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單一事件的影響之下， 修法造成單一罰則提高，卻未顧及不同犯行之間的罰則平衡與合理化，導致法律對犯行的價值觀錯亂。難怪有人說虐待勞工不如虐待動物，酒駕還比開Uber罰得輕。
幾天前新聞報導，當初在2012年酒駕的葉少爺被假釋出獄，新聞也回顧當初因為葉少爺酒駕，造成三人死亡，還有許小妹妹的爸爸因妻子車禍身亡而傷心過渡猝死，她因這起酒駕事件成為孤兒。 猶記得那時因為這起酒駕肇事，讓社會輿論沸騰，民眾累積之前對於酒駕的不滿，認為罰則太輕導致對於酒駕者沒有嚇阻作用，才會一再發生酒駕肇事，要求要修法提高酒駕的罰金金額。也因此立委順應民意，將刑法第185-3條（重大違背義務致交通危險罪）酒駕超標的罰金提高到至今的20萬元。
講到這裡，就想到去年也有類似的模式出現，軍中有流浪犬小白被凌虐致死，又有台大僑生虐待流浪貓事件，殘忍的畫面引起社會公憤，因而要求虐待動物應該提高罰則。 於是虐待動物成了眾矢之的，立委又在民意強烈的要求之下，修改動物保護法第25條，調高虐待動物的罰金到最高200萬元。
最近看到的例子，則是Uber在計程車業者的抗議之下，修改公路法，把Uber的罰款，將從原本的5萬到15萬元，提高至10萬到2,500萬元，罰款金額之高居全球之冠。 立委本身是民意代表，接受民意要求提案修法，本就是民主程序。
但現在看來的趨勢是，在單一事件的影響之下， 修法造成單一罰則提高，卻未顧及不同犯行之間的罰則平衡與合理化，導致法律對犯行的價值觀錯亂。難怪有人說虐待勞工不如虐待動物，酒駕還比開Uber罰得輕。
另一個問題是，罰則的提高對於一般人的確具有嚇阻作用，但是執法的可行性高低，卻有待案例驗證。若真的有法官用最高罰則來裁罰，會不會又有一番輿論，批判這法官是恐龍法官？或者根本不可能用到最高罰則，讓修法變成徒具形式。
法律的修訂，應避免單一事件的影響，也應該讓不同行為間的罰則有合理的比例平衡，否則以目前的現況，一旦立法或修法之後，若沒有引起大眾注意的不合理判例，要再修法可能沒那麼容易，但卻讓我們的法律變成事事皆重罰的畸形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