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的民主化推動了數十年，學生自治也推動了數十年後的今日，普遍的學生仍充滿著冷漠與排斥，這樣的警訊恐怕不只有校園內的師生該去檢討，而是整個國家對於公民養成的期待是否該做檢討與修正了。
近期，成功大學學生會的改選引起網路上滿高的討論度，在選舉開始投票的第一天，選委會竟出了大包 — 提早關閉投票所、未確認身分所導致的重複投票……。在學生自治的實務上，筆者認為每一位學生自治圈的學生，都仍是學生、尚在學習，只要願意承認錯誤、負責，這些錯誤都是可以被原諒的。不過，筆者在學生自治的實務經驗中，看到了我國公民教育的隱憂。
台灣在解嚴以後，隨著社會風氣漸漸開放，校園內的校園民主改革卻逐漸不被師生重視。甚至，普遍大專院校內的學生會，在現實因素的摧殘與妥協下，幾乎淪為校方的傳聲筒、背書的學生組織。
學生會在無法達成普遍學生對學生權益的期望、組織形成的過程中因投票率低落而缺乏民意基礎、財務多半受到學校牽制與管理的情況下，自然而然的朝向弱學權、重娛樂的性質前進。事實上，當眾人對學生會成員們忽視身為學生自治團體應盡的義務與責任感到不齒時，多數的學生會成員，恐怕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儘管，筆者能理解學生會經營上的困難與限制，但還是對忽視學生權益的學生會，感到不以為然。在搖頭之後，筆者以投入校內學生權益工作與學生會會長選舉的過程，窺探出了幾點對公民教育失敗的質疑：
首先，大專院校學生自治的投票率低落，引用成大學生會會長參選人粉專所述，在成大，每五年就有三年的學生會會長難產。放眼各校學生自治的現場，也幾乎是如此。
學生議員、學生會長無人參選、參選後投票率不足而流標、學生議員不足額的問題始終困擾著各校學生自治圈的夥伴們，撇除有操縱選情的可能性，當各校的學生自治投票率都是個位數，甚至1%不到，這或許不單單是學生會令人失望、參選人不得民心，而是整個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公民教育失敗得徹底。
各校的中選會等學生會所屬單位出包的情況時有所聞，行政中立、選務中立、公開透明的精神被各自表述的狀況不是個案，當學生自治工作者沒有意識到職務上的利害關係與投入服務的初衷，難保未來各校的學生自治現場，不會再度出現類似的錯誤與荒謬的決議。
最後，在學生權益推動的實務上，筆者看見許多狀況是在網路上的輿論驚人，但轉換為行動與現場發言時，又會被認為是過於躁動、激進、不尊重師長。當學生權益的推動建立在校方「恩准」的前提上，權益的維護與推動，永遠都只會是想像。
我國的學生平均受公民教育的訓練與養成四年以上，但無論是投入學生自治的學生，亦或旁觀學生自治發展的普通學生，對於倡權、權益維護、中立原則、公開透明與公民參與的意識普遍薄弱，甚至採取負面的態度。
筆者不禁質疑，我國的公民教育施行至今，究竟有沒有回首檢視從愛國教育轉為公民教育的歷程中，是否有達到我們對民主社會的公民所應擁有的素養。如果公民教育只是在大考的考題中用特定的邏輯與公式來做「是非」與「選擇」的考科，那麼何時我們才要脫離鬼島，成為一個普遍公民都擁有倡權、權益維護、公民參與意識的國度？
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校園的民主更是彌足珍貴，筆者從來不認為公民素養的養成是一蹴可幾，但當台灣的民主化推動了數十年，學生自治也推動了數十年後的今日，普遍的學生仍充滿著冷漠與排斥，這樣的警訊恐怕不只有校園內的師生該去檢討，而是整個國家對於公民養成的期待是否該做檢討與修正了。
作者 / 許家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