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樣以「百年國恥」為手段，培養破壞和平及侵略惡鬥「新民族性」的政權，國民黨要談交流而不先求善意、對等、尊嚴，並以「要和平 反侵略」（例如勸止中共騷擾及侵略台灣）為前提，這樣的交流恐怕無異投降或自取其辱，比央視「求和說」更不堪的侮辱還可能隨後發生。
國民黨等不到中共央視為「求和說」道歉，決定不以政黨名義參加本屆海峽論壇。江啓臣說兩岸交流要有對等和尊嚴地位；又說由於這次兩岸氛圍變化，與其勉強去，不如為下次交流做準備，只要兩岸都秉持善意，交流機會仍在。國民黨以上處置基本上恰當，央視的「求和說」意指乞求和平，暗示蔡政府被共軍的滋擾嚇到求饒。這種說法完全違反交流原則。交流必須合乎善意、對等、尊嚴，廿世紀九〇年代以來的兩岸交流正是秉持該原則。一旦兩岸「兵臨城下」還要談交流，或把屈辱的「求和」當成交流，這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不能接受的。所以無論國民黨或任何團體，要談兩岸交流就該「要和平 反侵略」。
交流的善意、對等、尊嚴都與「和平」有關。中華民國台灣自兩蔣時代（國共內戰）結束以來，就一直是崇尚和平民主自由的國家。中共由江澤民至胡錦濤當政時期，除了反對李登輝訪美演講及台灣第一屆總統直選而製造「台海導彈危機」外，對兩岸及各國交往也大致維持和平態勢。其中最令世界印象深刻的是由鄧小平「韜光養晦」轉化而成的中共「十六大報告」及胡錦濤的「和平崛起說」。二者都高揚「和平」的價值。
「十六大報告」宣示「我們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闡釋上述宣示，說它凸顯了當今人類社會應有的文明觀和共處觀，亦即和平發展，「和平代表著公正與平等，發展預示著進步與繁榮。沒有和平不能發展，沒有發展不能進步。而維護和平、促進發展，已經不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能夠主導的世界事務，它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參與和共同努力。」胡錦濤的「和平崛起說」正是在反映及延續此一精神。
不幸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的「韜光養晦」、「和平崛起」都被推翻，毛澤東的「對內全面壓制」、「對外全面對抗」重新恢復。中共對新疆、香港、內蒙（最近又延伸到朝鮮族等）的文化滅絕及極權壓迫，對台灣的無情打壓及肆意侵擾，對印度、澳洲、加拿大、捷克、美國等的報復與衝突，只有「毫無顧忌」可以形容。這些全部違反「和平」精神，都是與和平對立的「侵略」習性。
看看習近平政權何等「侵略性」？美國國務卿龐畢歐指控「若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它就必將改變我們」，並指習近平是「已破產的極權主義的真正信仰者」；中共反駁中國熱愛和平、沒有侵略及稱霸世界基因，中國在香港施行「港版國安法」更是「民心所向」，反而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才是在破壞國際秩序及國際關係準則。美國國防部發布2020年中國軍力報告書，指中共解放軍在東海台海南海及四鄰帶來諸多威脅；中國不但不承認，還指控美國才是「世界和平最大威脅」。歐盟主要領袖近日與習近平舉行視訊會議，歐盟方面批評中國經貿環境不公，「歐盟不會繼續被利用」，並表達對香港、新疆、西藏等地人權的關切；習近平堅稱香港新疆等是內政問題，中國有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統一，「世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權發展道路，中國不接受（你們這些）人權教師爺」。
正是習近平這種侵略性及「倒打一耙」，他才在網路界獲得「習總加速（中共敗亡）師」封號；同屬中共「紅二代」但頗具良知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才會說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早已不存在」，若中國真想進入現代文明社會、走向現代民主政治，就要「去習」、「非共」、「變革」與「和平」，「首先就要請習下去，打破目前這個僵局」。
而被關押至死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更早已指明中共用「百年國恥」及民族主義狂熱煽高人民仇外情緒，使中國陷入自卑與自大的惡性循環；他擔心一旦中國從自認被欺凌的弱國轉為強國後，既會欺凌自己人民，又會欺負其他國家人民：「當狹隘的民族主義價值超越了普世的自由主義價值，而且有了壓倒性的民意支援時，愛國就等於給強權暴政、炫耀武力和人性的殘忍下流提供辯護。」
（2005年我的《中國復仇民族主義再度上路》一文也寫道：復仇民族主義是廿世紀民族主義最大逆流，全世界共產國家又以中共最沈迷此道。從中共政權建立至今，中國一直以反外仇外做為教育及宣傳主調。蘇聯的反外仇外教育，到史達林時代達到巔峰，此後一蹶不振。唯獨中國歷久彌新，「百年國恥」由一九四九年喊到現在，即將變成「兩百年國恥」；反美反英反日等的間歇性爆發，則已不知重複多少次，連足球賽或校園種族風波都會演為反外仇外暴動。）
「百年國恥」教育宣傳培養出的「中國復仇民族主義」，就是中共破壞和平及向外侵略、惡鬥（如戰狼外交）的基因。在中共一代又一代的仇恨教育下，交流已成統戰的代名詞（九二共識也是），和平不是目的，侵略擴張才是目的。尤其自習近平上台後，一再宣傳及強化「中國夢就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2014年美國學者夏偉、魯樂漢合著的《富強之路》一書即為此質疑「韜光養晦」及「和平崛起」路線將被推翻。該書並引用退休海軍少將楊毅對國家新領導人的建言，慫恿習近平動用強勢軍力壓服四鄰，叫他們乖乖聽話。
對於這樣以「百年國恥」為手段，培養破壞和平及侵略惡鬥「新民族性」的政權，國民黨要談交流而不先求善意、對等、尊嚴，並以「要和平 反侵略」（例如勸止中共騷擾及侵略台灣）為前提，這樣的交流恐怕無異投降或自取其辱，比央視「求和說」更不堪的侮辱還可能隨後發生。
《富強之路》全書結尾分析了中共兩條道路的利與弊：一是若中共新領導班子身為國際強權而更強勢、更訴諸武力侵略，那將使中共喪失國際信任，「一旦變成好戰國，中國人渴望已久、辛苦追尋的全球尊嚴，就可能從眼前消失。」二是中國新領導人若能抗拒好戰誘惑，在與鄰國發生爭執時，採取寬容態度，在國內政治制度上，愈來愈合乎民主法治，並向人民負責，「那中華人民共和國終究有機會贏得長久夢想的榮耀，不只是強國，還是真正現代又偉大國家。」
鑒於國際對中共的反感逐日加深，中共的第一條道路愈行愈遠，國民黨及台灣任何團體若能因交流而讓中共回歸像《十六大報告》宣示的和平及不侵略精神，那不但有助兩岸關係回溫，更可助中國走向「真正偉大」復興。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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