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若成功出訪秘魯APEC會議，出色的政治細胞勢必取得鎂光燈的焦點，但就怕在兩岸關係上喧賓奪主毀壞府方推派的美意。

2016年APEC各項會議在秘魯首都利馬將緊鑼密鼓地辦理，包含APEC領袖會議這場重頭戲，政黨輪替後蔡英文政府推派誰代表出席領袖會議，不僅牽涉APEC訂下「西雅圖模式」是否變動，更涉及兩岸關係的互動將持續冷感，抑或有破冰的契機。

總統府宣布由親民黨宋楚瑜主席擔任領袖代表出席APEC峰會，府方不依循前朝慣例指派前副元首出席，亦不派立法院第二大黨主席洪秀柱或第三大黨主席黃國昌，卻選擇第四大黨主席宋楚瑜，筆者認為還是「兩岸關係」因素所使然，宋楚瑜確實有通台北和北京的本領，自台灣1991年以中華台北的身份加入APEC以來，歷年來選派峰會代表都是一場和北京較勁的國際政治博弈。

時間拉回1993年美國西雅圖APEC會議，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希冀在原先部長會議的架構之上，增設非正式領袖會議。按當時駐美代表陳錫蕃的敘述：倘若APEC邀請李登輝出席，江澤民就不會出席。受限國際情勢，自第一屆APEC領袖會議起，雖然邀請函照樣由主辦經濟體派特使來台並致送，而台灣方面由總統皆派代表與會，形成APEC處理兩岸領導人參與峰會的西雅圖模式。

李登輝政府時期委派經建會主委或資政等層級擔任領袖代表，陳水扁政府上台後盤算藉APEC提升峰會代表層級，安排由副總統層級李元簇代表出席，但遭到北京當局的阻撓，致2001年未能出席在上海舉辦之經濟領袖會議。

2008年馬英九政府開啟與對岸較為和諧的兩岸關係，基於九二共識的立場或默契，包含後來的連戰及蕭萬長，臺灣代表出席APEC會議的層級已由部會首長提升為副總統層級，似乎逐步揚棄原有的西雅圖模式。

其實，自1993年首次領袖會議召開以來，北京均雖然強烈反對臺灣派出總統親自與會，為顧及APEC運作和諧及避免政治爭議，我方總統均指派領袖代表與會，而主辦會員體亦皆在平等原則下，提供臺灣方面領袖代表與其他與會會員體領袖相同禮遇及權益，亦象徵APEC均經由共識決達成。

是以，北京若失去APEC東道主的主辦地位，對於台北所指派的領袖代表向來無坊間甚傳的「否決權」，台北的峰會代表仍舊是照APEC的遊戲規則進行。

環顧我方歷年指派出席APEC領袖會議的人選有三：
一是副總統層級，連戰及蕭萬長屬之；
二是總統府資政及政務官層級，包含辜振甫、林信義擔任資政，或蕭萬長、江丙坤、彭淮南等均以政務官身份代表；
三是學界或商界人士，如李遠哲、張忠謀及施振榮均屬之。

筆者認為在原先APEC峰會的代表人選的機制上，府方仍想延續前朝時代由卸任副總統層級代表出席，若倒退成由政務官或民間人士代表出席亦無妨，只要不發生缺席2001年上海APEC領袖會議的遺憾都可接受。

事實上，筆者相信宋楚瑜若成功出訪秘魯APEC會議，出色的政治細胞勢必取得鎂光燈的焦點，但就怕在兩岸關係上喧賓奪主毀壞府方推派的美意，畢竟按照當前的憲政規則，兩岸關係和大陸政策的主導權，仍繫於總統一職，宋楚瑜主席僅是蔡英文總統在APEC領袖峰會上的代理人，切勿陷入道德危機而醞釀憲政爭議。

（林士清/智庫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