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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的交通安全教育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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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車和小貨車有錯嗎?他們都沒看到有一個以為馬路是很安全的小朋友過馬路。然後,他就死了。老師不希望你們是那個以為馬路很安全的那個小朋友。

桃園市一名小四男童日前因穿越馬路遭小貨車撞上倒地,最後在媽媽懷中斷氣,意外身亡讓不少家長聞之揪心,桃園市兒童少年保護協會發起愛的禮讓旗活動,多名家長響應認捐3萬面「禮讓小旗」,「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後一個受害者」,學童都能平安出門、回家。

兒童輕忽交通安全就容易出事。 圖片來源:台視新聞
兒童輕忽交通安全就容易出事。 圖片來源:台視新聞

筆者在國中服務,這十幾年來,有三名任教過的學生死於車禍,一個自摔,一個自撞,一個被撞。此外,上下學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因而受傷的學生不計其數,孩童和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教育不能等,筆者就自身的觀察和經驗,列舉幾點對於學生、家長及用路人可能會疏忽的一些交安細節作提醒。

目前學生的上下學交通工具,大抵可分成搭校車或大眾運輸工具、騎腳踏車、家長接送、步行這幾種,不管是哪一種交通方式,最容易發生意外的地點就是穿越馬路,行人穿越馬路有絕對路權,筆者到日本旅遊,只要行人過馬路,車子一定會禮讓行人先過;相對的,有幾名團員明明交通號誌已經禁止通行了,為了搶時間,硬是要穿越馬路,汽車駕駛人操著我聽不懂的日語對其破口大罵。總之,在日本旅遊,行人只要照著交通號誌上路,是相對安全的。可是,在台灣呢?

在台灣,搶快天經地義,搶得心安理得,搶得理所當然。順向的汽機車看到黃燈,往往是催油門搶快,另一個方向的用路人則是紅燈尚未轉綠燈就急著出發,悲劇往往就此發生。事實上,就算是綠燈,也不能保證你的人身安全,酒駕、馬路三寶、小屁孩、亡命之徒的眼中是沒有交通號誌這回事的,經過十字路口或穿越馬路,行人務必謹守停看聽,駕駛人務必減速慢行,你的人生並不會因為快了那幾秒而有所不同,但很有可能因為那幾秒而劃下句點。

現在的家長過度保護學生,有些學生明明住在學校附近,可以步行或騎腳踏車來學校,家長卻還是堅持接送,原因是台灣的交通太亂了。今天你不教他如何在危險的水泥叢林內自保,找到生存之道,你要保護自己的小孩到什麼時候呢?舉個例子,筆者的小孩3歲時看到我在燒開水,好奇的靠近即將滾沸的水壺,有些家長可能會大聲喝止:「危險,不要靠近。」但好奇心會殺死一隻貓,有一天當你不在孩子身邊,悲劇可能就會發生;所以我拉著女兒的小手很快的碰了壺身一下,他很快的縮回小手手,面帶痛苦的說:「痛痛。」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以後我燒開水時就算不在女兒身邊,她也不會靠近的。從小我就訓練女兒怎麼自己過馬路、開車門一定會轉身看有無後方來車、怎麼搭公車去學校、就算綠燈了直行前也要看看旁邊有無搶快的用路人……等等。所以當她一個人出門的時候,我是相對放心的。

筆者看到本校很多學生騎腳踏車上路,其駕駛行為讓我看了不禁冷汗直流,騎車併排、邊騎邊滑手機、安全帽一過了交通導護檢查哨就摘下掛在把手、轉彎不看後方有無來車…….等等。學生總認為戴安全帽的樣子很蠢,以為自己的技術很好,以為馬路是他家開的,我總是有機會就對他們作交通安全宣導,我總是跟他們說老師的一個小學同班同學在自家門前穿越馬路,從一台公車的後面直接跑出去,結果被對向的小貨車輾過,肚破腸流當場身亡,大公車和小貨車有錯嗎?他們都沒看到有一個以為馬路是很安全的小朋友過馬路。然後,他就死了。老師不希望你們是那個以為馬路很安全的那個小朋友,這世界很危險的。

作者 / 皮諾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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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兒童 安全 教育 社會
2017-12-27 皮諾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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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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