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車站的樂音，正是沈伯洋想實現的文化境與公民空間的實現！＞ 近日，因台南車站新站落成，一台舊鋼琴，卻成為全台焦點。起初，是有一般民眾上前彈奏。沒想到，驚人的樂音，搭配著不相稱的穿搭，讓人不禁直呼，高手在民間呀！ 也因為，穿著樸素、休閒，更凸顯出，這些演奏者，不是刻意為之，而是信手拈來，就能獨奏或合奏一曲。其功力深厚，想必原本架設鋼琴的台南市政府與台鐵公司，都沒有想到，有這樣的情景吧！ 事實上，這架鋼琴是由台南扶輪社媒合、已故前台南市警察局長王文忠的家人所捐贈。台南是王局長職涯終點與退休之地，家人希望將陪伴多年的鋼琴回饋給這處土地，恰逢新站落成，讓愛心化為琴音陪伴過往旅客。 此刻，適逢年底九合一大選，以首都候選人沈伯洋提出的重要政見，打造「文化境」與健全「公民空間」，成為了很夯的討論話題。 其實，這並非遙不可及的宏大敘事，而是深植於市民日常生活的社會韌性工程。他認為，面對外部資訊戰與內部社會斷裂，一個城市的根本防線，在於市民能否在生活場域中感受到文化的陪伴，並於實體空間中重建公共對話的能力。 以台南火車站為例，舊站區成為民眾緬懷朱自清＜背影＞中，父親撿橘子的重要場景。這讓原本無聲的鐵道跟站體，變成一種新的文藝復興。如此，傷心的氛圍，似乎也轉化成背影中，那笑中帶淚的回憶了！ 這樣的敘事，同樣在新站體，感受到老舊鋼琴所傳承下來的愛與溫暖。可見，這鋼琴背後，不再只是一架樂器，而且一種一代接一代的懇切傳承呀！有趣的是，當人們已經覺得藝術無用的時代，文化跟音樂，卻成為撫慰人心的重要存在。那種走過時代的軌跡，再次用新的文化符碼與意義，重新上了新的顏色，令人感動！ 未來台南市政府可以思考的是，如何因地制宜。像是鋼琴少年Kiwi所說的，台南是個步調緩慢的城市，而台南人更嚮往心靈的富足。而台南火車站周邊，能否成為音樂與美食的饗宴聖地。這種「餘裕」，就好比沈伯洋的「運動驛站」等空間優化，會成為台南作為文化之都，很重要的基礎。 尤其，台南火車站新站在施工過程，也發現很多清代的遺跡。這將變成，未來很重要的「文化徑」，讓城市歷史成為市民漫步時可感知、可觸摸的日常場域。 ​ 從台南車站的樂音，正是沈伯洋想實現的文化境與公民空間的實現，可以發現，一旦公共空間與都更規劃應從源頭納入美學，經由良好的城市視覺與陪伴機制，不只可以減少孤獨感，更能創造具凝聚力的城鄉文化境環境。如此，我們不必再羨慕國外的景點，而是讓自己的城市、家鄉，有更多充滿記憶跟回憶的生命體驗與存在。這才是，城市人民之福呀！ 作者：黃宗玄

近兩年來，台灣政壇浮現出一種令人擔憂的政治溝通模式：「凡事賴給對手」與「惡意貼標籤」的現象屢見不鮮。面對外界質疑或社會反對聲音時，藍白兩黨的政治人物往往不針對問題本身進行實質對話，而是習慣性地將異見者貼上「青鳥」標籤，甚至將責任全數推給民進黨、「賴」給賴清德總統。這種「遇事就找假想敵」的心態，不僅無助於解決市政與社會問題，更讓人不禁反思：抱持這種拒絕傾聽、一味激化對立的心態，真的能當好一位包容全民的「父母官」嗎？ 首先，我們可以從地方首長與政治人物的具體行徑，看出這種排斥異音的傲慢與標籤化策略的氾濫。台北市長蔣萬安競選團隊推出的「病樹清除隊」遊戲中，將代表特定公民聲音的「青鳥」比喻為阻礙施政的關卡障礙；或是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在造勢場合上面對不同意見者，情緒激昂地怒罵「恁幹譙國民黨係咧幹譙什麼意思的」。 更嚴重的是，藍營部分政治人物在輿論攻防中，甚至會使用「蟑螂」、「老鼠」等非人化的貶抑詞彙來辱罵對手與反對派網民，或是用文字遊戲將政壇上的「洋流」曲解辱罵為「下流」、「佯瘤」。這些行徑都鮮明地顯示，當面對不順耳的聲音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貶低、敵化與情緒性飆罵，而非展現民主社會應有的溝通誠意。 其次，這種「轉移焦點」與「訴諸外部敵人」的政治操作，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涉貪爭議中也如出一轍。回顧案件脈絡，柯文哲的弊案明明是由國民黨籍市議員鍾小平按鈴告發，進而掀起後續的司法調查。然而，在面對這場由藍營民代發動的法律與道德檢驗時，民眾黨與柯文哲卻選擇無視客觀事實，依然將砲口全面對準民進黨，怒斥執政黨政治迫害。這種硬要將責任推給「頭號假想敵」的作法，儼然成為政治人物迴避實質檢驗、快速鞏固基本盤最廉價的脫身之計。 最後，政治的本質在於解決眾人之事，而民主社會的基石建立在對話與究責。若政治人物長期沉溺於「找敵人」的泥淖中，習慣將所有逆耳忠言或司法檢驗，都抹黑為敵對陣營的惡意操作，甚至動輒以非人化的詞彙辱罵反對者，不僅無法展現出承擔責任的首長格局，更會持續加劇社會的撕裂。 面對這種屢見不鮮的卸責與仇恨動員手法，選民應具備更高的識讀能力，回歸對政見實質內容的檢驗。一個真正合格的「父母官」，需要的是面對檢驗的勇氣與包容異見的胸襟，而非永遠將過錯推給別人、甚至口出惡言的膝反射式防禦。 作者：秦靖  

在當前的都會型選戰中，首長候選人的形象塑造與政見論述，往往是爭取中間選民與年輕世代的關鍵命脈。蔣萬安長期以來主打溫和、專業且具備現代都會感的人設，極力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淖，企圖以理性務實的市政框架跨越傳統藍綠光譜。然而，當國民黨內資深政治人物——特別是以言辭犀利、立場高度鮮明著稱的鄭麗文等人頻繁現身輔選時，原本意在展現全黨團結的造勢舉動，卻往往在實質效益上反噬候選人，演變成政治學者所警示的「反輔選」效應。 這種反效果的核心在於選戰主軸的嚴重失焦。鄭麗文在輔選場合中，習慣採取高張力、攻擊性極強的戰鬥風格，並夾帶強烈的反對言論與飽受爭議的兩岸論述。這種以激昂對立為基調的偏激言詞，固然能在深藍同溫層中迅速點燃情緒、鞏固傳統鐵票板塊，卻也同時將具有高仇恨值的負面標籤直接移轉給蔣萬安。對注重市政願景、生活治理的台北市中間選民而言，原本被期待是市政論辯的選戰，瞬間退化成藍綠惡鬥與統獨交鋒的舊戰場，直接沖淡了蔣萬安極力經營的清新治理形象。 更深層的傷害，在於這種輔選型態對中間選民與青年族群的排拒。年輕選民對國民黨最大的質疑，往往來自於黨內世代交替停滯以及與主流本土民意的價值落差。當台上站滿了過去十數年間爭議頻仍的「老面孔」，尤其是被外界打上親中、極端色彩的政治人物在發言台前主導話語權時，選民感受到的並非世代傳承的活力，而是舊體制勢力的揮之不去。這種言論風格不仅無法替蔣萬安拓展票源，反而激起非藍板塊與潛在中立族群的危機感，引發嚴重的「反向動員」效果，促使原本冷漠的中間選民流向對手或放棄投藍。 政治輔選應是擴大外溢效應的加法工程，然而當助選者的光芒與爭議蓋過候選人本身，甚至迫使候選人必須屢屢就助選員的爭議發言進行防守或切割時，輔選便徹底質變為政治包袱。鄭麗文等資深人物的偏激助選，看似在造勢台上掌聲雷動，實質上卻是以犧牲中間選票為代價的自耗遊戲；這不僅縮限了蔣萬安的拓票天花板，更成為其邁向連任與擴大政治影響力時，最難以承受的內部阻力。 作者：千水默內

立法院長韓國瑜日前再度批評行政院不副署法案及大罷免等政治爭議，甚至以台灣民主「腎虛」、需要服用六味地黃丸作為比喻，引發輿論議論。身為國會議長，韓國瑜的發言不僅代表個人政治立場，更牽涉立法院的制度形象與憲政責任。當國會與行政部門陷入嚴重對立，立法院長究竟應扮演協調者，還是持續以政治語言加深朝野衝突，值得社會深思。 立法院長雖然具有政黨背景，但在主持國會議事時，理應超越黨派利益，維護議事公正與憲政秩序。然而，近年立法院在國民黨與民眾黨合作下，從中央政府總預算、國防經費、教育文化及社會福利支出，到國會職權修法與重要人事同意權，均引發激烈爭議。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政黨間的政治競爭，更關係國家治理能否正常運作。 預算審查是立法院的重要職權，立委當然有責任監督政府支出，刪減不合理的預算。然而，監督權力不應脫離公共利益與政策實際需求。當國防、教育及社會福利預算受到重大調整時，國會必須提出充分理由，清楚說明刪減依據及可能影響，而非讓預算審查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尤其面對台海安全情勢與國際局勢變化，國防資源配置更需要審慎評估，避免政黨對立影響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立法院對司法院大法官人事案的審查，也涉及憲政機關能否有效運作。立法院依法享有人事同意權，但當朝野長期無法形成共識，導致大法官缺額持續存在，憲法審查制度便可能受到影響。國會行使制衡權力的同時，也應考慮憲政機關維持正常運作的必要性。 行政院不副署法律的爭議，同樣反映台灣憲政制度面臨的權力衝突。美國總統依憲法享有否決國會法案的權力，國會須經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同意，才能推翻總統否決。台灣採行不同的憲政制度，行政院得依憲法增修條文提出覆議，而行政院長的副署權則涉及憲法第三十七條的解釋及適用。 因此，不能直接以美國總統的否決權類比台灣行政院長的不副署權。然而，當立法權與行政權發生重大衝突時，究竟應如何維持權力制衡，避免任何一方過度擴張，確實是台灣憲政發展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近年國會改革、國安法制、立委助理費及相關財政制度的修法爭議，也使社會對立法院的監督功能與立法品質產生疑慮。國會多數固然具有民主正當性，但多數決並不意味可以忽略少數意見、憲法界限及程序正義。任何涉及人民權利、國家財政或憲政權力分配的法律，都應經過充分審議，並接受社會檢驗。 大罷免運動所呈現的政治動員，也反映部分民眾對國會運作的不滿。無論支持或反對罷免，人民透過憲法與法律所保障的政治參與方式表達意見，都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政治人物不應僅以選舉或罷免結果作為否定不同民意的理由，更應理解其中反映的社會分歧。 韓國瑜過去擔任高雄市長期間，曾因施政爭議遭到市民投票罷免。這段政治經歷正好說明，民選公職的權力來自人民，也必須持續接受人民監督。無論擔任地方首長或立法院長，都不能將選舉授權視為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 台灣民主的發展歷經戒嚴、黨禁、報禁、政治迫害及長期社會運動，才逐步建立今日的自由選舉與憲政制度。相較於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今日台灣人民享有更完整的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與政治參與權利。國際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長期將台灣列為自由國家，肯定其民主制度與公民自由的發展成果。 然而，民主成就並不代表制度已經完善。國會議事衝突、行政立法僵局、政黨惡性競爭及社會政治極化，都是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台灣民主是否需要以戲謔語言形容，而是政治人物能否以符合憲政精神的方式處理分歧。 立法院長作為國會的主持者，肩負維護議事秩序、保障不同政黨參與及促進國會正常運作的重要責任。即使對行政院或總統的政策有所批評，也應以制度論述與具體事實為基礎，避免使用容易引發對立的政治修辭。 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任何掌權者都必須受到監督，任何政治多數都不能凌駕憲法。台灣不需要行政權獨大，也不應容許立法權失去制衡。唯有各憲政機關尊重權力分立、依法行使職權，才能避免政治衝突持續侵蝕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韓國瑜身為立法院長，更應理解其職位所承擔的歷史與制度責任。台灣民主得來不易，國會議長應成為維護憲政秩序的力量，而不是讓國會成為政黨對抗的延伸戰場。這不僅是對韓國瑜個人的要求，更是台灣社會對所有國會領導者應有的共同期待。 作者：蔡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