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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BLM運動反思台灣社會的歧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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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不僅見於傳媒輿論,於日常生活當中,亦不乏有對外籍移工與新住民的不友善舉措,如有外籍移工於受訪時表示,搭大眾運輸時,一旁的台灣人見他都避而遠之,也有新住民表示,自己的小孩常被因外型特殊被學校同儕取笑。若我們對此種歧視的現象繼續視而不見,還有資格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嗎?

因警察暴力執法不當致人於死的「喬治.佛洛伊德死亡事件」,引發全美抗議種族歧視的BLM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遍地烽火,甚至演變為碰壞公共建築、暴力、縱火等逾越法律底線的犯罪事件,其中西雅圖抗議者更於6月間,佔領位於國會山區,因警方棄守而暫時停用的西雅圖警察局東分局,宣稱成立「國會山自治區」,設立路障,禁止警察進入,並由其成員手持槍械盤查進入該區民衆。然而在自治區內接連發生性侵、鬥毆與嚴重的槍擊事件,在輿論譴責的壓力下,市長珍妮·德坎下令取締「國會山自治區」,並於7月初始遣派警察至該自治區清場,但劇碼並未隨之落幕,抗議烽火仍在各地燎原,如在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市,BLM運動團體欲仿效西雅圖成立自治區的方式,致暴力事件頻傳,多位市民死傷,喬治亞州州長坎普遂於7月6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部署1,000名國民警衛隊進駐亞特蘭大保護市民。

台灣人對於外國人也有歧視。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台灣人對於外國人也有歧視。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乍看之下,BLM運動源於抗議員警對非裔黑人的執法暴力,然而倘從黑人的視角理解此次行動的紋理脈絡,警方暴力執法僅是導火線,根本原因是黑人族群對「結構性種族歧視」提出血淚控訴,這種歧視深藏於美國社會各層面,可以說是無所不在。

回溯美國的歷史,二戰之後,全國有色人種權益促進會等多個草根團體開始積極鼓吹廢除種族隔離制,開展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致白人至上的意識型態不可避免地殞落,美國國會於1964年通過禁止在教育、工作等方面,對不同種族者有歧視行為的「民權法案」,然而,根據學者的研究,民權運動並未使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真正消失,只是不平等的狀況,從公然歧視轉化成隱晦的形式。

首先,黑人在經濟上的劣勢日益加劇,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於2016年的報告即指出,黑人與白人間的收入鴻溝自1970年代以將日漸擴大,在1979年,黑人男性比白人男性少賺百分之二十二,至2015年,少賺的比例提升到百分之三十,且相較白人,黑人更易墜入失業的困局,在2010年面臨經濟大衰退時,黑人的失業率增至百分之十六,反觀白人失業率始終小於百分之九。該研究所的報告亦指出左右兩者收入差距的因素,皆與種族歧視密切相關,如在雇用上的歧視、反歧視法執行強度不足等等。

除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外,諸多學者亦指出美國刑事司法體系多有歧視性作為,如美國警察長期使用「種族定性法」(racial profiling) 值勤,預設黑人族群易從事特定犯罪,而對之騷擾盤查,致黑人的監禁率高於白人。社會學者愛麗絲‧高夫曼在《全員在逃》一書中即指出,入監者絕大比例都是黑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黑人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在35歲前都曾入獄;1990年代出生的黑人小孩,有四分之一在他十四歲前,父親都曾遭囚禁。此種針對性監禁的情況顯見美國的種族壓迫愈演愈烈,已嚴重斲傷黑人在民權運動間爭取的人權。

對於這場震驚全美的政治風暴,在台灣遠觀的我們,或許覺得事不關己,畢竟台灣看似未有美國般明顯的種族歧視,然而,台灣社會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及新住民,其實已展開「種族化」的過程多時。根據學者的定義,種族化係指標舉特定族群的生物與文化特性,並加以本質化、自然化的社會過程。以此觀之,台灣的輿論與社會觀感,對此群體往往貼上「買賣新娘」、「假打工真賣淫」、「犯罪多,危害治安」等負面標籤。

2019年時,國民黨籍總統侯選人更公開説出「東南亞人很多來台賣淫」及暗喻外籍移工是「雞」等含帶偏見的話語,這些標籤與話語,反映台灣人對地域的偏見,背後的邏輯是將他們母國的低度發展,歸咎於這些國家的人懶散不努力,在品格和能力上多有缺陷,因此認為外籍移工只能從事骯髒、危險和辛苦的工作,尤其失聯移工犯罪率高,成為治安的隱憂;另外,新住民普遍被認定是為逃脫貧窮而遠嫁來台,更受貶抑為只剩傳宗接代的功能。

事實上,來台的外籍移工,不僅填補台灣日漸缺乏的勞動力,撐起台灣經濟的結構,在台灣於1993年成為高齡化社會後,更於家戶中替台灣人照顧老邁的長輩,而失聯移工犯罪率高的說法,從統計數據已證明該群人的犯罪率遠低於國人,可謂純屬荒謬;而新住民亦在家庭中扮演生養後代的重要角色,兩者對台灣整體社會的貢獻不言而喻,卻往往被社會投以偏見,甚至污名化為劣等的他者,這不是歧視,那什麼是歧視?

而歧視,不僅見於傳媒輿論,於日常生活當中,亦不乏有對外籍移工與新住民的不友善舉措,如有外籍移工於受訪時表示,搭大眾運輸時,一旁的台灣人見他都避而遠之,也有新住民表示,自己的小孩常被因外型特殊被學校同儕取笑。若我們對此種歧視的現象繼續視而不見,還有資格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嗎?

作者 / 王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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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歧視 社會 移工 種族 美國
2020-07-22 王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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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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