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發現澎湖原人的考古意義

台灣在人類考古界寫下重要一筆，澎湖原人未來能見度應不會太低

作者 / 費文侯

澎湖發現的古人類化石「澎湖原人」，是台灣難得的重大考古發現，本文略作介紹。

人類祖先起源自非洲，人屬（Homo）誕生後，100多萬年前古人類往東亞方向遷徙，後來演化為「直立人（Homo erectus）」，最有名的是中國的北京人（約75到40萬年前）及印尼的爪哇人（約120萬到70萬年前），同時附近還有些親緣接近直立人的其他古人種。它們後來全部滅絕，目前沒有證據證明它們與約10萬年前再度離開非洲的智人，也就是現代人（Homo sapiens）的祖先有任何遺傳交流。

台灣澎湖水道海域發現「澎湖原人」的下顎骨化石，科博館表示，澎湖原人是舊石器時代最早期的人類。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澎湖原人親緣上與智人無直接關係，更接近早已滅亡的直立人，因此自由時報被廣泛傳播的新聞《考古史重大發現！「澎湖原人」為現代人類祖先》，無疑是錯誤的。可以說澎湖原人與智人有共同祖先（超過百萬年前），但這樣講意義不大，同一套也能說魚與智人有共同祖先（超過4億年前）。

這麼重大的本土考古發現，教育部新聞稿《臺日澳學者跨國合作 發現臺灣目前最古老人類化石》卻也犯了錯，描述澎湖原人年代「距今約45萬至19萬年」、「過去在臺灣發現最早的人骨化石是距今約2萬年的左鎮人（現代人）……將臺灣發現的古人類化石紀錄，往前推展至超過19萬年」。

事實上澎湖原人生存的年代，估計是距今45萬年內，最可能介於19到1萬年前。這是因為化石發現地點位於如今無法走人的海中，可見年代應處於19萬年內海水退去形成陸地，能夠走人的兩次冰河期時（19到13萬，或7到1萬）。澎湖原人可能並非「臺灣發現最早的人骨化石」，甚至有機會與現代人同時共存。

一般都希望化石愈古早愈好，但有趣的是，澎湖原人年代不太久遠這回事，也許反而大大增加它的價值，這來自它的兩大特色：位置與形態。「位置」指的是澎湖原人位於亞洲大陸的最東邊，目前美洲尚未發現非智人的古人種，也就是說古人種離開非洲，往亞洲前進的漫長旅程，澎湖原人是走最遠的。

澎湖原人的「形態」也很反常，本來認知是隨著時間靠近現在，古人類的形態愈來愈秀氣，然而澎湖原人的化石形態卻較為原始，不像其他直立人，反而較像年代更早的人種，這種反例之前只見於中國約40萬年前的「和縣人」。

有人也許認為挖到幾十萬年前的化石很厲害，其實澎湖原人更重要的科學意義在，它是距今不久前（19萬年內，甚至只有1萬）唯一外貌原始的人種，假如是100萬年前反而沒這麼有特色。澎湖原人在地區與形態上的特殊，意謂過去百萬年來的亞洲，人種分佈比本來所知更廣，多樣性更高。

考古學常與國際政治牽扯不清。澎湖原人是台日澳三國的共同研究，發現地點位於台灣，不少國際媒體報導這次發表的古人類化石，都以台灣本位出發，沒有「中國台灣的澎湖原人」這種用法，可謂台灣的勝利。靠著位置與形態上的兩大特色，未來澎湖原人在人類考古學界的能見度應該不會太低，而台灣之名，也在人類考古界寫下重要的一筆。

澎湖原人論文《The first archaic Homo from Taiwan》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5/150127/ncomms7037/full/ncomms7037.html

自由時報新聞《考古史重大發現！「澎湖原人」為現代人類祖先》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216708

教育部新聞稿《臺日澳學者跨國合作 發現臺灣目前最古老人類化石》
http://cal.nmns.edu.tw/NMNS_Cal/Detail_Ann.aspx?ANID=9839

108 thoughts on “台灣發現澎湖原人的考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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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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