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仍沒有一份令人信任的研究報告，能夠說明是因為外地人口和低端人口，是導致北京造成交通擁堵、水資源緊缺等城市病。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城市貧民區發展經驗，或許有許多參照的意義。北京本身發展過程，就存有住房、交通、用水等難以解決的民生問題，高端人口對資源的浪費，不下於低端人口的消耗，廣大的中端人口對成為高端有渴求，但對淪入低端亦有恐懼。
亞里斯多德所言：人們為了生活來到城邦，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試想：在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北京城的出入管制更加嚴厲，當初被強制遷移或被貼上標籤的低端人口，恐怕已無回到北京謀生的機會。
疫情讓北京加緊驅離低端人口的速度
以北京這座亞洲最大的城市為例，就業和收入水準是人口向北京流動的直接原因，公共服務水準和優質資源是北京吸引流動人口的關鍵因素，能力和社會資本對他們定居沒有顯著影響。對於有定居意願的低端人口而言，行業是他們最不在乎的因素。如果伴隨產業疏解不能提升收入的話，那麼這些人群寧願換個工作繼續留在北京。
北京居民生活與勞動密集服務業息息相關，造就輿論同情所謂的低端人口，大力指謫北京市政府沒有完善的住房配套措施。中國類似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都會區，其人口流動只會在大城市發生無限集聚的趨勢，以致發生城市資源環境承載的問題，且當地政府無有效合法地限制人口流動，只能通過設置高標準的政策體系進行管制，亦為城市發展不和諧與高風險的關鍵。
事實上，「低端產業從業者」的非正式說法，本身就帶有極為強烈的歧視色彩，城市發展過程中本身就以消耗勞力密集的服務產業為代價，保安、建築工人、清潔工人、垃圾處理工、快遞員或快遞小哥，對北京城市發展具有極大的貢獻，形成休戚與共的公民態度。職業本身並無貴賤，英雄不怕出身低，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發跡之前，亦有從事低端的產業工作，而最後在北京掙得一席之位者，才真正令人值得尊敬。
剝奪外來工作者居留在北京的機會
倘若低端人口在大城市獲得相對家鄉更好的收入，他們會傾向於接來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等非就業人口。對於特大城市的人口疏解而言，不應是某一類人口的疏解，個體疏解或者行業疏解，而是一個整體工程。城市疏解政策面臨的，不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群體，而是由更多非就業人口支撐的家庭。如此，單純的產業政策，就難以撼動低端人口的聚集和定居。
簡單且粗暴的疏解政策所直接造成的負面效應，通過產業政策剝奪了低端人口在大城市謀生的機會，反而會把他們逼入灰色地帶。比如取締街頭合法的早餐車，那麼他們會變成流動攤販，增加行政執法的成本；以各種名目拆掉打工子弟學校，只能逼迫學生們荒廢學業或者流浪社會，反而增加了城市不穩定因素。
華盛頓是政治中心，北京則是太多中心
中國經濟正面臨高速成長跌入低速成長之際，大城市需要勞動力供給來維持競爭力，所以對低端產業從業與就業者較能容忍，當有計畫地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恐象徵經濟成長放緩之際，就業提供機會已逐步減少，與低端業態相關的低端人口就成了城市的隱患，所以必須透過清理，來降低城市動亂的風險。
相對應美國首都華盛頓，它的定位很明確，功能定位也很單一，它提供的借鑒是—首都的主體功能要少且分散佈局，次要功能要弱化。相較之下，按筆者旅居北京的經驗，北京的功能定位可能太多的「中心」，導致資源都向北京集聚，然而人隨業走，經濟的發展也必然對更多的外來人口產生向心力。
遺憾的是，迄今仍沒有一份令人信任的研究報告，能夠說明是因為外地人口和低端人口，是導致北京造成交通擁堵、水資源緊缺等城市病。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城市貧民區發展經驗，或許有許多參照的意義。北京本身發展過程，就存有住房、交通、用水等難以解決的民生問題，高端人口對資源的浪費，不下於低端人口的消耗，廣大的中端人口對成為高端有渴求，但對淪入低端亦有恐懼。
官方日後是否藉「維穩」之名，強化清理低端人口政策措施的合法性，此為北京一般民眾最擔憂之處。
作者 / 林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