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檔案資料的開放，事實上，即便不修改相關法令，政治案件都有在司法上獲得平反的空間。

蘇炳坤，1986年被指控涉嫌搶劫殺人，一審獲判無罪，但檢察官上訴後改判，高院依《懲治盜匪條例》之故意殺人未遂罪，判決有期徒刑15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2000年12月10日，蘇炳坤獲得陳水扁總統特赦，「罪刑之宣告為無效」，但向法院申請冤獄賠償時，法院以判決定讞前的羈押及定讞判決所為刑的執行，不因特赦而受影響予以駁回。總統特赦固然使蘇炳坤不用再坐牢，但並非意味在法律上他是「無罪的」，基於幾項當時判決有罪證據之虛偽、不實，因而向法院聲請「再審」。

2017年9月19日，高等法院裁定本案准予「再審」，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赦免是向將來發生效力，且赦免與再審的規範目的與功能不同，為確保受冤抑的受刑人有請求刑事補償機會，仍有對原確定判決尋求非常救濟的法律上實益，自得聲請再審。

二、當時據以判決有罪的部分證據，如證人之證言事後已被證明為虛偽，符合《刑事訴訟法》聲請再審之要件。

高院裁定准予再審後，才開始進入真正的再審程序，能否「翻盤」，使蘇炳坤在法律上真正回復「無罪之身」，則還要看未來審理的結果。

蘇炳坤案獲准再審，對於臺灣近來推動轉型正義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特赦」不代表在法律上回復到「無罪」，對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而言一定心有戚戚焉，這些被認定當時是受到「不當」審判的政治案件，政府採取的方式並非是讓現在的司法重新檢驗當時的判決，而是以發放「補償金」（不是「賠償金」）的形式來處理，最高賠償600萬元（死刑者），當時懲治叛亂條例規定，「叛亂犯」的財產除生活必需外，一律沒收，這些財產上損失，一律算在最高600萬的額度內。
但金錢補償並不代表這些政治受難者在法律上是「無罪的」，是「不當審判」而不是「不法審判」，即便總統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但法務部明白表示，這跟「無罪」是兩回事。

換言之，領到補償金與回復名譽證書，都沒有改變他們在法律上被宣判為「叛亂犯」的事實，這對政治受難者而言當然很難接受，當初明明跟叛亂扯不上關係卻被以叛亂罪抓去關，這自然不是金錢補償或頒個證書就可以「平反」的。因此，能否讓這些受到「不當」甚至在當時就已經是「不法」審判的案件，在法律上重新獲得「無罪判決」，才是「平反」問題的核心。

其實，這樣的轉型正義，本來是有機會實現的，可惜的是，配合解嚴而實施的國家安全法，當中的第9條第2項卻把這條路幾乎堵死，原本依照「戒嚴法」規定，戒嚴時期受軍事審判的案件於解嚴後可提起上訴救濟，戒嚴法之所以這樣規定，當然是考量到軍法審判對人權保障較不足，且戒嚴應屬短期措施，因此，應該讓受軍法審判的平民於解嚴後有救濟管道。

但臺灣的戒嚴一實施就是38年，受過軍法審判者，除了軍人以外，平民的數量也相當龐大，大宗就是所謂的「叛亂案件」。當時，為避免這些案件在解嚴後上訴翻案，於是設下嚴苛條件，除非符合「再審」、「非常上訴」事由者，其他凡是在解嚴前已判決確定者，一律不准上訴。兩者的要件本就嚴格，加上解嚴初期，當時政治案件檔案仍塵封在庫房，要政治受難者提出新證據或事實根本強人所難，此一救濟管道形同虛設。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檔案史料的公布，「新證據、新事實」也不斷出土，關於政治案件的「再審」與「非常上訴」就有檢討的可能。例如時任總統的蔣介石雖然依當時規定有權針對軍法審判結果，決定是否發交「覆議」，但他不僅會將案件發交「覆議」，還直接批示要求改變刑期，原本判決12年的政治犯，在他大筆一揮下「一律改處死刑」，不管是1956年軍事審判法施行前後，都沒有授權軍事長官可以變更原判決刑期，蔣介石直接批示加重，軍法官哪一個敢不照判，因此，即使案件在形式上仍是透過「覆議」的判決而加重刑期，但實質上完全是由蔣介石所決定，這樣的情況很明確地連當時的法令都違背，是「違法審判」無疑。其他還有許多情形，也被學者指出是「違法審判」，而這些研究的發現，都來自於不斷公開的檔案資料。

前一陣子剛落幕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針對過去受不當軍法審判之人民創設特別救濟途徑，包含設置特別委員會或修改國家安全法第9條，這當然是一種方式，但筆者要強調的是，隨著檔案資料的開放，事實上，即便不修改相關法令，政治案件都有在司法上獲得平反的空間。過去，受限檔案史料的欠缺，即使司法想要有所作為，也面臨結構上的困境，但隨著蔡總統強調政府會盡最大努力把每一份檔案挖掘出來，這將是司法在轉型正義工作上的一個轉機，就看司法界能否把握住了。

作者 / 陳昱齊