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被政治所影響的著墨之深,也警示我們在俯察歷史(尤其是近代)時,必須隨時保持懷疑與批判,才能免於跌入極權政治的框架中。
過去,無論兩岸,在討論及二戰時,常以七七盧溝橋事變作為二戰起點。但在今年年初,中國教育部宣布,從今年起在教育現場提到對日戰爭的用語時,一律將過去為人熟習的「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此舉一出,引起了台灣史學界一陣嘩然,即因「七七事變,八年抗戰」的架構論調早在中日戰爭期間,即一步步為國民政府所帶有的三民主義史觀詮釋成形。故中共此舉,會被解讀為背後還有政治算計之作為,也進一步衝擊台灣抱持國民黨黨國史觀的泛統一論者的歷史詮述。
在史學的領域裡,年代的斷限與歷史事件的命名,牽扯著不同主體對歷史記憶的觀感。而在不同主體的意識形態的構成裡,常受自身傳統或干若歷史際遇所影響。反過頭來,正是有這些影響,歷史主體在不同時間點上必須對歷史有重新詮釋的觀點,進而合理化現刻的自處。
在關於七七事變或二戰詮釋的案例上,國民黨或共產黨這類長於控制人民思想的極權政權,並不打算以個人角度出發。相反的,則以國家為主體,並用歷史書寫,來劃限出哪些領土是「屬於我的」,進而偷渡政治目的。此外,這類政權在會在政治上轉型過程,求取在思想層面的配合以合理化當代的政治作為。
筆者在這叉題說明,歷史論述與教學的詮釋轉變,不一定指竄改歷史事實。藉由史觀所聚焦焦點的更改,使歷史思考的軌跡轉向,也會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從中共在政治地理、政治史兩個方面的詮釋轉型,就可以理解這段理論之意。事實上,在中共近年來受到分離主義衝擊的影響下,更傾向在歷史的聚焦上強調中國歷史地理的大一統,是以將對日「抗戰」的斷界延長到九一八事變,達到有別於國民黨在1930年代將東北放棄的態度。此舉有在積極面上將傳統漢人地域之外的領土納入我族歷史的範圍。背後實有緩衝香港、台灣、圖博獨立運動對中共所勾勒的中國主體性造成威脅的企圖。
就政治史而言。既然談到了大一統觀,則不得不談及做為民族敵人的日本在「現在」的作為。自2015年憲九條的修憲一直到今年安倍在南亞的外交訪問,使中共備感壓力,於是在歷史的思想上,重新訴諸仇日情緒。將抗戰斷限八年延長至十四年,即有放大衝突的用意。
更重要的是,就歷史詮釋權來說,以七七事變作為開端的八年抗戰裡,國民政府具有主導地位。而在1931-1936期間,除了虛弱的中央政府之外,尚有地方軍閥、共黨游擊隊所組織的抗日行動。這樣的分界,將使讀史者從對國民政府在「抗戰」的映像裡模糊化,進而強化中共現階段的政治操作。畢竟,七七事變緊接著的廬山聲明與淞滬會戰,都是以蔣介石為中心的歷史事件,於是才有此考量。
最後,筆者研判,中共現階段對於七七事變,基於對傳統中共史述的尊重以及對台灣黨國史觀者的呼應,應當還是會給予正面的歷史評價。但還是從此案例可見,歷史被政治所影響的著墨之深,也警示我們在俯察歷史(尤其是近代)時,必須隨時保持懷疑與批判,才能免於跌入極權政治的框架中。
作者 / 楊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