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台灣出現七名女性地方首長，確實表示台灣人越來越接受女性執政，但是除了嘉義市長當選人黃敏惠以外，全部都表態反對婚姻平權及性平教育，讓年輕人感到相當的失望。

這次九合一大選的結果，不僅反挫了台灣本土認同者與性少數族群，同時這片土地上的所有女人們，其實也在這場選戰中失去許多，不單單只是部分女性所堅持的進步價值而已，而是女性集體的社會及歷史定位。

這次九合一選舉創女首長人數新高。 圖片來源：Cheers

或許這麼說會有人感到不解，這次有七名女性地方首長當選人，分別為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跟嘉義市，幾乎可以說是開創台灣的女性歷史，根據台中市長當選人盧秀燕受媒體採訪的說法，是台灣「性別平等」意識的象徵才對，為什麼女人反而輸了選戰呢？

長期耕耘婦女防暴的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指出，這次台灣出現七名女性地方首長，確實表示台灣人越來越接受女性執政，但是除了嘉義市長當選人黃敏惠以外，全部都表態反對婚姻平權及性平教育，讓年輕人感到相當的失望，這固然是最顯而易見的部分，然而問題可能不只是如此。

先說性平教育的部分，性平教育是台灣民主及女權運動的重要成果，台灣民主及女權運動先烈彭婉如女士，生前致力於推動女性參政權，在民進黨內推動三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二十二年前她遭到強暴謀殺後，行政院研擬«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也就是現在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希冀透過教育達成女性地位的提升、所有性別的實質平等與減少性別暴力的發生，然而卻遭到當今女性地方首長當選人們的打壓，這嚴重傷害了女性參政象徵進步價值的歷史定位。

若是談到婚姻平權的部分，女性詩人Adrienne Rich生前曾經指出，女性遭受強制異性戀機制壓迫，這是為了確保女性可以受到男性控制利用，並引述推動性騷擾法的先驅、法學教授Cathrine Mackinnon的職場性別歧視的著作，認為強制異性戀機制是為了讓女性在公共領域成為待價而沽的商品；法國女性唯物主義學者Monique Wittig更指出，女性並非自然與男性分離的群體，性別角色是男性壓迫女性的產物，異性戀社會的形成根植於男尊女卑的價值觀，女性被視作男性的財產及附庸，並且Wittig大力批判當代主張建立純女性社區的女性主義者，主張所有女性都必須起身推翻異性戀社會。

也就是說，反對婚姻平權不只是壓迫同志權利，同時也象徵支持女性在傳統婚姻家庭扮演的角色，那種夫唱婦隨、三從四德的女性枷鎖，與建立平等的親密關係背道而馳，若不是基於這種不平等的性別關係想像，在一個女性與男性享有同等能力及地位的狀態下，異性與同性關係之間究竟有何區別呢？

不僅如此，這次女性地方首長當選人中，幾乎全部都高度仰賴丈夫或父兄的政治資源及地方人脈，尤其是花蓮縣長當選人徐榛蔚及雲林縣長當選人張麗善尤為明顯，因此她們的當選根本稱不上是女性政治的勝利，反而是父權政治系統運作的樣貌。

對此現象，猶太裔女性文學家Andrea Dworkin早有分析，在其著作«右翼女人»（Right-Wing Women）中指出，右翼政治是透過男性資源壟斷，藉此拉攏與操控女性的政治系統，因此這些女性只是右翼男性的傀儡，並非獨立自主的政治主體，Dworkin更進一步在《言語的力量》（The Power of Words）提出主張，對女同志的壓迫並非單純對同性戀的歧視，還帶有男性對於女性團結的恐慌，是對女性政治的打壓手段，因此反同女性不只是壓迫性傾向不同的女性，本身也是在分化女性的集體力量。

另一名女性學者Marilyn French也有相關分析，在著作«對抗女人的戰爭»（The War Agaist Women）中指出，現存的主流政治型態並非女性政治，早期人類生活在母系平權社會中，後來男性合謀打壓女性地位，在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中支配女性，因此除了主張性別平權的女性以外，女性在政治中只是被支配者而已，唯一建立女性政治的方式，就是透過女性團結的集體力量取回權利，而不是仰賴男性提供的小恩小惠來爬上政治經濟高位。

或許說到這裡，很多人會認為，即使這些女性地方首長當選人反對性別平等，但因為她們的性傾向、社經地位、家族利益與政治立場，這依舊是少數特權女性的勝利，因此我想引述法國女性社會學家Christine Delphy的觀點，女性最大的敵人不是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而是建構性別不平等的父權體制，因此支持不平等系統的男性可以從中得利，但是支持不平等的女性也會因此受害，不能與同樣立場的男性同語而論。

這篇文章的最後，筆者必須呼籲面對如此不利的選戰結果，女性必須有決心地意識覺醒，學會爭取自身權利，並且與姐妹們團結對抗接踵而來的壓迫，讓台灣成為真正女性平權的土地。

作者 / 吳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