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往往容易遭受誤解，也常常不被人們所理解。或許，這跟我們的教育過程及文化歷程有關。近日，一齣關於台灣文學巨擘的電影上映「台灣男子葉石濤」，講述了葉石濤先生的生命故事，還有諸多與文學相遇的轉折和恩典。有幸在這個時代，人們重新談起葉石濤，談起文學、人跟土地之間的關係，這是一件非常讓人感動的事情。
不過，也許是呈現角度的問題。文化人與電影人對於葉石濤先生的詮釋，可能會過於偏狹和跟大眾有段距離。我想，這就是大眾在理解文學的時候，總是沒辦法好好地注目端詳與深刻感受的緣故了！事實上，如果仔細回顧一下葉石濤先生的人生理路，就可以發現完全不同的感動。底下，將從幾個不同層次來剖析台灣男子葉石濤背後的文學原型：「1. 來自生活與土地的最深刻聲音及呼喚；2. 19世紀俄羅斯文學瑰寶下的接軌國際；3. 在斷根的文化下，硬是延續下來的生命之花。」
首先，來自生活與土地的最深刻聲音及呼喚。葉石濤先生的作品，並沒有很強烈的悲情與國族意識。曾經，他被視為追隨西川滿的親日派，而被當時的台灣派作家所大力撻伐的靶子與眼中釘。同時代下，葉石濤或許是個遭受抨擊與嘲諷的存在。然而，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不否就是在夾縫中尋求一個喘息的空間和掙脫出一個新的續命之鑰。也因此，葉石濤透過書寫土地和日常，來將內心的憂悶，宣洩而出！他少時喜歡坐著火車，在嘉義到高雄這段區間，到處探詢神奇的人文點滴，還有美妙及狀況的風景事蹟。因為，自小視力不好，總是戴著一副大大的眼鏡，不過這也讓葉石濤能夠以更加微觀的角度，來細細考察身邊的事物，還有小人物們獨特的口音。這也讓其書寫台南，包含當時的米街（新美街）、台南石舂臼，源自同名小說，也是現在的知名景點蝸牛巷，都成為有著特殊人文意涵的存在。想必，這是跟許多作家們的差異所在，也是在當代重新歸俯文學價值下，最特殊的韻味之處。「沒有土地，哪有文學？」一語道出葉石濤先生巨大的使命感，並且提醒著後輩的我們，失去了與土地的連結性，那將不再是深刻的文學，而只是牢騷呢喃。
再者，19世紀俄羅斯文學瑰寶下的接軌國際。葉石濤先生恰巧經過了日治末期，那是19世紀，經典文學的璀璨年代。當時，日本的翻譯產業盛行，所以許多第一手的文學作品，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屠格涅夫的「父與子」，都用深刻且不著痕跡地點出了社會性和時代性的問題與困境。霎時，擔任小學教員的葉石濤，趁著躲美軍大空襲的時候，藉著藏匿在防空洞的時光，手執著一本書，就一路看到了下午。這是他最難忘與珍貴的時期，也從中立下了，要將台灣文學，推上世界舞台的宏願。其實，那時的台灣人，都有著要成為「世界第一」的巨大抱負，這也是台灣最國際化、最有使命感、最以自己為傲的時刻。因此，如果能夠深刻了解葉石濤所身處的年代，就能明白文學不只是書寫，更是文化綻放的殿堂。
最後，在斷根的文化下，硬是延續下來的生命之花。當國民黨入台之後，台灣的文化面臨嚴峻的考驗。本來用日文書寫的作家們，彷彿失去了自己的話語一般，只有重新學習中文，才能延續本來的寫作和創作生涯。當威權的箝制下，書籍也成為禁絕的毒藥。各種形式的讀書會，就如同電影「返校」裡頭所描述的，成員們一一被捕入獄，輕則關個幾年，重則人頭落地。這對台灣的文化來說，是巨大的扼殺和破壞！在這個危難中，葉石濤繼續隱身在小學教員之下，經歷了幾次停筆，最後又再次書寫而起。他就這樣一路寫到了八十幾歲，或許他的身影，就好比筆中的「西拉雅女子潘銀花」一樣，幾經蹂躪、污辱、踐踏後，依舊正視著生命的點滴，而包容住萬事萬物，為台灣留下了不朽的傳奇！
從解析台灣男子葉石濤背後的文學原型看深耕土地，可以發現：「生活和土地，是文學有血有肉的關鍵；在穿透19世紀的世界文學後，葉石濤開啟了自己的文學視野，在苦悶的年代中，綻放希望；縱使，屢經文化斷根，葉石濤還是像潘銀花一樣，容納了一切，帶著我們看向未來！」文學是地上的鹽，而渡過黑暗的隧道，望向光明。
作者/黃宗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