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意味著修正過去甚至否定過去。在重重悖論的圍困中，以及在層層權威的壓迫之下，如何走出一條創新之路呢？

作者 / 董潔林

“創新”一詞頻頻出現在中國各級政府的近幾年的檔之中，儼然成為核心國策之一，大約是因為政府意識到“創新”可能為社會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但一個古老的國家如何創新？難！因為充滿悖論。

金秋之際訪遊合肥，與中國科技大學的同事和同學們一起回顧人類科技創新的歷程、討論中國歷史上科技創新不足的原因。在此偶遇先秦史學家趙世超教授，趙老先生侃侃而談秦國的興衰，談“商鞅變法”的輝煌功績和慘烈結局，也談孔子創立的儒家以及後來發展的孟子和荀子兩個流派與中華文化的千古淵源。他的一席談話，讓人們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古國對創新的態度。

創新在中國。 圖片來源：鉅亨網

孟子重點主“仁”，宣導“法先王”，以古代聖賢為楷模而因循守舊；而荀子著重孔子的“禮”，宣導“法後王”，認為社會治理應該與時俱進。因此中國的政治和思想廟堂兩千年來呈現這樣的境況：“孔孟之道”雖有至高無上的思想地位，但如譚嗣同所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

“新”、“舊”表裏不一是中國社會價值觀持續數幾千年的一個大悖論，由此，種種小悖論也與古國如影隨形。特別是在古國上下重新舉儒學為國學的時刻，“創新”愈顯得像困境中的囚徒。

悖論之一：創新需求真，但古國喜偽善

古國求真是選擇性的，喜歡的就傳播，不喜歡的就視而不見甚至遮罩。對待謊言也是如此，對己有利就容忍甚至推波助瀾，不利的才打壓，於是阿諛偽善橫行。古國最近在網上掃蕩謠言，一些造謠者如”秦火火”等因此身陷囹圄，可出現了一位網上作家周小平，以“愛國”之名，編造貶低他國的資料和事件，此人受到官方熱捧，但民間批評很多。另一位網上作家方舟子一一戳破周小平文章的不實，卻被官方在網上全面禁言。

還有，認識到自然科技對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最近幾十年古國讓政治逐漸減少對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干預。但在社會科學領域，政治仍然是主角，學問往往只是附庸而已。殊不知對人和社會的真切瞭解也是推動創新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功利性太強的求真；收穫的大多是泡沫，選擇性求真得到的只能是更為有害的一半謊言、一半真相的混合毒藥，最大的受害者是社會信譽。《大秦帝國》電視劇中，商鞅有一句臺詞令人深思：“國有二法，國之悲哀”。

悖論之二：創新需求甚解，但古國信經驗

古國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經驗，積累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結論和常識，這些經驗性結論甚至化作了不容人們質疑的公理。每每有人挑戰這些常識，收穫的可能是嘲笑。

讓我們先讀一個最近在微信群中流行的段子：“昨晚上我為了增加學識，誤加入一個博士群。見到有一個人提問：一滴水從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體下來，砸到人會不會砸傷?或砸死？ 群裏一下就熱鬧起來，各種公式，各種假設，各種阻力、重力、加速度的討論，足足討論了近一個小時。 這時，我默默的問了一句：你們沒有淋過雨嗎？ 群裏，突然死一般的寂靜…… 然後，我就被踢出群了。”

這個段子欲顯深諳常識者對“傻博士們”嘲笑，卻不知正好反映了那些止於常識者對現代科技的無知。討論自由落體是幾百年前歐洲科學革命初期科學家們的一個熱門話題，由此產生了經典力學。那個時代的牛頓也曾因樹上的“蘋果掉下來砸頭”而苦思原因最後推導出萬有引力定律，從此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有了嶄新的視角。可惜，到如今古國仍然有太多人止於“下雨不會砸傷人”這種經驗常識，而不去探索這些常識背後之所以然，不去深究常識中可能暗藏的謬誤，失去了探索科學真理的機會。

近幾百年來，有識之士一直努力把科學引入古國，雖然“賽先生”已經在古國盤桓多年，但仍然是客，能否在信奉經驗的古國紮根，內化為古國文化的一部分，仍是未知數。

悖論之三：創新需要年輕能量，但古國老人主道

漫長的農業社會，平均人口壽命一直很短，因此能夠長壽的老人是個寶，他們有機會積累豐富的經驗，於是承擔了知識傳承和管理社會的重任，也造成了古國論資排輩的傳統。

積累經驗老人有優勢，但創新卻需要依靠年輕人，他們有熱情、有精力，也有無知無畏的態度。最近我分析了自從1901年諾貝爾獎首次頒獎至今的一百多年間，諾貝爾獲獎者首次發表獲獎關鍵論文的年紀，發現他們最具創造性的平均年紀一直在35到40歲之間沒有明顯增加，儘管這一百多年來人類的平均年齡從1900年的30多歲已經增加到今天的70多歲，而科研資源也有向年長者傾斜的趨勢。我相信這反映了人類生理的一些自然規律。

因此，如果一個社會重要機構和決策都由老人把持，創新資源也向老人傾斜，那麼這個社會的創新動力、能力和效率都會很成問題。如何從以老人為核心的農業社會轉型到由青年人唱主角的現代創新社會，考驗古國人。

悖論之四：創新需要去權威，但古國權威不容挑戰

先秦時代有多位思想家都很是嚮往古代先民的自由自在。老子宣導“無為而治”，有“小國寡民”之歎詠，莊子更是藐視廟堂和權威的世外自由人。然而農業社會並沒有像他們所期待的那樣回歸古代的簡樸和自由，而是社會規模越來越大，層次也日益增多，每個層次之上都有權威。最為束縛新思維的莫過於權威強加給人們的一元化意識形態。

世界其他地方農業社會的發展也大致走過了這麼一個逐步集權的過程。但最近幾百年去威權化成就很大，很多國家在探索如何儘量擴大個人自由的同時保證社會秩序，形成一個開放包容、多元化、既穩定又有創新活力的良性互動環境和社會治理體系。中國最近這一百多年也在進行著去權威化過程，但這個進程遠遠沒有完成，在反反復複中國家機器和其威權卻變得日益強大了。

創新意味著挑戰權威，偉大的創新甚至是一個顛覆權威的過程。而對於古國來說，家長、老師、學術殿堂以及各級領導，大大小小的權威不可挑戰。在創新和維護權威之間取捨，創新豈不落荒而逃？古國走出農業社會的威權時代還有很長的路。

悖論之五：創新需要走向未來，但古國頻頻回望過去

中國雖不是人類農耕文明的發源地，但無論是國家還是城市規模，或是精益求精的農耕技術，中華文明都可以說曾經達到了世界農耕文明的巔峰。因此，古國的夢想往往與過去相連，孔子老先生夢想著“克己復禮”，而今朝的夢被稱之為“民族復興”。

於是，頻喊創新口號的古國今天又重新從儒學中尋找營養。可是儒學一統中華官方思想數千年，使得歷朝歷代在“暴力推翻和高壓維穩”中循環往復，始終沒有走出農業社會輝煌，數千年科技成就雖有“四大發明”和不少農耕技術，但數量其實與古國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不相匹配，儒學又怎能在新時代指導古國走向創新社會？

創新意味著修正過去甚至否定過去。對於一個因五千年文明而充滿自豪感的古國，在她對歷史的頻頻回望中、在眾多似是而非的常識包圍下、在重重悖論的圍困中，以及在層層權威的壓迫之下，如何走出一條創新之路呢？

（本文作者董潔林博士是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蘇州大學企業創新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她於1988年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文中所述僅代表其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