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用力督促政府以法令規章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得有尊嚴；而不是用道德教條去深化一個人的精神力，讓一個苦難的人像佛陀般偉大地割股餵鷹、犧牲奉獻著。

賴清德說了「照護員功德說」之後，整個中華民國台灣島一片譁然。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賴院長的談話全文：「所以我們做這個事情，照顧老人可能薪水3萬多元，好像不值得，工作困難條件、環境已超過忍耐程度，愛心施展有一點困難，我在這裡要勉勵第一線照服員，把它當作功德台灣的社會理念、做善事的行為。真有碰到困難，希望衛福部也有機制解決，不要讓照服員在第一線獨自面對、獨自承擔，他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忍耐或離開工作，這樣不好，這要隨時檢討、隨時調整，讓整個制度更加周延」。

賴院長的談話之所以引起爭議，在於很多人認為「照服員累得要死，你卻要他當作在『做功德』？那難怪執政黨的勞工政策如此、勞基法一改再改，還要聽立委、財團們幹話連連，引得天怒人怨至此」。

替賴院長緩頰的人說「哎呀，賴院長也有提到政府應該要有設法改進照服員工作條件的機制，並不是在『要求』照服員任勞任怨做到死啊」！

談話原文的兩個重點

一、「我在這裡要勉勵第一線照服員，把它當作功德台灣的社會理念、做善事的行為」。

二、「真有碰到困難，希望衛福部也有機制解決，不要讓照服員在第一線獨自面對、獨自承擔」。

這段談話延伸出兩個議題：

其一，身為一個行政院長，這樣子的談話有沒有什麼問題呢？其二，如果有問題，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應該要從什麼面向，試著去更深入地探討？

身為一個行政院院長，基本的態度應該是：第一，試著看到問題；第二，設法從制度面去改善問題，而不是要求弱勢者去樂於付出。從這段談話中的第二個重點看來，賴院長似乎…至少從字面上來解讀…發現了問題，也要求政府機關要設法改善問題。

問題在於「勉勵第一線的照服員做功德」

就以照服員的工作內容為例，領的錢極少、而工作負擔極重。因為這些工作對整個社會有「功」，所以要鼓勵更多人去做；因為做的人鞠躬盡瘁，但其報酬卻少到幾乎等於犧牲奉獻，近似一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德」，故而讓人感佩。

簡言之，既然名之為「功德」，就表示做的是「超出份內之事」或是「付出的心力遠大於實質的收穫」之類，本質上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的道德教條。

道德教條的效果

戒嚴數十年的中華民國，幾十年來不斷強調四維八德之類的道德教條。「為什麼統治者要這麼強調道德教條呢」？這個問題涉及到了「對於統治者動機的主觀判斷」，在此暫且不論。至於「這麼強調道德教條究竟會產生什麼效果」？這個問題探討的是客觀的現象，所以值得書寫探究。

效果，就是「集體主義的入腦入髓」啊！

所謂的集體主義，維基百科是這麼說的：「集體主義，是主張個人從屬於社會，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團、民族、階級和國家利益的一種思想理論，是一種精神。」所謂的四維八德，正是把一個個有血有肉之人當成國家、民族或家庭的小螺絲釘，要每一個「個人」各司其職、各安其位，為了成就「整體」而竭心盡力！每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就此被道德規訓碾碎，成為「禮教吃人」的受難者。這難道不是集體主義的另一種壓迫？

而這正是台灣無法進步的原因！過去政治上強調的是「沒有國哪裡會有家」、「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解嚴之後多元的社會思潮固然讓台灣逐漸走出僵固的政治教條，但凡事講究「四維八德」的集體主義依舊無所不在。在工作上，要「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趁年輕多學一點，不要計較薪水，老闆看到了會加薪」（但是中華民國的課稅制度是否嚴重地朝財團傾斜？）、「當個有責任感的工作者/醫師/護理師/空服員/消防員……」（但是夜以繼日加班的上班族、嚴重血汗的醫護消防工作者，真的有對自己的人生、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嗎？）。

總之，檯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為了大家好，集體的利益當然應該重於個人的利益」，檯面下心照不宣的惡質文化則是「集體的利益永遠被少數把持」！

所以財團橫行、所以政客猖狂。這樣的島嶼，怎麼可能會進步？

你我都是「功德說」的推手

法律與道德之間，很明顯的，法律是底線，而道德是高標準。

關於「底線」的法律，如果要進一步說，法律又分為公法與私法。簡略地說，就是：如果有誰殺了人，這樣的罪行是國家應該主動介入處理的；但如果是有外遇、劈腿，那是兩造之間的事情，別人無可置喙（即便是在中華民國相對落後的刑法下，通姦仍是「不告不理」的）。

關於高標準的「道德」，「理應」只有「自己要求自己」的可能；我們不需要、也不應該讓任何人來「勉勵」、「要求」自己「做功德」，尤其是不應該由強勢者去勉勵弱勢者–那種外來的「勉勵」、「要求」，就是一種集體主義的變形壓迫。

可是中華民國習慣了集體主義這一套。不管是法律問題還是道德問題，不管是殺人放火的罪還是劈腿外遇的惡，都要用道德的高標準去批判一番；就連日本的知名殘疾人士婚外情，中華民國的名嘴網紅們也要隔海撻伐一番，彷彿那位日本人的外遇行徑敗壞了中華民國的優良風俗，很可能會害所有中華民國人陷入敗德的深淵。

在中華民國，談到博愛座，「敢不讓座就把你罵得狗血淋頭」是一種理所當然的集體主義顯性表徵（那個座位是要讓給老弱婦孺的；大家都沒有坐，你又不是老弱婦孺，你怎麼這麼不要臉膽敢霸佔座位？）；談到「孝順」或「堅強」，「對於七歲就學會煮飯、照顧失能雙親的孝子用力讚揚」或「對失去了一條腿仍殘而不廢地在工地工作、自食其力的身障朋友用力歌頌」則是另一種集體主義的隱性深化。

為什麼？因為，當我們聽到這些悲劇，如果我們的第一個反應竟然不是質疑「為什麼這個社會貧富差距這麼巨大，而且社會救助網絡卻又這麼殘破」，卻是一昧地讚揚歌頌小朋友的「孝順」與身障人士的「堅強」的時候，我們就是在放棄了身而為人應有的「同理心」，我們就是在用「道德教條」強化這樣一個–無視於「個人苦難」，只希望每個人「用超乎常情的道德擔負起自身的不幸」、「用積功德的心態獨自承受今生的苦難」的畸形功德文化。

「比你更可憐的人都這麼努力了，你憑什麼說社會對你不公？憑什麼要求社會救助」–這樣子的論調，難道你我還不熟悉嗎？

我們並非基於這樣冷酷的動機而歌頌讚揚，但是我們的歌頌讚揚卻造成這樣的實質效果！

結語

總之，這篇文章的用意並非在替賴院長緩頰，更不是要藉由「把大家都牽拖下水」來淡化賴院長的失言。而是沉痛地呼籲：不要再用道德去「頌揚」、「勉勵」甚至「要求」他人了。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用力督促政府以法令規章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得有尊嚴；而不是用道德教條去深化一個人的精神力，讓一個苦難的人像佛陀般偉大地割股餵鷹、犧牲奉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