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問教育部與教育現場的教職員：翻轉教育、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喊了這麼多年，我們仍處處可見主張「好好念書」不用知道太多的教育工作者，究竟我們改變了什麼？
學生與教師之間，是一個微妙的特殊權利義務關係，正因為這個特殊的權利義務關係，使得教師有權在適當的情境下，基於教育性質而對學生施以管教手段。台灣在接受日本殖民統治與中華文化的影響下，對於「教師」的崇拜與敬畏不在話下。
對於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特殊關係，教育部在2006年正式修法施行「零體罰」政策後，台灣社會對於「零體罰」的政策始終有不同的觀點，長期揭露教育現場不當管教的人本基金會，也經常性地成為部分教育工作者所敵視的民間機構。學生的人權在近十年來，漸漸受到國人的重視。在相關法案與社會風氣的推進之下，各級校園由學生為主體，發起的各級學生自治組織也逐漸蓬勃發展。
儘管如此，教育現場上非正當的管教行為仍層出不窮，在學生圈中不時傳出教職員對於學生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與人權所做的請求與行動，不但沒有持著正面的態度面對，反而以嘲諷、喝斥的態度與行政上的作為加以阻饒學生。
舉例而言，多數學校實施的學生管理辦法等相關校內規定，其制定的過程中經常忽略學生的意見，校內的政策與規定的修訂，對大多數學生而言是一無所知。學生與校方之間嚴重的資訊不對稱與過度膨脹的特殊關係，使得學生在校園中經常性的處於絕對弱勢的角色。
在這個講求人權、民主、法治的社會，身為學生的我們，不禁反覆的思考，這些年來經常聽到教育現場中的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員，開口閉口都是「翻轉教育」、「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但為什麼學生在這個特殊關係中，大多數的情況都只能是無實質影響力的弱勢者呢？
從各級學校的校規、學生管理辦法到學校最新的政策、攸關學生的相關計畫，似乎除了少數學校，因為對於學生權利與人權的校園文化已十分成熟，以至於擁有全校性的、公開的參與決策過程外，其餘學校的學生彷彿次等公民般，對於校務相關、攸關學生權益的相關事宜，總是只能被動的接受最終結果，甚至於無法得知。
舉例而言，大學學生宿舍的宿舍收費應有一套公式來提供收費依據的參考，並依循公式來視物價等因素調整價格。但大多數的學校筆者找了許久，都找不到宿舍收費的公式，甚至在調整收費價格時，並無召開說明會、公聽會來聽取學生意見。
另一方面，攸關學生權益有關的教育計劃，以近期的高教深耕計畫來說，教育部開辦高教深耕計畫的目的在於提升教學品質、與國際接軌。言下之意與學生的受教權與學生權益息息相關，但卻僅有少數大專院校「願意」公開計畫內容、與學生溝通高教深耕計畫的計畫內容。甚至，更聽聞有大專院校行政主管駁斥學生「沒有資格」知道高教深耕計畫的申請內容。
身為學生，我們想問教育部與教育現場的教職員：翻轉教育、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喊了這麼多年，我們仍處處可見主張「好好念書」不用知道太多的教育工作者，究竟我們改變了什麼？當攸關學生的東西，學生無權知道，那麼是誰才有資格知道呢？
作者 / 寂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