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我們若學不會「無罪推論」，正確的「法律秩序」很難建立，就會損害到人權。這些「明白人」似乎不明白我們所關心的並不是他們所想的。事實上，我們所想到的，比他們想的更深刻些——我們想的是：僅僅只靠「法律秩序」，就能保障「社會穩定」，因而保衛「社會安全」？
是不是「法律秩序」只是社會最基本和最小限度的要求？法律要求的是「罪刑法定主義」：法律沒明文禁止的，你都可以行而為之。社會要判定你的行為是否犯罪，首先要查明所謂「失德」是否列入法典？偵查、審判時更要有嚴格的程序要求，而且以「無罪推定」，做為開始，除非取得的諸等証據，証明反面的故事才是事實。因此，法律是被動、反應式的機制，不會是主動式的回應（proactive）。
所以「無罪推論」就很容易淪落為：因為設定「無罪」，因而「不推」、「不論」，沒有積極性做為。社會若是不忮不求，難道証據自己會跑出來？罪行會自動顯現？罪犯會現出原形？還是社會鄉愿、不在乎，又不是你我的女兒受辱，干卿何事？
還是幸運地，大家都能深刻體認：起動法律的程序，追究傷害社會的罪行，不能只靠有關機關的自我認定和作為，要靠社會的積極參予。不是有人大肆宣言：只要不被發現「非法」就是「合法」。要不被發現，確實有許多方法：你的同好、你的盟友、甚至你的幫會給予掩護和圍事。這不會是拳拳服膺「法條主義者」（legalist）所能敏感到，而時時放在心上的；反而倒為有「社會知覺」（social conciousness）的人們，確實敏感到「病毒來襲」時，大家會一起遭殃的夢魘？該想起昔日SARS來襲時，台灣社會因欠缺一體意識，因而顯露出的慌張、混亂和無組織性「心防」的災難！
這裏我們並不是鼓吹「道德積極論」，而只是提醒：只會強調自由的社會，包括「性慾流動」藉口的自由，是沒有組織防衛的功能，很難令社會穩定而安全。我們可能因法典的缺失，執法機構的因循、怠惰、甚至無能，而讓社會喪失「自我防衛」的機制。是不是我們需要努力去發掘，和發現我們應該關心社會事件的事實，並以它當作公民的責任，假如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是個健康、而且可以更為強壯的社會？
即使我們的努力，不夠令罪犯繩之以法，至少可令其有所畏懼！除了法條外，社會還會有其它方法保衛自我的健康。雖然，在法庭裏，技術上可能沒辦法証明某人「犯罪」（guilt）的原形和始末，但社會會判定他是否肆行和掩飾「惡行」（sin）。這也為甚麼成熟的職業行規，都會有「倫理委員會」（ethics committe）的設定；民法上對証據的認定，不如刑法上的嚴苛，也是有此等認知：到底法律不是社會，法律的制定，不能取代社會的自我防疫和自我強壯。
哲學家羅素說：他還沒發現有一種政治理論可以合攏社會對「自由」和「組織」的需要：自由是社會成長所必需，組織卻能保衛社會的生存。我們不可能用一種政治理論，靠著系統性的立法，組織社會。我們所能做的是一件一件地（piecemeal）檢討、反省任何社會事件。一個社會是否健康，就要看社會成員願意參予或強化多重的、廣泛的防衛能力，而不止是暢言「普世價值」。對惡行當道，卻視若無睹，而以「無罪推論」的人權要件，作為托辭，任由病毒橫行，毫無抗拒，這等「健康」程度的社會，我們懷疑到底能生存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