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大選將至，但是國民黨已經在8月傳出多個縣市選情告急的消息，其中，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嘉義市都是被點名有望「藍天變綠地」的縣市，地方參選人目前民調落後給綠營對手。另外在台東、基隆、新北的綠營參選人也將迎來前總統蔡英文擔任競總主委，有望為原本五五波的選情加溫，加上藍營「最強母雞」蔣萬安面臨對手牽制。國民黨之所以遭致如此境地，當然國會亂搞是因素，另外內部分裂也是關鍵。 首先是藍營參選人民調落後的宜蘭、新竹、彰化、嘉義，國民黨在內部整合都面臨問題。台師大東亞學系教授范世平對此分析，由於立委謝衣鳯、縣長王惠美都不挺魏平政，國民黨很有可能丟失彰化。而宜蘭縣長林姿妙涉貪被停職，加上綠營曾多次執政，因此也有望贏回宜蘭。 至於在北部指標縣市新竹縣，藍營則鬧出徐欣瑩與陳見賢分裂的風波。范世平也指出，鄭朝方年輕票更具優勢，而且國民黨對鄭朝方也沒這麼討厭。至於在嘉義市，范世平也提到，白營的張啓楷至今未獲得市長黃敏惠全力相挺，加上王美惠實力堅強，成為綠營有望執政的縣市。 而蔡英文近日宣布接任新北市、基隆市、台東縣的競選總部主委，更為綠營五五波增加利多。蔡英文曾經在新北市選過市長，雖然落選但也拿過百萬票數，後來選過3次總統，更曾寫下116萬、139萬票的紀錄，由於目前蘇巧慧的民調與李四川膠著，蔡英文的加入有望號召更多曾投過她的中間選民，給予巧慧選情更多幫忙。 而在基隆市，雖然是藍大於綠的重鎮區，但市長謝國樑執政成效不佳，曾爆發一次罷樑運動，而且旗下大將也因涉貪遭收押，加上民進黨基隆市長參選人童子瑋形象不錯，也成為五五波膠著區。童子瑋是陸戰經營紮實的選將，蔡英文加入有望提供更多空氣票助力，為選情增加利多。 至於台東縣則是彌補了劉櫂豪與賴坤成分裂的風波，而陳瑩的原住民身份有望打入鐵板一塊的原住民選票，蔡英文接任主委也成為強心針。 至於國民黨被視為「最強母雞」的蔣萬安也遭遇挑戰，雖然他先前針對毒油風波砲打中央，號召支持者上凱道抗議，還喊出倒閣，展現政治企圖心。但是外界也接連檢視兒虐、砍樹、毒米粉等爭議，而蔣萬安「問A答B」，加上市府處理消極，不僅衝擊形象，就連深藍支持者看了也嘆氣連連。 而台北身為首都，自然是媒體的重鎮，蔣萬安近日來到宜蘭、花蓮、台東等地輔選，雖然能遠離喧囂，但是也少了聲量擴張的機會。反觀對手沈伯洋競選行程馬不停蹄，而且集中在台北市，讓他的理念與市政想法有了更多傳播的機會，加上他不空洞、不草率的特質，著時給了蔣萬安壓力。 當蔣萬安的特質與沈伯洋互相比較時，即使是外縣市的選民，也能清楚分辨誰更有能力。因此蔣萬安即使成為了「跨縣市輔選」的大母雞，仍然會遭遇更多質疑，即使是在藍大於綠的選區，他作為母雞的號召力成為疑問。 至於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更是沒有發揮母雞的功能，反而在指標縣市成為藍營小雞避而遠之的對象，目前輔選範圍僅限於彰化、新竹、南投、花蓮等藍營色彩鮮明的地方。 面對這樣的趨勢，國民黨麻煩大了！不過民進黨也不能因為風向有利就鬆懈，更需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在關鍵的內政問題也要力求少出錯，淡化政治對立與民粹氛圍。將九合一大選的風向從「政黨對決」轉為「選人不選黨」的中性比較，才能讓民進黨更有機會斬獲佳績。 作者/Oscar

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辭世，再次引發各界重新評價這位改革開放時代的重要政治人物。從整頓金融秩序、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到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朱鎔基長期被視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推手，也因強勢作風獲得「經濟沙皇」之稱。然而，一位政治人物的歷史定位，不應僅以經濟成長或改革速度作為衡量標準，更應放在制度發展、人民權利與國家治理的長期脈絡下觀察。對臺灣而言，朱鎔基的辭世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民主治理價值的契機。如何看待一位改革者的功與過，如何從歷史經驗中汲取制度改革的啟示，比起單純歌頌或批判，更具有公共討論的意義。 朱鎔基最大的歷史貢獻，在於以高度執行力推動中國經濟制度轉型。1990年代，中國面臨通貨膨脹、金融秩序混亂及國有企業效率低落等問題，他主導分稅制改革、金融改革及國企改革，也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信譽。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更使中國全面融入全球供應鏈，成為世界製造中心。從經濟發展角度而言，這些政策確實建立中國後續二十年快速成長的重要制度基礎，也讓中國逐步由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轉折點。 然而，任何重大改革都伴隨成本，朱鎔基也不例外。國企改革導致數以千萬計勞工下崗失業，許多傳統工業城市長期陷入經濟轉型困境；住房制度市場化改善住宅供應效率，卻也逐步形成房地產高度金融化與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制度結構；中央財政權力提升後，地方治理資源重新分配，也衍生新的財政壓力。這些問題直到今日仍深刻影響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成果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所產生的社會代價同樣不能被忽略，否則歷史評價便容易流於片面。 若從臺灣民主政治的角度觀察，朱鎔基的治理經驗更凸顯制度的重要性。威權體制確實能集中權力、快速決策，也能在短時間內推動大規模改革，但缺乏充分公開討論與社會監督時，政策一旦出現偏差，修正成本往往更加龐大。民主制度雖然決策程序較長，政策形成必須歷經國會審議、媒體監督、公民社會參與及地方意見協調，卻也因此建立較完整的制衡機制。改革能否成功，不只是行政效率問題，更涉及人民是否有充分參與、資訊是否公開透明，以及政府是否願意接受外部監督與修正。 近年臺灣歷經年金改革、能源政策、住宅政策及租屋補貼等重大公共議題，社會各界經常出現不同立場甚至激烈爭論。有人認為民主降低行政效率，也有人期待政府能更快速完成改革。然而，民主制度真正珍貴之處，在於允許不同意見充分競爭，讓政策在公開討論中持續修正，而非依賴少數領導人的判斷決定國家方向。改革速度可以衡量行政能力，但改革品質更需要制度保障。唯有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與公共參與，才能讓改革成果兼顧效率與公平，降低社會衝擊，提升政策的長期正當性。 朱鎔基的一生，留下的是一份功過並存的歷史紀錄。他推動市場化改革，改變中國經濟發展軌跡，也留下勞工保障、地方財政、房地產治理及社會公平等長期課題。對臺灣而言，真正值得借鏡的，不是追求一位具有強勢作風的改革者，而是珍惜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監督、制衡與修正能力。經濟發展固然重要，自由、法治與民主同樣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歷史人物終將走入歷史，但制度會持續影響下一個世代。如何在改革與民主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兼顧經濟效率與人民權益，才是朱鎔基辭世留給臺灣民主鞏固階段最值得思考的一堂公共治理課。 作者：林真心

前言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國際局勢劇烈變化，50年代爆發韓戰後，當時中國共產黨對於解放台灣抱有強烈的企圖心，美國政府為防止亞太地區再度爆發第二場軍事衝突，派遣美軍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也嚇阻解放軍對台進犯，台灣與美國也正式進入軍事合作階段。 1954年我國與美國正式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正式生效，美國正式在冷戰時期開啟協助中華民國軍事安全的紀錄，從情報蒐集、交換到實質的軍事合作，雙方互通有無。 相關的部隊與操作裝備 （一）、台美斷交前 1958-1967年空軍第34中隊，代號「黑蝙蝠中隊」，透過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合作，先後操作RB-17偵察機、P-2海王星巡邏機、C-123運輸機前往中國進行電子偵測任務。 1961-1974年在台灣成立「黑貓中隊」，代號快刀計畫，由空軍第35中隊執行任務，透過操作美軍的U-2高空偵察機，由我空軍派遣飛官進行操作，針對中國境內新疆、華北、西北、東北、東南等地進行戰術偵察任務。 1968-1969年美國為了解中國解放軍核武能力，包括核當量、核彈數量、基地詳細訊息等，特別編組的黑鴨中隊，合作代號為「奇龍計畫」，由我空軍飛官操作C-130運輸機，在全機身塗黑不易辨識的狀態下飛往中國新疆省進行偵測，為美國蒐集到寶貴的資訊。 （二）、台美斷交後 1979年美國雖然和我國斷交，基於「台灣關係法」的基礎，美國國會對台的支持力道不減，雙方仍舊針對國防事務進行交涉，隨著美國政府於1992年老布希總統正式宣布出售150架F-16A/B Block 20戰機後，為協助我空軍飛官戰術學習與移轉，1996年正式在美國成立第21戰機中隊，於美國本土為我空軍飛官進行戰術演練，包括複雜的編隊作戰、空中加油作業等，實際上也讓我空軍飛官接觸到其他國家戰機飛官，包括新加坡、荷蘭、波蘭等，除了提升我飛官的眼界外，更重要的是，在我國外交不易拓展的狀態下，F-16戰機也扮演我國軍事外交的角色。 2026/7/28美國在臺協會罕見的在網上公布美國海岸防衛隊排水量達4500噸的巡邏艦「米吉特號」（USCGC Midgett）和海巡台北艦在海上並行的畫面，該畫面是台美雙方於今年6/3舉行的「2026自由操演」所拍攝的照片。 台灣近年向美方採購的M1A2T戰車、海馬斯火箭彈等裝備，在正式抵台前，陸軍派遣相當數量的軍士官前往美國受訓，隨著印太地區情勢升溫，各國和美軍的合作更為常態與公開化，我三軍各部隊在區域、國家安全的框架下，三軍部隊前往美國進行「移地受訓」的頻率更為頻繁，象徵台美雙方的軍事與外交關係更為緊密。 結語 如今美國民主與共和兩大政黨，在對中政策的態度上轉趨強硬，這是基於美中兩強互動的結構所致，也是配合美國兩大黨的黨魁、國內遊說團體（農業、鋼鐵、造船、煤礦等）以及領導人等各層面全面應付崛起中的中國，在此邏輯下，台美現在及未來的軍事合作頻率將大為提高，無形中也強化軍方的實力（情報、訓練、灰色地帶、人道與作戰等）。   作者：宋磊

俄羅斯釋放被拘押四年多的美國退伍軍人羅伯特・吉爾曼，讓美俄關係出現一個微妙但值得重視的轉折。此事表面上是單一領事案件，實際上卻發生在烏克蘭戰事仍未平息、制裁與軍援持續牽動雙方關係的背景下。莫斯科選擇在沒有公開交換條件的情況下放人，勢必被外界解讀為一種外交訊號。 吉爾曼自2022年起在俄羅斯遭拘押，案件本身一直存在爭議。其家屬與美方人士認為指控不當，也長期擔憂他的健康狀況。如今俄方以人道理由釋放，讓他返美接受治療，對當事人家庭而言是遲來的解脫；但對國際政治而言，這更像是一場大國互動中的低風險試探。 川普宣稱此事是在與普丁直接對話後促成，且俄方未提出交換條件。這種說法若成立，代表莫斯科至少願意在特定人道議題上給華府一個可被包裝為外交成果的空間。俄羅斯未必因此改變對烏克蘭的戰略目標，但它可能希望藉由釋放美國公民，測試白宮對後續談判的反應。 這正是美俄外交最難判讀之處。人員釋放可以是善意，也可以是籌碼；可以是人道行動，也可以是戰略佈局。俄羅斯長期熟悉以被拘押外國人作為談判資產，過去多次美俄換囚都涉及複雜利益交換。這次若真無交換條件，反而更容易引發分析者思考：普丁想向川普傳達什麼？ 在烏克蘭戰爭仍膠著的時刻，任何美俄高層互動都不會是孤立事件。俄羅斯承受軍事消耗、制裁壓力與外交孤立，美國則必須在支援烏克蘭、控制升級風險與國內政治之間取得平衡。釋放吉爾曼不能被過度解讀為和平突破，但它確實提供了雙方保持溝通渠道的一個象徵性案例。 特朗普式外交一向重視首腦互動與可展示成果。相較於傳統官僚談判，他更偏好以個人關係、直接通話與交易式語言處理複雜議題。這種方式有時能突破僵局，例如快速促成人員釋放；但它也可能讓政策過度依賴領導人個人判斷，缺乏制度化約束與長期戰略一致性。 盧比奧作為國務卿，在此類案件中扮演的是把首腦成果轉化為官方敘事的角色。美方勢必會強調政府把被拘押美國人帶回家的能力，這在國內政治上具有效果。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營救海外公民都是最容易取得跨黨派支持的外交任務。對川普而言，這也是向選民展示強勢領導的一張牌。 但美國仍需避免讓俄羅斯認為拘押美國人可以換取政治關注。若每一次釋放都被視為大國談判成果，未來敵對國家可能更有誘因把外國公民當作談判籌碼。因此，美方在慶祝吉爾曼返國的同時，也必須維持對任意拘押與人質外交的明確譴責，不能讓人道個案模糊法治原則。 對俄羅斯而言，釋放吉爾曼也有形象操作價值。莫斯科可以把自己塑造成願意基於人道理由對話的一方，藉此削弱西方社會對俄羅斯完全不可談判的印象。這種操作未必能改變制裁格局，但可在外交輿論上製造裂縫，特別是當美國國內對烏克蘭援助出現疲態時。 歐洲與烏克蘭也會密切觀察此事。若美俄領導人直接互動增加，基輔最擔心的是自身利益被大國交易邊緣化。釋放一名美國公民本身不涉及烏克蘭領土，但它顯示華府與莫斯科仍能在特定議題上達成共識。未來若談判延伸到停火、制裁或安全保證，烏克蘭與歐洲都會要求被納入決策。 這起事件也提醒外界，領事外交往往是大國關係中的「低門檻測溫器」。當雙方不願直接談核心衝突，釋放被拘押者、交換遺體、開放人道通道、恢復使館服務，常成為試探信任的第一步。若這些小步驟能累積，才可能進入更高層次的安全談判；若只是單次善意，則很快會被戰場現實吞沒。 美俄關係的結構矛盾並未因吉爾曼獲釋而消失。烏克蘭戰爭、北約東擴、能源制裁、網路攻擊、核軍控與歐洲安全秩序，仍是雙方難以妥協的核心議題。釋放一人可以降低局部緊張，卻無法自動修復戰略互信。真正的外交突破，需要可驗證承諾，而不是單靠象徵性善意。 對台灣與印太而言，這也值得觀察。美國若在歐洲方向重新調整對俄外交，可能影響其全球戰略資源分配。華府如何同時處理俄羅斯、中國、伊朗與北韓，將決定美國同盟體系的可靠性。任何「大國交易」式外交若缺乏盟友協調，都可能讓區域夥伴產生不安。 吉爾曼返美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人道結果。無論政治立場如何，一名被拘押多年且健康惡化的公民能回到家人身邊，都具有基本的人道價值。但國際社會不能只停留在溫情畫面，也要看見背後的大國訊號：俄羅斯在試探華府，美國在展示談判能力，烏克蘭戰爭則仍在背景中塑造每一個外交動作。 這次釋放是破冰，還是戰略煙幕，仍需時間檢驗。若後續出現更多人道安排、停火接觸或軍控討論，它可能成為美俄關係微調的開端；若戰場升級與制裁對抗持續，它就只是一次有限善意。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普丁是否釋放一名美國人，而在於美俄能否把低風險人道接觸，轉化為不犧牲盟友與受害國利益的負責任外交。 作者：新公民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