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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與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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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作者說:『很多人看完這個書都會說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被誘姦或是被強暴」的故事,……..但硬要我去改變這句話的話,我會把它改成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它裡面是有一個愛字的,可以說,思琪她注定會終將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正是因為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有愛,甚至到最後她心中還有性,所以這絕對不是一本憤怒的書,一本控訴的書。』

不是憤怒和控訴的書?充滿了柔情?有欲望有愛?……是這樣子嗎?昨天鄉民們解秘部份「少女思琪」加秘的部落格,發現她被「佔有」是在高二暑假。第一次精神崩潰,是在她高三時,因為當時遇到「名師」帶著另一位少女,對她說:這是他的另愛,讓我們三人一起愛愛! 「一起愛愛」是夠隱晦的,這需要聰明、正義感的鄉民們能努力釐清。某國立大學教授聲稱,父母應當負子女性教育的責任。胡某相信即使最開放的父母,也不會把「一起愛愛」可能的「轟趴」另類形式,列入對女兒性教育的「正規」項目。

圖片來源:博客來
圖片來源:博客來

某位立委說的很準確:這不只是污穢,而是病態! 不管如何,高三以後,少女陷入她難以跨越的黑洞深淵。她是努力用她的方法拯救自已。一開始,她並沒有放棄對這個世界的信心:例如; 『我甚至相信李國華在某些時候是愛的……..愛思琪這些小女生;但是,他更愛的是自己的演講,他愛的是(小女生們深情仰慕的)的場景,他愛的是這個畫面。』 即使少女開始瞭解她的遭遇是污穢、邪惡的,她仍然安慰自己,她想追尋的藝術,仍然能存活下去: 『小公寓的壁紙花紋,那些腥羶的細節,小說裏你看得下去,因為你在其中得到了一種審美的快感,有一種痛快!』 把自己所陷入的黑暗深淵,比作她所愛慕作家「張愛玲」的所受的情愛創傷,安慰自己並不孤獨;那麼玩弄張愛玲的情感、寫「今生今世」的胡蘭成不就是李國華的原型。

但是,顯露在其眼前的李國華,怎麼能和才氣縱橫、薄倖而能自我調侃、不失「一團和氣」的胡蘭成來相比:李國華是縮了水,又縮了水的贗品,怎麼是人家那個料子? 那麼自己的遭遇,沒有「取法乎上」的例子可作比擬,可以攀付,像是握住一條纖弱的蛛蜘遊絲,可以脫離那血海深淵,自己只會陷落於更深層更恐佈的煉獄。自己所經歷是如此的苦,隨著歲月的增長,越來越苦,那麼真實,人世難見!每次的崩潰,再次的蘇醒,世界越來越形恐怖!那麼自己所經歷的,該是越戰式的殺戮戰場,如果還不夠令人驚懼,那就是是奧斯威辛的集中營:少女勞苦完畢,每晚排隊準備「淋浴」,今天是輪到奇數號或偶數號,向左或向右,走入瓦斯室,窒息前和同伴們淒厲的尖叫,或是苟延長喘,等待明後天另一個號數,毫無選擇。

或者是許多文學家夢魘的核子大戰,人類從此消失,文學藝術拯救了人類?那麼人類未能被拯救,而我不被拯救又算得了甚麼! 當少女經過九年的努力,多次的崩潰和蘇醒,她已自覺自己已到煉獄的底層。現在成熟的她,已不再尋找自我的「救贖」而是「殉道的見證」! 『我不是說我在做很偉大的事情,我覺得我的書寫是墮落的書寫。』『我寫的時候會有一點恨自己,我覺得我自己的書寫是屈辱的書寫,是 Disgrace!』 『(我寫的)這故事,其實很簡單,大概用兩三句就可以講完,很直觀,很直白,很殘忍,就是,有一個老師,長年用他老師的職權,誘姦、強暴、性虐待他的學生。』 『很簡單的兩三句話,我還是用很細的工筆,也許是太細的工筆去刻劃它。

我想要叩問的是:身為書寫者,我這種變態的、寫作的、藝術的慾望是甚麼?』 『我常對我的讀者說:當你在閱讀時,感受到痛苦,那都是真實的;我更要說,當你感受到所謂真實的痛苦,它全部是由文字和修辭所建構而來的?這是我要叩問的問題!』 『我的整個小說,從李國華這個角色,到我書寫的行為的本身,它都是非常巨大的詭辨,都是對藝術真善美的質疑……』 為了保衛藝術真善美不受質疑,為了見証讀者的痛苦是真實,不是文字、修辭和故事的建構所帶來的,作者不得不把李國華這種齷齪、不入流的人物引入故事中,因為這是她十七歲時的親身真實經歷,而她的自盡,只想見証這九年來自我救贖的努力是真的,雖然結局是虛無。

藝術的表現和存在是不可分,讀者感受到痛苦是來自存在的真實而不是表現:作者以孤弱的生命見証此點,藝術真實的存在,比她生命的存在更重要。 可是讀者的我們,可以接受作者單面、放開的解釋?當我們是讀者時,這個作品,某種形式已屬於你或我的。我們可以有我們的解釋: 少女幾次的精神崩潰,都由於覺悟到播撒到她身體內的「愛」原來竟是「病毒」。她用「看不起自己」的方式,刻筆描寫,只怕會又有更多十七歲純情的少女,會被帶入那小公寓中,承受同樣的病毒的摧殘!不是嗎?只要沒有人發現,就是「合法」,走出公寓,誰能說他們不是「正人君子」!

如果你認為思琪少女走向毀滅而不可回頭,不是因為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她有愛,最後她心中有性(因而難以自拔!),你就太低估思琪了!思琪是覺悟了!如覺悟到「巧言令色」的男人,沈迷在自戀的幻境,他們只愛那埸景,喃喃自語,只有散佈病毒,才找到自我的存在。「巧言令色」的藝術,只是離開真實,只會摧毀藝術,「寫詩」只會是個掩飾。李國華只是個「採花賊」、「性的掠奪者」!社會法律的規條,可能辦不了這些「正人君子」,但是社會會把他們視作「反面的樣板」。如果李國華認為自己是正人君子,何妨「雖千萬人吾往矣!」坐坐捷運,到各處商場走走如何?讓全民有個「陪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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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5 胡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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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藍紅兩中敘事窠臼,建立台灣自身的反共論述

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當布魯塞爾響起台灣聲音:淺談蕭美琴歐洲之行的意義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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