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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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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歷史上,首都巴黎和地方省區(provinces)政治立場常是對立的。

以往,巴黎市民可能是羣一腦子理想、滿腔社會正義,專寫政治宣傳小冊子的文人、律師和雄辯的名嘴,以及易被激動、無產階級、紅的發熱的「無褲黨」;而省區則常是土地貴族、天主教會、保皇又保守的農民以及有反革命現行犯嫌疑的「退將」。

可惜,法國從封建王朝以降,施行的是「中央集權制」,官僚體系堅固有如磐石:誰控制巴黎,誰就可控制法蘭西。巴黎的主政者,例如說「公共安全委員會」,決議用「斷頭台」,對付不愛國的異己。一羣特務、武警,就會從巴黎出發,到省區各處,郡守們一定聽命,廣設斷頭台,依巴黎的黑名單和指示,「清鄉」。

Image result for 法國革命

圖片來源:http://notcomment.com/wp/?p=55505

 

只有當外患兵臨城下,或是市民分裂,省區的地方武力結合「反動派」,才會有機會反撲,「逆向清鄉」、「逆向屠城」:巴黎市民犧牲抗暴的歷史再添新頁,嘔歌的新詩章,雄壯的新舞曲,塞納河的流水,何言哉,繼續往前流!

因為歷史是如此,從1789年大革命以來,久而久之,巴黎市民的歷史被視為共和國的偉大和光榮的傳統;而地方省區被視為「反動」、「民粹」、「地方主義」,「極端右派」、「歷史的逆流」,上不了廟堂,更不值得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理論家,深思研究,在大學堂裏授課,媒體上論述,能成其一家之言,蔚為一時風氣。

但是,某部分的歷史事實還是事實,某階級的社會力量還是力量,不管你如何輕視,它總是存在:看法蘭西政治,不能只有巴黎市的觀點。

以這一、二天台灣新聞為例,我們可以看到下列報導:(法國)主流左右二派合作,消滅「極右派」的氣焰!支持極右派的羣衆都來自省區、郷野,不能代表都市主流精英、年輕世代的觀㸃!左派的「社會黨」聯合右派的「共和黨」,支持中間偏左的「前進黨」,整個政治光譜的強大勢力都動員起來,向最右邊的一小撮、教育不高的「搗亂份子」宣戰!

到底極右派的「民族陣線」有甚麼樣的政治綱領,造成如此強大風潮,逼得左右不同的法蘭西主要政黨不得不合作?到底極右派有甚麼樣的社會實力,能撐起那麼高的政治氣焰?

首先,「民族陣線」反對移民:不要以為法蘭西文化優越,外來人口一定會接受「同化」: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不但不被同化,反而混亂了法國人的「自我認同」。國中有國,也就罷了,卻時遭反噬之患,百萬多移民社會都可能是恐攻的溫床。巴黎要全球化,想讓法蘭西影響力超越國界,就該想想過去殖民帝國時代的中南半島及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慘狀!接受移民,多少是過去法蘭西帝國榮耀的回憶!值得嗎?

第二,脫歐,如同英國。歐盟雖然會給法國不少的經濟好處,透過「法德軸心」,虛假地放大法國的經濟實力,歐盟像迷幻藥劑,令法蘭西不會準確估算其強弱之處:法國之弱只是歐盟之弱,歐盟之強倒是法國之強,有了歐盟法國可以不再「沈思」。對巴黎的精英階級而言,全球化只會對他們有現實的好處,而且滿足形上心靈的需求;長程而論,法國人民和社會不知「盛衰之變」,將來是要付出代價的。

第三,全球化並不能解決問題。歐盟可算是全球化的具體例子。以為堅持歐盟的理想和政策,就能對所有難題有解決的方法,是這樣嗎?—-看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懸而未決的債務問題。全球化需要全球民族大遷移,歐盟的申根條約是能做到這一點。歐盟內部各國文化、教育的不同,也造成各國人民「生產力」的不同。歐盟內部人民需要尋找需要自己技能的國度(假如自己要獲得較佳就業機會),結果會是「強國更強,弱國更弱」。弱國中的弱者以往可能藉使用「政治實力」,取得自己國家的保護,而獲得相當的救濟。但今日國家相對弱化,要配合歐盟在布魯塞爾的中央官僚的政策和決定。

最明顯的,因為歐元貨幣的統一,各國喪失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許多弱勢國度的人民會認為遠在天邊的德國首相比他們自己的總統、內閣總理更能影響他們的生計,但是他們能影響德國首相的決策嗎?全球化必然權力重新分配,有「權力強化」的一羣,另有「權力減損」的一羣。全球化的支持者常不瞭解:數目甚大、失意的一羣是集中在某一特定地區,而集團投票;不是平均分散各處,可以各個擊破。美國大選有所謂的「搖擺州」,川普的勝利是基於搖擺州的勝利。要是失意、憤怒的選民能平均分配各地,今天美國總統應該是克林頓總統!

以上只是想超脫單純政治考量,來討論法蘭西新的政治發展,即使五月間第二輪大選,如多數人所預測,民族陣線失敗:故事並沒有結束,而是有了新的開始。近二十年來,全球一下子就跳躍到全球化經濟新秩序。不幸,基本上,我們現行的經濟理論、金融經驗並沒有跟得上一廂情願的時代潮流。這點經濟學家們自己應該很清楚!有數百年大英帝國興衰經驗的英國人也很清楚!更怪異的是連法國共產黨也很清楚,居然是唯一不攻擊民族陣線立場的法國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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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7 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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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結束史上接待層級最差的「國共論壇」之後,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在廣播節目中,針對美國對台灣在野黨刪減國防預算所施加的政治壓力,發表了一連串強烈言論。他質疑美國是否真正尊重民主制度,並強調台灣國會對預算的審查權不容外國干預。這番話迅速引發輿論爭議,也讓一個長期被模糊處理的問題浮上檯面:在高度依賴盟友安全承諾的現實下,台灣的民主程序究竟應如何被理解與實踐? 從制度層面來看,蕭旭岑的論點並非全無根據。預算審查本來就是民主國會的核心職權之一,任何政府包括美國,也都必須接受國會對國防支出的質詢與刪減。若僅從這個角度出發,要求外國政府尊重台灣國會的程序正義,並非不合理。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權利刪減預算」,而在於「刪減的是什麼、是否能提出充分的政策責任說明」。 基於上述,爭議開始擴散。美國對台國防預算的關切,並非單純出於價值宣示,而是與軍售、訓練、戰略協作等高度實務層面緊密連動。當台灣在野黨大幅刪減相關預算,卻未能清楚說明替代方案或整體防衛構想時,外界自然會質疑,這究竟是嚴格監督,還是政治操作?若僅以「民主程序」作為防護罩,卻無法交代國防安全的整體邏輯,反而容易削弱民主制度本身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蕭旭岑以官階高低來比較美國在台代表的說法,也暴露出台灣長期存在的外交認知落差。現實中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從來不完全取決於名義上的官職,而是來自制度授權與實質功能。當公共討論淪為「誰比較大、誰比較小」的位階競逐,不僅模糊了真正該被討論的政策責任,也讓外交議題被簡化為情緒性對立。依筆者對中國大陸的國情認知,具有國師地位的王滬寧,恐怕也瞧不起諂媚談話的蕭旭岑,而且給臺灣選民留下非常負面的觀感。 對國民黨而言,這場爭議同樣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它確實回應了部分選民對「外部壓力過度介入」的不安,也強化了在野監督的姿態;但另一方面,若無法清楚區分「捍衛國會權限」與「否定安全合作」的界線,長期下來,恐怕會加深外界對其國防立場的不信任。尤其在區域安全情勢高度緊張的背景下,任何模糊訊號,都可能被過度解讀。事實上,固然蕭旭岑的發言能鼓舞國內的統派,但最大在野黨副主席說出這種「詭辯」,恐怕更不利國民黨的選情,往後黨主席鄭麗文用何面目去見谷立言? 這起事件真正值得社會反思的,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發言,而是台灣民主在現實壓力下的成熟度考驗。民主不只是拒絕外部干預的口號,也包含對內部決策後果的承擔。若國會選擇刪減國防預算,就必須同步提出更具說服力的防衛策略;若政府主張強化國防,也應誠實面對軍人待遇與制度改革的不足。唯有如此,民主程序才能不只是形式正確,而是真正負責。 在國防與外交議題上,台灣不可能完全脫離國際結構,但也不應放棄自身的制度尊嚴。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考驗的不是誰的聲音比較大,而是台灣的內共共識是否願意把民主,當成一套需要被認真運作的制度,而不只是政治攻防的工具。蕭旭岑的無知發言,不僅污辱國民黨,也不會讓王滬寧高看一眼,蕭旭岑的「昧王貶谷」發言,不僅讓國人啼笑皆非,更對國民黨年底選民具有「雙刃劍」效果。 作者:林士清

如何看「世紀血案」爭議

取材自1980年震驚全台、至今仍未偵破的「林宅血案」的國片「世紀血案」在日前召開殺青記者會後卻成為社會撻伐的眾矢之的,不僅是主演的李姓演員在記者會失言說「(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引發公眾撻伐,其他演員也成為撻伐的對象而紛紛公開道歉,更讓人詫異的是導演徐琨華祖父即是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除了前述爭議,製片方除了承認「溝通不周」,還坦言沒有得到林義雄等遺屬同意翻拍,目前該影片上映的前景可謂岌岌可危。   「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讓台灣公眾重新注意到發生在四十多年前那場可怕的政治謀殺案,那起命案不僅奪去包括兩名女童在內的三條無辜人命,更被視為當年國民黨政權在鎮壓美麗島民主化抗爭之後的秋後算帳,迄今仍然是未能偵破的懸案。   而「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不僅僅是該影片製作方、演員們的問題,還突顯出幾個值得關心的面向:   首先是公眾轉型正義教育的不足,當該片多位演員說出「(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有一種真的是福爾摩斯跟華生辦案的那種快感」、「他X的,我就拍一場戲,還給我一堆東西要我讀」等輕慢言語,卻輕忽「林宅血案」對台灣公眾的歷史創傷,顯示轉型正義教育在公眾,特別是演藝圈的嚴重欠缺。   其二是導演徐琨華祖父為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如此敏感的身份,在處理這個題材上應該更謹慎、更謙卑,尋求被害者遺屬的同意跟理解,然而他沒有如此做,並且在爭議延燒之際,讓演員們承受外界壓力,自己卻避不見面,沒有擔當的勇氣讓人搖頭。   其三是「世紀血案」反映出台灣影劇圈面對戒嚴政治事件仍然不如南韓影劇圈在面對近現代史題材那樣敢於反省跟直面,台灣影劇圈中人應該捫心自問,為何在「世紀血案」問世之前,台灣影劇圈,特別是台派文化界為何不曾觸及「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事件,除了2009年美國電影「被出賣的臺灣」曾觸及前述事件外,台灣主流影劇圈從未把前述事件影視化,相對南韓影劇圈在處理近現代史題材的大膽、直接,台灣主流影劇圈則畏縮不前,反倒讓「世紀血案」這樣充滿問題的作品詮釋「林宅血案」,突顯出台灣主流影劇圈的因循怠墮。   「世紀血案」的爭議如同一面鏡子,照出台灣影劇圈處理轉型正義題材的問題、公眾轉型正義教育欠缺等種種問題,台灣社會在給予該片應有的批判時,更該從該片的問題中反省轉型正義的種種不足,才能避免「世紀血案」的爭議再次上演。 作者:局外人

[轉] 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日本眾議院大選,自民黨直衝310席修憲主導權門檻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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