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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舉報-中原事件侵害大學講學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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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既然難得來台,就得好好體驗民主自由的學習機會,而非把對岸高校的文格式舉報文化,強行帶入台灣的大學校園環境,台灣學生不會把舉報者當成李明亮,而是當成令人討厭的廖北仔(告密者),告密者)在台灣社會關係裡始終是被當成可恥的事情。

伏爾泰反對君主制度,提倡自然神論,批判天主教會,主張言論自由。他曾被認為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陸生的舉報文化。
陸生的舉報文化。

近日,中原大學陸生不滿授課教授的言論,向中原校方舉報投訴,陸生甚至在投訴信尾端表示,要求授課教授在全班面前道歉,若校方冷處理,將會以「自己所理解的反擊方式私下了結。」中原校方或許第一線站上息事寧人的作法,或許是希望授課教授在課堂遠距上課時道歉,沒想到又引發校方禁止教授講述來自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授課教授感到備受侮辱,於是找來執政黨立委召開記者會,而中原校方則還原授課教授的上課原因,直指授課老師確實有歧視的言論,中原事件引爆一場國家認同和意識形態之爭。但喧囂之前,筆者傾向反思一個癥結點:陸生的舉報文化。

中原大學招名威老師在課堂上講中華民國,遭陸生舉報。 圖片來源:東森新聞
中原大學招名威老師在課堂上講中華民國,遭陸生舉報。 圖片來源:東森新聞

舉報文化最著名的禍端:中國文化大革命

中原校方與招名威教授的溝通上的是非對錯暫且不論:但值得反思的是;對岸的舉報文化或各類黑函攻擊事件,絕非是為了正義初衷,而是製造政治對立,此舉往往伴隨而來的是更令人憎恨的結果。事實上,同學舉報老師在儒家尊師重道的文化簡直不可思議,同學舉報或批鬥老師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舉報的行徑代表破壞了大家心中的安全世界。以此位陸生舉報招名威教授上課歧視為例,很多人看到這個陸生脅迫的第一反應是覺得沒有意義,來自武漢的新冠肺炎、中國實際的感染及確診人數的可信度、亞裔人士在肺炎疫情爆發後在各地受到歧視等云云,既非課堂老師授課無中生有,完全都是學術上可受公評之事。

令人不禁懷疑者,這位陸生舉報者的目的顯然不是伸張正義,而是發洩觀看遠端課程備受侮辱的情緒,這些舉報者會招致反感的一個更關鍵的原因是:他們的目的並不是伸張正義,並非是他們本身也並非道德無暇,而是忽略大學講學自由是言論自由保障重要的一環,這名舉報陸生應當心同此理: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中國留學生在國外不會少遭遇這些歧視,港澳台外留學生至中國留學,上課遇到政治意識形態問題,都是用伏爾泰的名言來加以警惕自己,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廣見聞,什麼其他意見都聽不下去,乾脆留在中國讀書就可以了,不用大老遠來台灣讀書。

憲法保障講學自由 校方不該容忍包庇陸生脅迫

事實上,筆者並不反對學生舉報老師,尤其當老師濫用權柄致使學生利益受害的各種行為,學生無力對抗又受更一層威脅或打擊報復時,基於學權保障,或許舉報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制止罪惡發展的正義且正當途徑。不過,招名威教授下午發表聲明,陳述自己在3月13號生物化學課堂上,根據科學的判斷,針對新冠病毒提出合理的假設:第一、病毒來自於武漢;第二、對中國官方提出的死亡人數有疑慮;第三、亞洲人及黑人遭受種除歧視的事實等引發大陸學生的不滿,校方要求他兩次在學生面前為此公開道歉,且內容不可提及他是中華民國的教授,否則就是在製造「兩岸對立」。

面對真正的罪與惡,首要的且最關鍵者,不是向上舉報,而是以正氣和勇氣站立對抗,將罪與惡止於其發端之始。學生對無賴流氓老師如此,老師對無恥無知流氓學生,亦當如此。面對教學內容上的觀點分歧,抑或老師課堂上的無心之舉,首要的且至終的,不是借機扣帽子,抓辮子挖陷井,設害埋伏,借機自保或升遷獲利,向上級舉報一心想要整倒老師。反之,而是應當要坦誠交流,互相激蕩、切磋,留有後待思考的餘地,也為彼此打造可拓寬的理性、悟性和靈性的空間。學生對老師應如此,老師對學生,亦當如此。舉報的陸生在課堂上或許無法在課堂上直接Q&A,而是應當在教學平台上提供相關數據或學說見解,達到與授課老師和修課同學達到切磋交流之目的。

舉報陸生應體會:廖北仔(告密者)向來不受台灣社會歡迎

很多時候,舉報是正義且有效的,比如舉報違法犯罪行為,舉報作弊行為等,這樣的舉報有助於維護公平和正義,維護社會規範和安定。誠然,上述事件中的被舉報者都或多或少違反了規定,但以上舉報行為仍然招致了很多反對的聲音。教育部和國內其他學校應當研擬「反舉報現象」的校園防衛制度,陸生透過一次、兩次的舉報而獲得甜頭,於是陸生就抱團式大肆舉報,此種行徑在台灣解嚴民主化後,在大學校園文化裡幾乎絕跡,畢竟台灣的大學是受到憲法意義的制度性保障,大學環境不像中國高校到處受到政治的監控,為了政治意識形態而舉報似乎沒有正當化事由。

職此,誠心建議陸生既然難得來台,就得好好體驗民主自由的學習機會,而非把對岸高校的文格式舉報文化,強行帶入台灣的大學校園環境,台灣學生不會把舉報者當成李明亮,而是當成令人討厭的廖北仔(告密者),告密者)在台灣社會關係裡始終是被當成可恥的事情。

作者 / 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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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4 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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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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