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般家庭都有浴室與廁所，很難想像戰後初期的台北，由於移入大量一九四九年前後的外省移民，以及北上求學與工作的中南部移民，因此人口激增，許多居民的住處面積狹小，室內空間不一定有浴室與廁所。於是在老台北的人口稠密區域，除了「公共廁所」的存在之外，還有收費的「公共浴室」出現。公共浴室或浴池，又可稱為公共澡堂，大致分成「滬式浴室」與「台式浴室」兩種，前者主要是有高檔服務的「上海浴室」，後者多為服務普羅大眾的普通浴室。 　　上海浴室在戰後初期的台北盛行一時，吸引許多外省來台的政商名流光顧。除了具有浴池泡熱水澡的核心功能，並且以精緻化的經營方式取勝，包括講究衛生，供應水煮毛巾、消毒過的個人用品等。更重要的是，有上海師傅提供擦背、按摩、剪指甲等附加服務。客人在洗浴以及接受師傅的貼身服務之後，就能感到全身放鬆，通體舒暢，再喝上一杯清茶，小憩片刻，許多人認為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人生享受。 　　「安樂池」是當時台北紅極一時的上海浴室。老闆孫寶發原本在老上海開「安樂池」浴室，但隨著中國大陸易幟而歇業，孫老闆帶著一批員工轉進台灣，尋求東山再起的機會。孫老闆相中台北市中華路的商機，重新以「安樂池」的招牌經營上海浴室，並以優質的「海派」服務及設備招攬顧客，果然一炮而紅，在全盛時期有上百位員工，生意相當火熱。上海浴室的最大賣點，是這些手藝高超的上海師傅，幫客人搥背捏腳的功夫一流。在「安樂池」以師徒制的方式傳授手藝，不輕易教予外人。有紡織界大亨賞識店內師傅的好手藝，特別以高薪挖角。 　　當時不少黨政軍要人都是「安樂池」的常客，包括黨國大老吳稚暉、于右任，以及劉安琪、周至柔等高級將領。時任台北市警察局長的王魯翹也是老主顧，每當遇到重大刑案，連續辦案數天之後，他就會找時間到「安樂池」泡澡放鬆緊張的身心，有時靈光一閃就能找到破案線索（註1）。 　　相較於消費金額昂貴的上海浴室，另一種傳統的台式浴室，則是較為普及、服務大眾的公共浴室。這源於日本時代引進的錢湯文化，也就是日本特色的收費制公共浴池。以萬華剝皮寮街區曾經營業的「鳳翔浴室」為例，由一對夫婦小本經營，一九六三年開業。取名「鳳翔」是因為老闆希望即使遇到困難的環境，這個公共浴室的生意就像鳳凰一樣，在逆風之中也能展翅高飛。 　　「鳳翔浴室」分成大眾池與個人池兩種，前者在開業時收費一元，後者收費三元，到了一九八七年停業時，大眾池二十元，個人池六十元，可見在二十餘年的時間，漲了二十倍，這也反映出當時的物價變化。個人池是不分性別都可使用，通常限時三十分鐘。大眾池以服務男客人為主，這是由於當時民風保守，女客人不會去。在大眾池洗浴不限時，下水前要先在洗滌區沖洗身體。公共浴室的生意有淡旺季之分，冬天因為天氣冷，生意比較好，很多客人想來泡熱水澡。到了夏天，生意相對清淡，因為人們在家裡也可以自行沖冷水澡（註2）。 　　隨著時代的進步，浴室與熱水器普及到家家戶戶，人們更在意居家生活的享受與個人隱私，公共浴室隨著市場需求減少，逐漸在台北消失。   註1：〈水裏來．火裏去／安樂池．滄桑史〉，《聯合報》，台北，1977年3月12日，版3。 註2：張瓈文等訪談整理，〈逍遙心神鳳翔池：陳姮月女士訪問紀錄〉，收入張瓈文研究主持，《剝皮寮歷史街區口述歷史訪談．第一輯》（台北：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2004年），頁31-42。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身邊很多人開始討論台灣的人口問題？像是生育率變低啦、少子化，甚至有人說未來找不到人來工作，整個社會會「老化」得很嚴重。這些聽起來好像是很遙遠的問題，但其實真的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台灣現在最大的一個挑戰之一就是「勞動人口」越來越少。簡單來說，就是能出來工作、願意工作的壯年人口（大概20歲到64歲之間）越來越不夠用了。原因很簡單，我們的長輩──也就是嬰兒潮那一代的人──他們年紀漸漸大了，開始退休，而年輕人又越生越少，人口沒有補上來，那誰來工作？誰來扛起這個社會的運作？這真的是很現實的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最直接的辦法當然是鼓勵大家多生小孩，可是這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見效的事情。從一個小孩出生，到他能夠出社會工作，至少要20年。而且要養一個小孩長大，家庭、社會和國家都要投入很多資源，像是教育、醫療、托育、學費補助等等，這都是一筆不小的花費。說實話，現在很多年輕人自己都快養不起自己了，哪還敢生小孩？ 因此，除了長期的生育政策之外，一個更快、更有效率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眼前的勞動人口問題，那就是開放移民。 移民這個概念，其實在很多國家都不是新鮮事，像是加拿大、澳洲、新加坡、德國等等，他們都有針對特定的行業開放外國人移民，來補足他們國內缺乏的勞動力。不是沒有外國人來工作，但目前大部分都是以移工為主，而且很多政策都不夠開放，讓一些真正想來台灣長期工作、甚至定居的人，處處碰壁。 其實，台灣作為一個海島國家，我們本來就應該更有國際視野、更願意開放與世界接軌。我們不能一直守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靠自己的少少人口撐整個國家。尤其在全球化這麼發達的今天，人才是會流動的。如果我們能針對特定的專業領域，比如說科技、醫療、工程、農業、甚至是照護服務，開放外國專業人士來台，不僅能馬上補足我們的人力需求，還有可能讓台灣的產業更有競爭力。 而且從一個更務實的角度來看，外來移民來台工作，他們會在這裡生活、消費、繳稅、租房甚至買房，也會使用本地的交通、餐飲、教育等資源，這對我們的整體經濟是很有幫助的。長遠來看，如果這些移民願意落地生根，成為我們的鄰居、朋友、甚至家人，那不就是幫台灣補上人口、文化和勞動力的空缺嗎？ 當然，有人可能會擔心說，這樣會不會搶走本地人的工作？會不會造成文化衝突？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疑慮。但重點是政府要怎麼設計一個平衡的制度，像是針對缺工的行業優先開放、設立語言與文化整合課程、保障本地人的就業機會等等。這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決心與政策上的調整。 台灣的勞動人口正在快速萎縮，而我們不能只靠自然出生來等人口成長。開放移民，是一個可以快速補足勞動力缺口、讓台灣繼續往前走的可行方式。當然這需要謹慎規劃，但不做的話，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台灣如果要走得更遠、更有未來，就必須學會擁抱改變，學會和世界接軌，勇敢打開門迎接新的可能。

當網紅「館長」對上海街頭密密麻麻的「天眼」監視器讚不絕口，直呼「做得很好」時，台北市民朋友們，未來也能「有幸」享受這份無孔不入的「安全感」了！拜台北市政府引進的「智能機器狗」所賜，這款號稱「巡檢新夥伴」的機器，不僅帶來了「高效率」的願景，更帶來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資安疑慮、天價採購以及羅生門式洗產地的問題。 首先，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風光介紹的「巡檢新夥伴」機器狗，搭載光學全景調查系統，宣稱能360度建模、精準定位設施。然而，這隻「智能機器狗」隨即被踢爆，其真身是來自中國宇樹科技製造的Unitree Go2，其背後的資安風險，著實令人背脊發涼。 前陣子破獲的共諜案中，中共要求共諜攜帶「激光測繪儀」繪測台灣道路設施，建立資料庫。而這隻中國機器狗也搭載「激光測繪」的功能，共諜抓了，機器狗還是可以接棒上路。 更令人憂心的是，美國聯邦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在今年5月就曾指出，宇樹科技與中國解放軍關係密切，主動參與軍民融合計畫，生產具有軍事用途的機器狗產品，並且能以後門程式將資料傳回中國。這豈不等於台北市民花錢買了一隻監控自己的「木馬狗」嗎？ 其次，台北市府購買單一機器狗本體就要新台幣70萬元左右，之後還要投入環景巡檢與遠端遙控等研發經費約600萬元、語音辨識整合研發費1000萬元。然而，中國宇樹科技Go2機器狗在台灣獨家代理商的官網上，單隻簡配版售價不到新台幣7萬元，在淘寶上更僅約 1.3萬人民幣（約新台幣5.5萬元）。 這巨大的價差，讓5、6萬元的機器狗本體瞬間飆漲成70萬元，難不成買的是那份「與中國資安風險為伍」的獨特體驗嗎？ 最後，面對外界對「天眼狗」的質疑，蔣萬安市長將球丟給了新工處，「洗產地」的疑慮沒有澄清，反而讓問題更加複雜。新工處聲稱機器狗的資訊傳輸與軟體開發由台灣廠商負責，企圖藉此撇清資安風險。他們甚至搬出美國波士頓動力公司來混淆視聽。 筆者試問，這隻機器狗的硬體載具來自於一個與解放軍關係密切的公司，硬體內是否留有後門程式？其「激光測繪」功能是否會將台灣的敏感地理資訊傳回中國？這些最關鍵的風險問題，蔣萬安市長別裝傻，請親自回答。  

在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歷程中，司法權的中立與獨立，始終是維護憲政秩序的重要基石。然而，近年來政治人物及其家屬，常透過媒體或社群平台，對司法判決表達不滿與質疑。此種行為雖屬言論自由範疇，但若呈現脫序、情緒化，並缺乏具體證據，則不僅影響社會觀感，亦可能對司法體系造成實質傷害。柯文哲夫婦的多次公開言行，正是此一現象的代表案例，值得深入探討。   司法威信建立於公正與中立之上。柯文哲夫婦在公開場合，屢以戲謔或諷刺方式批評司法判決，甚至質疑檢調辦案動機。此類言論雖有助於凝聚支持群眾，卻會使大眾誤以為司法完全受政治操控，進而動搖制度之正當性。當司法威信遭到削弱，民眾對判決之服從力下降，將直接威脅法治秩序之穩定。   司法除了裁判爭訟，亦具有教育功能，藉公開審理與合理判決，培養公民之守法意識。然而，柯文哲夫婦的脫序言行，可能強化「司法無公信」的社會印象，使民眾誤認法律僅服務於權貴，甚至產生「遵守法律無意義」之錯誤觀念。此不僅侵蝕社會信任，更可能危害年輕世代之法治教育，對社會秩序造成深層次影響。   在民主社會，政治人物應以理性辯論作為表率，透過制度性途徑推動司法改革。然而，柯文哲夫婦多以情緒化言辭來獲取聲量，缺乏具體政策主張。此舉易使公共討論流於民粹與對立，阻礙理性對話之形成。更甚者，若長期傳遞「司法無公信」之訊息，可能導致部分民眾以激進手段挑戰司法秩序，破壞三權分立之憲政結構，對民主運作構成潛在威脅。   司法體系並非無懈可擊，審理遲延、判決差異及透明度不足等問題，確有檢討之必要。然而，批判應建立於實證資料與制度分析，而非情緒性攻擊。政治人物若真欲推動改革，可透過修法、司法透明化機制、法官評鑑制度等途徑來改善。唯有以制度性方式進行批判，方能在監督與尊重之間取得平衡，避免對司法造成不當傷害。   柯文哲夫婦的脫序行為，固然可視為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但因其具高度社會影響力，其言行對司法體系之衝擊遠超一般民眾。此類言論若缺乏理性基礎，不僅削弱司法威信，亦侵蝕社會信任，並對台灣民主政治產生負面影響。未來，唯有透過制度性改革與理性批判，方能兼顧司法尊嚴與改革需求，確保台灣法治與民主之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