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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與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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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作者說:『很多人看完這個書都會說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被誘姦或是被強暴」的故事,……..但硬要我去改變這句話的話,我會把它改成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它裡面是有一個愛字的,可以說,思琪她注定會終將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正是因為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有愛,甚至到最後她心中還有性,所以這絕對不是一本憤怒的書,一本控訴的書。』

不是憤怒和控訴的書?充滿了柔情?有欲望有愛?……是這樣子嗎?昨天鄉民們解秘部份「少女思琪」加秘的部落格,發現她被「佔有」是在高二暑假。第一次精神崩潰,是在她高三時,因為當時遇到「名師」帶著另一位少女,對她說:這是他的另愛,讓我們三人一起愛愛! 「一起愛愛」是夠隱晦的,這需要聰明、正義感的鄉民們能努力釐清。某國立大學教授聲稱,父母應當負子女性教育的責任。胡某相信即使最開放的父母,也不會把「一起愛愛」可能的「轟趴」另類形式,列入對女兒性教育的「正規」項目。

圖片來源:博客來
圖片來源:博客來

某位立委說的很準確:這不只是污穢,而是病態! 不管如何,高三以後,少女陷入她難以跨越的黑洞深淵。她是努力用她的方法拯救自已。一開始,她並沒有放棄對這個世界的信心:例如; 『我甚至相信李國華在某些時候是愛的……..愛思琪這些小女生;但是,他更愛的是自己的演講,他愛的是(小女生們深情仰慕的)的場景,他愛的是這個畫面。』 即使少女開始瞭解她的遭遇是污穢、邪惡的,她仍然安慰自己,她想追尋的藝術,仍然能存活下去: 『小公寓的壁紙花紋,那些腥羶的細節,小說裏你看得下去,因為你在其中得到了一種審美的快感,有一種痛快!』 把自己所陷入的黑暗深淵,比作她所愛慕作家「張愛玲」的所受的情愛創傷,安慰自己並不孤獨;那麼玩弄張愛玲的情感、寫「今生今世」的胡蘭成不就是李國華的原型。

但是,顯露在其眼前的李國華,怎麼能和才氣縱橫、薄倖而能自我調侃、不失「一團和氣」的胡蘭成來相比:李國華是縮了水,又縮了水的贗品,怎麼是人家那個料子? 那麼自己的遭遇,沒有「取法乎上」的例子可作比擬,可以攀付,像是握住一條纖弱的蛛蜘遊絲,可以脫離那血海深淵,自己只會陷落於更深層更恐佈的煉獄。自己所經歷是如此的苦,隨著歲月的增長,越來越苦,那麼真實,人世難見!每次的崩潰,再次的蘇醒,世界越來越形恐怖!那麼自己所經歷的,該是越戰式的殺戮戰場,如果還不夠令人驚懼,那就是是奧斯威辛的集中營:少女勞苦完畢,每晚排隊準備「淋浴」,今天是輪到奇數號或偶數號,向左或向右,走入瓦斯室,窒息前和同伴們淒厲的尖叫,或是苟延長喘,等待明後天另一個號數,毫無選擇。

或者是許多文學家夢魘的核子大戰,人類從此消失,文學藝術拯救了人類?那麼人類未能被拯救,而我不被拯救又算得了甚麼! 當少女經過九年的努力,多次的崩潰和蘇醒,她已自覺自己已到煉獄的底層。現在成熟的她,已不再尋找自我的「救贖」而是「殉道的見證」! 『我不是說我在做很偉大的事情,我覺得我的書寫是墮落的書寫。』『我寫的時候會有一點恨自己,我覺得我自己的書寫是屈辱的書寫,是 Disgrace!』 『(我寫的)這故事,其實很簡單,大概用兩三句就可以講完,很直觀,很直白,很殘忍,就是,有一個老師,長年用他老師的職權,誘姦、強暴、性虐待他的學生。』 『很簡單的兩三句話,我還是用很細的工筆,也許是太細的工筆去刻劃它。

我想要叩問的是:身為書寫者,我這種變態的、寫作的、藝術的慾望是甚麼?』 『我常對我的讀者說:當你在閱讀時,感受到痛苦,那都是真實的;我更要說,當你感受到所謂真實的痛苦,它全部是由文字和修辭所建構而來的?這是我要叩問的問題!』 『我的整個小說,從李國華這個角色,到我書寫的行為的本身,它都是非常巨大的詭辨,都是對藝術真善美的質疑……』 為了保衛藝術真善美不受質疑,為了見証讀者的痛苦是真實,不是文字、修辭和故事的建構所帶來的,作者不得不把李國華這種齷齪、不入流的人物引入故事中,因為這是她十七歲時的親身真實經歷,而她的自盡,只想見証這九年來自我救贖的努力是真的,雖然結局是虛無。

藝術的表現和存在是不可分,讀者感受到痛苦是來自存在的真實而不是表現:作者以孤弱的生命見証此點,藝術真實的存在,比她生命的存在更重要。 可是讀者的我們,可以接受作者單面、放開的解釋?當我們是讀者時,這個作品,某種形式已屬於你或我的。我們可以有我們的解釋: 少女幾次的精神崩潰,都由於覺悟到播撒到她身體內的「愛」原來竟是「病毒」。她用「看不起自己」的方式,刻筆描寫,只怕會又有更多十七歲純情的少女,會被帶入那小公寓中,承受同樣的病毒的摧殘!不是嗎?只要沒有人發現,就是「合法」,走出公寓,誰能說他們不是「正人君子」!

如果你認為思琪少女走向毀滅而不可回頭,不是因為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她有愛,最後她心中有性(因而難以自拔!),你就太低估思琪了!思琪是覺悟了!如覺悟到「巧言令色」的男人,沈迷在自戀的幻境,他們只愛那埸景,喃喃自語,只有散佈病毒,才找到自我的存在。「巧言令色」的藝術,只是離開真實,只會摧毀藝術,「寫詩」只會是個掩飾。李國華只是個「採花賊」、「性的掠奪者」!社會法律的規條,可能辦不了這些「正人君子」,但是社會會把他們視作「反面的樣板」。如果李國華認為自己是正人君子,何妨「雖千萬人吾往矣!」坐坐捷運,到各處商場走走如何?讓全民有個「陪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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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5 胡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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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賭、抑或政權長期化的第一步? —淺議日本高市首相決定解散國會眾院、提前大選

自9日晚間讀賣新聞首先獨家報導「高市首相有意在23日國會眾議院(定員465席)『通常國會』(國會常設會期)開議時,宣佈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為新的一年的日本政界投下震撼彈開始、延續超過1個禮拜的猜測與論議,終於在19日傍晚,以高市首相親自公開宣佈「23日解散、27日公告,2月8日投開票」日程的方式劃上句號。 君主立憲—議院內閣制的日本,國會眾院每屆任期法定最長為4年,在憲政體制與實務交互影響下,業已確立「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首相專屬權限」的憲政慣例,晚近的幾位自民黨首相,就任後面對「是否提前大選」課題的態度與作法,大致上有效率派與慎重派2種,不過視當時內外處境及局勢,這2種作法與大選的勝負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連帶關係。 高市首相之所以最後決定提前大選,其直接理由在於為財政、安保等幾方面國家大政的變動,訴諸公民的審判、爭取新的民意授權;也因此,高市首相在將決定勝敗的標準,定在相對穩健的「執政聯盟自民黨與維新會2黨,是否取得過半的233席」的同時,也承諾恢復遭石破前首相一度中斷的「若未達成目標就辭職下台」的黨內慣例,可以說是下了重注。 而高市首相此一決策的深層原因,則是為日本政局重新開機。 2024年10月石破茂就任首相後,旋即宣佈提前大選,但此一決定不啻是石破結合一吐「身為黨內左派,自認遭安倍首相為首的保守派長期打壓」的私怨、以及「寧願折損席次,也要壓制黨內保守派再起」的算計,於是才有將選戰主軸設定為「決算政治與金錢問題」,以及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對政治資金漏未申報、不乏安倍派清和會成員的黨內議員,復施加不予提名、或者不重複登錄於區域比例代表名單(以剝奪惜敗復活可能性)的處分。 選後石破如願以償,不僅自民黨席次從選前穩定過半的261席,重挫到只剩191席,即使加上公明黨的24席仍不足過半,為了維持少數執政,石破不僅違反「黨總裁國政選舉敗選後必須下台」的慣例,更在國會眾院的人事安排上,將預算委員長讓給立憲民主黨,使預算審議與成案與否的大權,旁落到左翼在野陣營,為後來的高市首相留下難題;其後石破在無力妥善處理對中、在日外國人及米價飆漲等課題的同時,其態度與作法也明顯與都市青壯自發保守層背道而馳,於是才有去年的東京都議會、以及國會參院(定員248席)定期改選的連嘗敗績,與其後黨內保守勢力在麻生太郎前首相支持下重新集結,循黨章程序發動倒石運動、石破不堪倒石聲浪終於宣佈將辭職,使高市早苗能夠在黨總裁補選中,擊敗獲得黨內左派勢力支持的小泉進次郎農水相,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黨總裁、與內閣制度實施140年以來首位女首相的一連經過。 高市首相上任前後,黨政人事兼顧派系平衡與知人善任,獲得社會廣泛好評;上任後犧牲睡眠時間戮力從公,推出「廢除燃料重複課稅」及「研議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等政策,也確實有意減輕民生壓力,復以在台灣有事相關發言後,毅然應對中國叫囂與侵擾,加上積極處理在日外國人諸般問題,各方面政策都切中民眾關注與所需,於是在各大媒體的民調中,支持度穩定維持在6~7成有餘的高水準。 但,石破時代的國會格局也依然困擾高市內閣,即使執政聯盟的友黨,從不滿高市保守路線、因此拆夥的公明黨,換成有相當共識與共同目標的維新會後,新的自維執政聯盟在國會眾院僅保持233席的微弱多數,在國會參院更只有120席、距過半還差5席,雖然參院無法半途解散,但所幸日本國憲法在國會兩院的權力配比,採「眾院優位主義(法案在眾院通過後,即使在參院未能通過,只要眾院再度表決有2/3以上贊成,仍可正式成為法律)」原則,也因此取得眾院穩定多數,成為高市首相的當務之急。雖然高市首相有嘗試過「將國民民主黨納為執政聯盟第3黨」的方案,但由於國民民主黨玉木雄一郎黨首的個人盤算、以及該黨支持基盤等因素而未果,於是在個人支持率維持高水位、但國會眾院已達「非改選無以穩定執政推動政策」處境,且有黨內民調數據支持的情況下,高市首相宣佈提前大選、以此作為尋求自身執政長期化的第一步,也就成為勢所必然。 不過,高市首相的此一決策,卻也遭到黨內外的挑戰,黨內有論者以「此舉與豪賭無異」、「影響4月起新財政年度所需的預算審議、以及配套的民生經濟對策」為由,表達反對的意見,岸田與石破2位前首相的黨內左派勢力也蠢蠢欲動;黨外則有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無視於雙方政策差異、為選舉算計(特別是公明黨背後的創價學會宗教組織票,決定勝敗的可能性)而苟合組成的新政黨「中道改革連合」,在某些親中色彩濃厚的傳統媒體,以2024年10月眾院大選自民黨重挫、與公明黨支持層流向的推算為基礎,所作成的預估中,看起來似乎有技壓自民黨、實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也無法令人就此輕鬆以對。雖然執政聯盟2黨內部、週刊文春等媒體,以及保守派的言論人,仍然普遍看好自維2黨選情,甚至樂觀評估「自民黨自身就能夠拿下過半或更多席次」,但距離2月8日還有2個禮拜多,中間是不是會再有什麼變化,對於高市首相與自維執政聯盟而言,無疑需要謹慎應對、穩紮穩打,「小心駛得萬年船」。 作者:吳哲文

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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