何以如此戲劇化、具威脅意味的肢體動作回應？據報導，事件起因於在一場為光復鄉堰塞湖受災重建座談會中，議長未收到邀請、受災鄉親被阻擋於場外，他抵達現場發現「自己鄉親、自己選區的災民」被排除參與，遂衝入場中、踹桌表達憤怒。他認為這是「光復子弟」的痛感。他說：「我踹的不是人，是桌子。那一腳，是替所有被排除在外、被忽視的光復人出的一口氣。」 不難看出其憤怒部分源自於「被邊緣化」的在地鄉親與代表角色的雙重身份感受到的挫敗。         進一步分析，這場鬧劇背後隱藏的是地方制度運作及派系文化的深層裂縫。在制度設計上，重建座談會理應為災民、當地議員、縣府及立委共同參與的平台，而非由上而下、單向傳達的宣導秀。當縣府或立法代表舉辦重建座談，但卻未邀請受災最深的在地代表、未預留受災鄉親進場參與，只邀集特定人員，就形成「形式重、實質輕」的公聽會。該事件也反映當權者對資源的控制，議長在場中直指，座談會主辦者雖名為立委、但現場幾乎都是縣府官員，根本像縣府內部會議，災民、在地議員、真正受創社群反被邊緣。       他直白地指出，「長期壟斷花蓮資源」的敘述，反映的不只是個人不滿，而是多年來台灣各地長期選舉生態、資源分配與官僚系統之間「特殊性共生共榮鍊」。當地方某些勢力長期掌控選區、掌控資源、掌控對外動員管道，自然會產生被排除者、失落者，也會讓地方代表在制度缺乏有效監督、流程缺乏真正參與機制的狀態下，選擇以激烈手段表態，以極端方式將長期壓抑的情緒與權益訴求爆發出來。      綜之，我們可看出三個長期原因；其一，在地代表與中央、縣府間資訊不對稱、參與渠道受限；其二，災後重建本該重啟社區對話、資源共享，但因既有政治、派系配置，往往淪為「宣傳秀」；其三，當方權力分配不均，使得真正受災群眾常常處於被動，當代表看到這樣的不公便爆發。這場踹桌事件正是制度性張力的外顯。儘管形式粗暴，卻是一計警鐘，若不從制度結構與派系運作去檢視，類似事件遲早還會再現。故若制度不改、結構不破，只靠偶發行為與情緒爆發來呼喊正義，最終可能會淪為常態化的混亂，而非真正的建構。面對災後重建、地方發展，行政及立法應提出更為建設性的改革視角，即資訊公開、參與機制設計、資源透明分配、也包括對地方權力結構的檢視與制衡。唯有如此，才能讓「為被忽視的人出一口氣」變成「讓被忽視的人真正有聲音」。而不是靠「偶發一腳」踹出制度的裂縫、資源的不均衡。  作者 / 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